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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建议美国“承担起白人的重担/童真的年代已经远去”，并提醒它“来吧，寻找你的男人气概/度过那些忘恩的岁月/忍耐严寒，获得代价高昂的智慧/你终将得到同辈们的公允评判”时，他非常明白他的读者来自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基普林的视角也许受到了英国的帝国边境的影响，但是这首诗的副标题“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已经清楚表明，他明白这些诗句在美国——这样一个即使深陷种族问题无法自拔，却还在试图开拓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为了达到这个永远难以捉摸的目的，将它仍旧支离破碎的武装力量派到海外的国家——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共鸣。其他一些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帝国，或者可以产生任何影响持嘲讽态度。其中，基普林的同胞、政治家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写了一首讽刺基普林的诗歌，名为《棕种人的重担》，其中最后一段如此写道：“堆积起棕种人的负担/通过这个世界宣称/你们是自由的代理人/再没有合算的把戏！/并且，你们口中自己的历史/它是否应该被丢弃？/反驳那种独立/只对白人有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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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开始上课》（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9年）。这幅漫画刊登在1899年1月25日的《顽童》杂志上，它表达了一些围绕美国新的帝国征程的担忧，以及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教育非白人的前景。在这幅漫画中，教师长着一副“山姆大叔”的模样，前排的四个小孩代表了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后排的学生更加刻苦勤奋，他们手里拿着印有各州州名的书本。坐在门边的是一位美国土著，他把书本拿反了。另一位中国小孩在门口徘徊。在山姆大叔后面，一位非裔美国人擦着窗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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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于拉布谢尔的批评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基普林而言，他认为《白人的重担》并不算一首好诗，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当然试图在国内外寻求新的机遇。例如，1903年，美国得到了期许已久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建设工程在次年开始动工），这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和贸易机会。为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美国和哥伦比亚展开了数轮谈判，其间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冲突——派出纳什维尔号军舰支持巴拿马的独立事业。这一系列行为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炮舰外交。乍一看，这与传教外交截然不同。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殖民时代以来一直的那样，也像罗斯福本人那样，武力和道德相互加强，获得了强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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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中的头一位（另两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为美国设计的发展方案既是创新的，也是保守的。那些他所热衷的计划，不管是巴拿马运河、环保节能问题还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美国主义”这一理念。在罗斯福于1894年谈到“真正的美国主义”这一观点之后，“美国主义”成为又一个经常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多政客和发言人都会反复回归的主题。在20世纪之初，如同罗斯福所做的一样，“真正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最常在移民的背景下被提出，尤其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深陷矛盾之中的国家。美国的矛盾体现在它既疲于应对经济、种族和政治的平等之梦，又要面对大面积的工业落后和城市贫困的严酷现实；既要履行全球责任，又要解决国内动荡。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在移民中培养一种切实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首先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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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主义既是一个公共性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对立的命题。它混合了多条线索。“新近移民的美国化”，以及确保“所有学校中教授的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只是其中一条。究其本质，美国主义的含义正如罗斯福呼应林肯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关精神、信仰和目的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教义和出生地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时间来应对那些坚持自己欧洲身份的人，那些人“愚蠢得难以置信，简直不值一提，竟然回过身去膜拜那些我们祖先早已放弃的异端神灵”。在罗斯福看来，模仿并不是最真诚的奉承，而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当美国“极力用传统欧洲的形式来塑造自己时，”他说道，“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与一个“过度文明、过度敏感、过度精致”的欧洲文化不同，美国主义强调“刚毅的性格和男子汉气概”。罗斯福对此十分青睐，并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去体现这种气质。总而言之，美国主义意味着“向所有逐渐崛起的邪恶发起残酷的战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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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所表达的那样，进步主义在前景上是绝对乐观的，但其前提——首先要存在诸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邪恶——本质上则是悲观的。它大概分为两个主要阵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聚焦于提升美国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城市环境中的邪恶：住房和健康的不平等、童工法律、有组织的和其他形式的犯罪、卖淫和戒酒，这些仅仅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策略，在过剩的工业时代和有机社会的必要性之间、在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在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寻求平衡。它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通过“反托拉斯”来扩张中央政府在铁路定价和税收等方面以及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等立法方面的权力。其成就包括建立了劳工部和联邦儿童局，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不过，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改革运动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信仰和恐惧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相伴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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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步主义思想的基石新教福音派传统具有和这个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它还是经常被恐惧操纵。美国的改革者和政治家认为到处都是邪恶力量，掏粪记者（muckraking journalists）和黄色报刊（yellow press）则让美国公众时刻感受到危险的存在。那种危险潜伏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中，栖居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酒吧中、在移民和工业化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失衡中、在犯罪和对犯罪的刑罚中，也在那些让共和国的理想枯萎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健康差异和性别差异中。社会剥削已经足够糟糕，但它带给“真正的美国主义”的挑战仍然需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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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道德提升和物质提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中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创办的霍尔馆。霍尔馆是首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建成于1889年，其灵感来自伦敦的汤因比馆。它的目的主要是减轻芝加哥西区移民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霍尔馆开设了一系列实践项目、社会项目和教育项目，包括托儿所、图书馆、讲座、工作坊和音乐会。这对那些既要应付工作又要照看孩子的妇女而言尤其有用。霍尔馆本身并不是美国化的温床。虽然霍尔馆和很多教育机构一样提供英语课程，但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之前的文化。霍尔馆希望可以增长移民的见闻，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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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亚当斯和斯塔尔这样的中产阶级都秉持着同样的传统理念：白人女性应该成为家庭的道德支柱。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就已经将精力投入到引领其他人的生活中去，希望借此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但并不一定单一的民族大家庭。不过，亚当斯和斯塔尔设法处理的很多问题都并不是那些在这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的移民群体所特有的，而是美国在转型为资本消费型国家的紧急关头时固有的问题。林肯·斯蒂芬斯1904年的著作《城市的耻辱》全面谴责了政治腐败这一问题。之后也有书籍尤其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906年的《屠场》（The Jungle），指控这种政治腐败不仅危害了国家的道德利益，还危害着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屠场》猛烈地控诉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工作条件和卫生环境，由于详述了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尤其是牛油中可能掺杂了人肉）而畅销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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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来讲，屠场的黑幕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2001年《速食国家》（Fast Food Nation）的成功便是又一例证。不过，与辛克莱笔下发育不良的移民工人相比，这些黑幕都会相形见绌。就像19世纪那些令人心有余悸的南方种植园一样，这个世界里居住着一群“底层人民。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常常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想要活下来，则全要仰仗资本家的怜悯。这群资本家和旧时代的奴隶贸易者一样野蛮残忍、不知羞耻”。辛克莱认为这种对比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饲养场与战前南方不同，“这里的奴隶和主人并没有肤色差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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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想要唤起美国公众的注意，与其带领他们回忆不愉快的曾经，还不如指出被污染的食品正要抵达他们的餐盘。在《屠场》出版当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由此可见，当这个新兴的速食国家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可以有多么快的反应速度。不过，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它应该按照联邦法律决议的方向做出多大改变，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政府干预的前景并不那么光明。事实证明，想要让社会福利项目符合“奋斗不息的人生”这一理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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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考虑到美国的海外负担——不论是白人的负担，还是其他种族的负担——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了。不过，至少在市场层面，美国接受了挑战。新世纪里的一切都被视为是崭新的。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罗斯福的核心政治理念是“新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强调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实现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他称之为“公道政治”（Square Deal）。与此相反，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主义”（New Freedom）概念，强调通过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方式来解决私人权力和利润与公共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简言之，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新口号，唯独缺少的是“改良”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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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良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问题，也是改革动力的核心诉求。即使现实并非如此，美国理想也一直都在坚持改善个人和集体生活，并将它视为重中之重。当然，这种理想受到种族、宗教和性别的限制。即使到了1900年之后，这些界限仍旧非常坚固。从这种意义上看，也许除去这段时期唤起的雄心壮志以外，在20世纪初期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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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罗斯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从他的一贯做派可以想见，他的卸任也气派非凡。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后几项决定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大西洋舰队的16艘战舰——后来被称为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这次航行于1907年12月开始，1909年2月结束，历时14个月。这次航行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民众则成群结队地为舰队送行，表明美国国内对于这场国家海军势力的公开展示也同样欢迎（图47）。然而，在公海之外，很多国家都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种没有职责的权力、一种没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场美国国际影响的爱国展示也遮蔽了美国国内那些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损害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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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屠场》一书广受欢迎，但在文学作品里，不讲人情的资本主义力量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肉食加工业的移民工人。因为市场和现代礼仪的怪异状况，社会上层阶级看起来同样受到了伤害。厄普顿·辛克莱至少指出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悲惨遭遇，而诸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这样颇受欢迎的作家则描绘了一个“新的”财富世界，在这里，个人主义很快就会变成社会孤立。在经济层面，这个世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精神层面，它又面临着实际的破产。与斯蒂芬·克兰不同，华顿书中的女主角并不会沦为妓女，而是会遭受社会地位的不断下滑，正如他在1905年出版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华顿对社会的批判也可以在书名中找到线索，他借用《传道书》（7：4）中的话讲道：“智慧人的心，在哀伤之家。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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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欢迎回家》（威廉·艾伦·罗杰斯，1909年）。这幅极具爱国色彩的漫画登载在1909年2月22日（华盛顿帽子上的日期）的《纽约先驱报》上。它描绘了（从左向右）“山姆大叔”、乔治·华盛顿和西奥多·罗斯福迎接大白舰队在完成环球旅行后驶回位于汉普顿锚地海军造船厂的场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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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情绪有理由趋向欢乐而不是哀伤，这也并不会让美国人变成愚昧者。不过，罗斯福担心国家繁荣或许会让美国人变得健忘、如果不说自满的话。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试图将美国人带回正轨。罗斯福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进步党，并在1912年重新竞选美国总统。考虑到1910年时罗斯福在堪萨斯州勾画了“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其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同时还考虑到他的听众中有很多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故而罗斯福不可避免地在竞选中推崇内战中的“英勇奋斗”。他强调“过去的人们受到了我们的赞美与尊敬，但他们更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榜样”[19]。不过，此时的美国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此时的很多美国公民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并没有直接联系，在美国经历分裂之时，他们的祖先大多远在他方。故而，罗斯福通过重提美国内战来支持一个所谓的“新”国家主义，这种做法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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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伍德罗·威尔逊击败罗斯福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三年后，威尔逊参加了葛底斯堡50周年纪念仪式。这场历时三天的战役（1863年7月1日至3日）如今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因此也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当威尔逊在此次活动中讲话时，发现自己的听众中有很多退役老兵。事实上，威尔逊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参加这项活动，虽然被说服参加，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在当天的演讲上谈论太多过去的事情。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在演讲中对“德高望重的老兵”所做出的“英勇奉献”表示感激，但他也许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的“时代已近黄昏”。威尔逊强调，美国的征途“还没有结束，我们全然肩负起这一重任。”不过，当他从内战一代的手中接过职责的接力棒时，威尔逊所期待的未来仍是一个“和平协商的时代，没人会听到战争刺耳的号角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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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威尔逊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这都仅仅是乐观主义的胜利，而远非现实。1913年，美国有理由相信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正确的：前者断言人类的利益依赖于美国的成功；后者相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确保这样一个未来的实现——“人们通过努力，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享受正义与爱”。两种观点并不一定彼此兼容，但无论如何，在1914年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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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爆发的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冲击，但并不会使美国立刻产生忧虑。正如罗斯福一直所讲，美国人享受美洲大陆带来的安全，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实现着自己的天命”，为了公正和“公道政治”而战。罗斯福的军事修辞和一系列进步主义的修辞如出一辙，大部分仍旧是一种隐喻。不过，当罗斯福选择使用战争语言来发表竞选演讲时，他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异质性国家中，冲突可以发挥团结的力量。政治分裂、进步主义改革和公共争论都可以找到共同的理由，以国家之名发起战斗的号令。从这种意义上说，士兵的信仰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持久的，最终在实践上又被证明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大白舰队的航行说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么的小，但当罗斯福将美国团结起来，为他的政治事业、归根结底也是美国注定的政治事业奋斗时，欧洲战场看起来仍旧是遥远且安全的。“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光荣地战斗；无惧未来；抛弃个人命运；心中毫无畏惧、眼神明亮清晰；我们站在末日的战场上”，他宣称，“并为上帝而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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