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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惠特利和艾达·韦尔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独在这个主题内产生了交集。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决绝之间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势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远远复杂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经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隶，他反对废奴，反对给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在决定加入联邦军之前还短暂地考虑过是否为邦联军卖命，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么积极地保护这些和他没有任何共同点、显然也无法激起他怜悯之心的人的公民权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种实际目的和个人目的在此交汇，而19世纪晚期的美国也正是如此。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艾达·韦尔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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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一个战后世界。当时的城市迅速崛起，技术和交通快速发展，西部的扩张如火如荼，以至于常常会让人忽略了这个现实。但在这一切的发展背后，不管是在人员上、实际上还是心理上，这个国家都仍然遭受着冲突的余波。1865年结束的内战夺去了60多万人的生命，留下几乎同样数目的伤残人员，国家经济也随之陷入危险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则需要供养，这是当时的北方和南方都面临的问题。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稳定的也不只是经济，许多幸存的内战老兵还需要政府的赡养以度过余生，这其中有些人会一直活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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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内战，对于南方遭受的更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物质破坏，美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解决。在战争期间，南方的房地产价值减半，农产品产出价值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追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南方，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农民都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作为佃农，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通过劳作分得一部分农作物，用自己的劳役偿还债务。大多数人通过种植棉花而非作物来偿还那些他们不得不担保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永无希望还清。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在恶化：格兰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在担任和平时期的总统这方面显然不太在行。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败和财政腐败的污点，在这个被马克·吐温贬损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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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这些自由民的健康状况本就在他们当奴隶时遭到损害，后来在内战中的“走私管制营区”里更是严重恶化，感染了霍乱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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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局卫生处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从蓄奴制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陷入困境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更关心协议和程序而非实际帮助的联邦政府，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乱而不是解决医疗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社会问题。该地区民众对于联邦干涉的反对，特别是对于种族平等的反对，常常阻挠着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任何尝试。而在实施这种早期的内部政权更迭这一问题上，进驻南方的联盟军的作用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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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方面当然也有一些进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执行法案允许联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诉种族犯罪，1875年又通过了《民权法》，力图实现南方的社会和文化平等，向“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之前处于何种奴役状态的所有公民”承诺“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权、设施，以及使用旅馆、陆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戏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尽管如此，原则上的平等权利和实践中对平等权的保障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像惠特利这样的人试图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群人则想要扩大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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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重建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共和党的统治有时会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评。内战让惠特利抛开自己战前的种族歧视，转而开始在战后的南方与白人极端主义抗争，但另外一些人却发生了恰好相反的转变。例如新闻记者詹姆斯·谢泼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战前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战后却对南卡罗来纳州的重建发起责骂和抨击。南卡罗来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重建后的议会成员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击南卡罗来纳的原因。不过，派克的攻击非常极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社论，这些社论后来于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时，他还画了一幅谩骂攻击南方某州在后解放时期政治的漫画，其中的极端观点恐怕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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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派克身为激进派报纸《纽约论坛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常常据理反对奴隶制，称其为“这个可恶的制度”。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看到之前自己曾严词抨击过的蓄奴“贵族统治”如今“屈服于尘土之中”，受非裔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统治，派克感到非常沮丧，将这个“奇怪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美国人中的残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穿着那些睿智先人的长袍”。战后时期的派克认为这简直是“在多数人统治的机械制度下实现的愚昧腐败的统治，野蛮用力气压倒了文明”。他声称这“是奴隶在主人的大厅里放纵，将主人踩在脚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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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剧变可能都有些让人费解。但其实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在19世纪美国面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中，有关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只是昙花一现。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野蛮”带来的威胁似乎非常真实，一直以来都在引起关注。在当时的人眼中，野蛮人既缺乏宗教准则，也缺乏共和主义原则，用著名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话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头号危险”。布什内尔是在1847年发出的这个警告，当时，奴隶制和西部扩张——或者说两个相互混杂的问题——似乎带来了最大的威胁。但布什内尔在谈论这两样威胁时，将其置于美国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奋斗。在布什内尔看来，美国的反野蛮之战“一直在重复上演，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吓，也带来了希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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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布什内尔预言的那样，这个威胁从未走远。野蛮造成的威胁在战前时期被媒体和教会大肆宣扬，到了内战时期，又被重新解读成给予联盟道义和实质支持的一个重要论据。在内战之后的“机器政治”时代，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美国的未来似乎的确面临更真实的恐惧。奴隶制虽遭废除，但毕竟导致了布什内尔抱怨过的社会退步和精神颓废。即使在战后时期，奴隶制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独有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向西部扩散。在19世纪晚期，布什内尔的恐惧得到了证实，社会退步的顽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强有力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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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被派克一再诟病的这种政治上的种族无保障问题也出现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纽约市。在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固执地持反对态度。即便撇开种族问题不谈，纽约的政治图景也丝毫没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伙——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在位于纽约市东十四街上的总部坦慕尼协会会堂里运作着一个复杂的贿赂、回扣、竞选以及金融诈骗系统，从中捞得上千万美元的好处（图35）。当然，“老板”特威德的这些金融诈骗活动也带着点“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实际援助的名义（有时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拨给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设施建设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贵的设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于内战爆发、于1880年竣工的纽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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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眼中，特威德这种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并没有多么不寻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剧了金融腐败，格兰特的政权日渐倾颓，因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特威德的举动也不算特别出格。“特威德集团”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涓滴式经济效益，但他们远不是亚瑟王的那些高贵伟大的圆桌骑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称之为“欺诈和恶行”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认为这种欺诈的推动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不断踏上我们的土地”，其中许多人“今天是欧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无政府主义者、伪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穷人，实现了他们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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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石壁不足以为囚牢》（托马斯·纳斯特）。尽管托马斯·纳斯特关于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漫画在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因为不断刻画“特威德集团”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败而名声大噪。这幅漫画出现在弗兰克·莱斯利《画报》的1872年1月6号那期上。在这幅画中，“头儿”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监狱内，一半在监狱外，暗示“没有监狱能装得下这个头儿”。事实上，特威德的最终结局的确是进了监狱，并且于1878年死在监狱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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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利看来，“贫穷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据点，而罪恶却悄悄潜入，无处不在”[6]。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罪恶主要从国外潜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国本土的罪恶同样无孔不入，并且势力愈加强大。在许多方面，惠特利的回忆录都毫不掩饰地选择去强调或者隐瞒一些事实，例如他对自己在执法机关的工作就讳莫如深。他选择着重讲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伪造者和犯罪集团，对自己的机构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在这方面，他跟随或者至少说是认可了当时整个美国的一种趋势，对南方的事务感到沮丧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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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南方从来都不只是让南方重回联盟这么简单。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重建是要让南方融入北方的图景，或者至少转化成北方想要看到的自我图景。内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不大可能实现。随着之前的邦联重回联盟，这些州里的激进共和党势力渐渐衰退，民主党的势力则开始增长，并且开始实行种族紧缩政策（图36）。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被逐出投票点，重回政坛的白人统治者开始缓慢坚定地撤去之前那些保障种族平等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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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联邦胜利之后/奴隶的生活反而更遭》。这幅由托马斯·纳斯特绘制的漫画出现在1874年10月24日的《哈泼斯周刊》上。这一年正是《民权法案》通过的前一年。这幅漫画强有力地表明：尽管1870年和1871年通过了《执行法案》，特别是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第三执行法案》），并且1870年6月也建立了司法部，各种各样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例如“白人联盟”（图中左侧人物身上的徽章）以及出现在密西西比、后来势力扩大到南卡罗来纳的“红衫军”都在继续压制南方非裔美国人的民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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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正值美国筹备庆祝建国100周年，准备举办总统大选之际，现任总统和民众对于南方事务如果不说大失所望的话，也已经丧失了大半信心。格兰特总统派遣曾经的战友、联邦军将军菲利普·谢里登（Phillip H. Sheridan）去新奥尔良制止白人联盟在那里发起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前邦联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拥护者正在为州长选举做准备；一年之后，汉普顿将会在这场选举中胜出，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统治中“赎回”。因此，1875年初，格兰特与参议院对质之时已经多少有些筋疲力尽，他指出了发生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连串非法职权滥用事件。他还特别强调了1873年复活节发生在科尔法克斯的事件，在那起事件中，白人民兵在县政府大楼袭击了一群有武装的黑人，并且在那些黑人投降之后仍然大肆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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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明白无误地指出，“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在血腥和野蛮程度上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次野蛮的战争行为”。他没有给自己曾经的战友留情面，而是详尽地描述了那段可怕的事实，也提到那场对59名囚犯的集体枪决，指出他们“绝大多数头部中枪，其中大部分又是后脑勺中枪”。格兰特承认，“让路易斯安那的民众为这些暴行负责是不公正的”，但他还是指出“可悲的是，在惩罚这些谋杀时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保守分子不仅为大屠杀正名，还谴责那些想要履行正义的美国官员在实施联邦暴政、独裁”。格兰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这片以文明和基督教为豪的土地上，却找不到办法去惩罚犯下这桩血腥的荒谬罪行的凶手”，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美国“民众已经被南方这些每年秋天都在发生的暴动累垮”。[7]就在那一年，即1875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United States vs.Cruikshan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后根据1870年执行法案给出的一些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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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诉克鲁克香克一案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案限制了联邦政府在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影响范围，提出各州有权诠释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最高法院坚称：“保护各州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的主权仅属于各州所有。”之后，它又进一步指出，对于白人被告试图以种族为由侵害受害者的“权利和特权”这个指控“太含糊”，无法证明。它承认“我们也许可以怀疑是种族导致了这种敌意”[8]，但除此之外不能做出更多推测。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实际上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打了一张“免死金牌”，在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张牌会一直有效。格兰特总结道，在部分南方地区，“仇恨和暴力的风气要强过法律的效力”。到后来，这种风气还会愈演愈烈，并且有了法律的撑腰，更是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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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还是1875年的《民权法案》都没有能够阻止南方种族分歧的渐渐扩大，也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不被剥夺。南方各州通过一系列限制法令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机制，这个机制与其说是为了将不同种族隔离开来，不如说是为了确立白人至上的地位，并且确保黑人没法通过投票来破坏白人的地位。有些法令荒唐至极，很容易就站不住脚。例如所谓的祖父条款剥夺了奴隶后代的权利，这有点太明显地违反了《第十五修正案》，在1915年就被推翻。人头税和（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的）识字测验（见图37）虽然也剥夺了许多穷困或者不识字的白人的权利，却是后内战时期的南方为重建白人精英统治而偏好使用的立法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只有3%有资格投票的南方黑人登记了投票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南部邦联证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败局命定”只是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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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裔美国人被逐出政坛，1883年的民权诉讼诸案又让种族歧视成为不再是由国会决定，而是由各州凭良心决定的事务，大量的州立法因此涌现，又称“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这些法案针对黑人和美国白人确立了隔离的、据称平等的对待政策。1896年，美国最著名的一起法律案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就将“隔离但平等”原则编入了法典。在这起裁决中，最高法院证实了只要隔离的设施确实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是合法的。然而，大多数设施当然都是不平等的。普莱西裁决之后，从铁路到餐馆，从学校到出租车，从酒店到住房，都在划下一条越来越严格的“种族界限”。甚至是本应众生平等的死亡也被迫服从这条种族界限：就连公共坟场也实行了种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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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民权诉讼诸案后的第二年，艾达·韦尔斯与铁路公司发生了冲突。那时，她已经清楚认识到，对于挑战南方种族隔离体制的人来说，被强行逐出“白人”女性专用车厢远不是最糟糕的命运。种族隔离体制也许得到了全国性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全国性的同谋，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确保它长期存活下去，更没法保护它免遭法庭上不断的指责。唯一能够压制种族隔离的反对声音的做法就是让种族隔离的质疑者付出惨痛代价。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明里或暗里的暴力威胁一直存在，而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暴力威胁也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种族隔离只是奴隶制问题的一个替代物。19世纪晚期美国的悲剧正在于：种族隔离让人充满疑虑的合法性背后，隐藏着最极端的暴力形式——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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