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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害者非法处死或者对其施以残暴酷刑这种私刑不只存在于南方，也不只存在于19、20世纪；滥用私刑的暴徒也不仅仅是针对非裔美国男性，中国人、美洲土著、墨西哥人、非裔美国女性，甚至是白人男性自己也同样容易遭受最极端的私刑。不过，私刑之所以与南方处死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其原因并不算太复杂。由于私刑毕竟是一种自发组织的行为，其确切统计数字必然难以捉摸，但可以估计的是，总共约5000起的私刑里，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并且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这些私刑主要发生在南方，当然也不局限于南方。南方各州中，密西西比、佐治亚、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的私刑情况尤为严重，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300多起。尽管白人也会成为滥用私刑的对象，但私刑主要还是一种种族犯罪。例如在密西西比和佐治亚州，受害者里只有不到10%是白人。而在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也只有10%出头的受害者是白人。只有得克萨斯州的私刑种族分布得更均衡些，大概有25%的得克萨斯州私刑受害者是白人，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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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刑并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实施某种可疑的法外“正义”或者“滥用私刑的暴徒”擅自处理案件这么简单。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滥用私刑这件事也不能仅仅理解成白人为了控制黑人，不顾一切地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达，虽然它的确是一种最为极端的表达。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极其残忍，并且私刑这种公众场面经常会招来许多的围观群众（图38），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围观，因此这种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分析的。一些旁观者还会自豪地将私刑照片散发给亲戚朋友，这种做法恐怕更让人感觉不安，也更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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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种族界限仍然存在——假若这样》（1879年）。这幅漫画出现在1879年1月18日的《哈泼斯周刊》上，漫画嘲讽的是识字测验，即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的南方识字测验。画中，“山姆大叔”在墙上写着“叫育呈度。黑人因该接受叫育，然后才能和美国百人一样选举，署名：南方诸州先生”。这幅漫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超前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在歧视性立法方面出现了最坚决的“退出重建”现象，而其最开始的迹象和推动力就是1883年推翻了1875年《民权法案》的民权诉讼诸案。正是1883年的裁决允许了种族隔离的继续发展。1903年，非裔美国领导人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博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指出，“20世纪的问题就是种族界限的问题”，他说的并不只是美国。到了20世纪，“种族界限”的观念变得愈加明显。“南方诸州先生”指的是在南方从共和党重建中“赎回”后民主党在该地区的选举优势。南方在这方面一直都“坚固地”挺立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而，在许多方面，这幅漫画是真正认识了墙上写着的字。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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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官私刑”的辩护难以让人信服，但滥用私刑的暴徒们总在为自己寻找借口，往往会伪称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1899年佐治亚州发生的正是这样一起事件，非裔美国劳工萨姆·侯赛（Sam Hose）因为被控告强奸其雇主的妻子，在大约2000名白人目击者面前被折磨、肢解并且活活烧死。侯赛案只是艾达·韦尔斯在《佐治亚州私刑法》（1899年）中着重描述的诸多案件之一。她指出侯赛之死“让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被活活烧死的人数增加到了七人”，并且为读者详细记述了“当时那令人作呕的景象”，白人围观者甚至拿走受害者的骨头作为“纪念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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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前，1893年，韦尔斯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人拥护者、活动家一起探讨并且发表了《为什么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芝加哥世博会）中没有美国有色人种》[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World’s Fai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为之撰写的序言里强调道，“据说如今黑人都特别嗜好犯下的罪行，却是他们迄今为止很少被起诉或认定的罪行”。道格拉斯回忆道，尽管非裔美国男性往往会被控告“小偷小摸”，却从来没有“被控告犯下强奸白人女性这种凶恶的重罪”。“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控告者所言非虚，”道格拉斯评论道，“那黑人可真是有了新变化。”但道格拉斯深知，真正变的不是黑人的行为，而是白人的行为，而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正是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政治优势的“伪称的、无根据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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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约翰·黑特的尸体》。约翰·斯特于1884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遭到私刑处死。照片拍摄者为诺厄·汉密尔顿·罗斯。在一些西部“廉价纸面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刻画中，汤姆斯通成为“荒蛮的西部”的缩影。不过，私刑在这些边陲小镇上并不算常见，而是在那些前邦联州里更为常见，并且往往是出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不管是为了维持种族秩序还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许多私刑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约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谋杀犯，判处终身囚禁于尤马监狱，这个判决在一些人看来显然太过宽厚仁慈，让他们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说，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图中看不到），声称“约翰·黑特因被证明于1884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上午8点20分协从参与了比斯比大屠杀，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绞死在这根电线杆上，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10]。从这张引出华盛顿并且提出私刑可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的布告中可以窥见这起事件背后的荒诞心态，这种心态将“国父”和维持国家边疆稳定的观点相联系。然而，与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异常残忍的非法谋杀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私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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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达·韦尔斯来说，理解白人在私刑背后的心态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戳穿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谎言。她特别攻击了道格拉斯也指出过的那些为滥用私刑而编造的谎言。在《南方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年）中，她控告南方“躲在捍卫女性名誉这道似是而非的屏障背后”，而这道屏障“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保护着私刑法律，关上了媒体和教士的心扉，扼杀了他们的良知，歪曲了他们的判断，堵住了他们的嘴巴”[11]。在《佐治亚州的私刑法及其原因》中，韦尔斯用图表和实际数字呈现了私刑的可怕性质，并且配以令人不安的描述文字和图像，有力证明了这种野蛮行为正在不断蔓延开来，愈演愈烈。韦尔斯提醒读者，虽然那些滥用私刑的暴徒一直在拿强奸罪作为私刑借口，事实上就连女性和儿童都会被指控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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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艾达·韦尔斯出生时，奴隶制已经趋于消亡，但其影响却给韦尔斯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她的国家罩上了一层阴影。她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种“南方恐怖”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引发了强烈的反感。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案并没有带来多少果断的行动。1931年韦尔斯去世时，种族隔离仍然盘踞在南方，而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则侵蚀着整个国家。著名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在1891年写给默里·福布斯的信里讲道，自己“很欣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灭亡”，但对于“有色公民的权利遭到否定”也感到很沮丧。“是否会有一天，”他问道，“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和独立宣言会切实影响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和基督教呢？”[12]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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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私刑似乎只是“野蛮”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罪恶，也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衰退的证据。牧师布什内尔曾就这种衰退提出过警告，而执法专员惠特利也曾指出这种衰退是由移民带来的。这其实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仇外情绪，但他们务实，或者说犬儒主义地认识到国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辖，因此，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和残忍，他们给出的回应是站在惠特利一边，开始关闭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旧相对开放的门户。在这个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经树立起来，她既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守护着美国所象征的一切，而这种守护又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自由女神举起的手臂太经常被理解成一种防卫姿态，而不是欢迎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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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自由女神揭幕还有6个月时，芝加哥爆发的劳工骚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业区中心的秣市广场爆发了一场劳工集会抗议，一颗炸弹爆炸并且引发骚乱，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数的平民死亡，更是证实了对美国社会分歧的担忧。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6名被认定是移民）制造的，因而愈加增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移民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在公众意识里将无政府主义者与移民联系起来，夸大了对于社会主义颠覆者企图破坏美国共和主义的恐惧。这个美国史上的首次“红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乱”（Haymarket Riot），但其实秣市暴乱最多只是催化了这种恐怖的形成而已。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芜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既影响着移民，也影响着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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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移民情绪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85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批评当时的本土主义“一无所知”党时就曾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起初宣布‘人生而平等’，现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无所知党掌握大权，它就会再度变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13]。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在内战之前还是之后，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元素，甚至可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1870—1900年间，即所谓的新移民时期，约有12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许多人——虽然绝不可能是所有人——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经济和工业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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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但仅仅从百分比上来看，与通常所描述的不同，移民并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压倒性力量（表2）。1880年时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到1890年时达到近15%（与非裔美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从1860年到1920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尽管这个时期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丝毫没有面临移民泛滥的危险，正如南方白人也没有冒着多少被南方黑人主导政治的危险。尽管如此，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当时的人们还是越发认同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Roger Daniels）所提出的“液压隐喻”（形容这个时期涌向美国海岸的移民“浪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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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统计（185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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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1999年统计摘要》（华盛顿：政府印刷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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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与移民的数字关系不大，而是与其性质更为相关。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在其所著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中就对“早期移民”和镀金时代的移民加以区分。他提出，前者也许“未受教育”，却仍然是“聪明的农民，有着强劲的血统，勤勉积极，能够迅速地自我调整，适应新地方的环境条件，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与之相反，后者“来自劣等文明”，“各方面都与美国人的习惯和标准差异更大”。[15]许多美国人都同意布赖斯得出的这个结论。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8、19世纪如此明显地倾向于接受局外人，并且是贵族局外人的观点，仍旧是一个谜。布赖斯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和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时的观点一样，都算不上强国之道。但这些外来观点显然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渴望建立“山巅之城”，却由于各种混杂的人口、压力和政治观点而受到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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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城市的兴起仍旧是1870—1900年间美国扩张的一个典型特征。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在这30年里，城市社区的数量及其人口总数都增加了两倍，其中有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例如，1870年时纽约的人口只有不到100万，费城的人口仅有50万出头，芝加哥的人口仅为25万出头。到了190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都有了剧增，纽约人口增至将近350万，费城增至130万，而芝加哥则拥有170万居民，跃居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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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还在坚持杰斐逊提出的农业共和国构想，但的确有不少人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贫民窟的出现中看到了国家长治久安面临的潜在威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探索城市与社会的变化图景，试图将个体置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中。这正是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笔下的玛吉·约翰逊（Maggie Johnson）所处的世界。在这本以纽约的鲍厄里街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贫穷屈服，堕入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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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的小说在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视为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鼻祖。事实上，玛吉·约翰逊是在当时各个城市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不管她们所处的城市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笔下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还是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在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学和社会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他们没有像女性那样总是沦落到出卖肉体的境地，而是有更多类型的堕落。威廉·迪安·豪厄尔（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写了男主人公从发迹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放弃物质发迹的机会从而实现精神发迹的故事。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塑造了同样的人物，他也许会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徘徊惆怅，或者可能会直接跳下桥去——20世纪中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当时阻碍美国理想主义发展的压倒性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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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问题在于，社会评论家倾向于为倒霉的玛吉·约翰逊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争的客观力量添上一张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其创始人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可能与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书中发表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罪恶的看法。在斯特朗看来，当下的危机包含了七种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门教、酗酒、财富、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有移民。根据斯特朗的观点，移民“为我们文明当中最为有害的几种罪恶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认许多移民“是完全赞成我们的自由体制才来到我们国家”，但他认为“典型的”移民还是那些“欧洲农民，他们视野狭隘，道德和宗教素养匮乏，人生观低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