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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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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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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在战胜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虽然面对着欧洲的动荡局势，却并没有打算将美国的政坛交锋转变为实际冲突。他宣称“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还强调欧洲的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更不会波及美国”[22]。威尔逊提倡美国秉持中立立场；但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做到怎样的中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却还没有答案。从短期来看，美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进步事业中，希望可以在国内事务的复杂战场上取胜。其中一场战役便是针对女性选举权。罗斯福通过强调“奋斗不息的人生”，让20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男性激情。不过，就在欧洲各国投入到“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那一年，一些美国人至少已经开始争论，20世纪的女性是否也应该获得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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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民国家主义信条一直以来都在种族问题上寻求妥协，但是公民身份的性别含义却经常被淹没在美国更广泛的改革动力之中——从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初期关于移民和真正的美国主义的争论。1848年，首届重要的女权大会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但早在三年之前，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富勒就已经出版了《19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正如富勒所说，虽然她已经充分意识到“男人思想中对待女人的态度犹如对待奴隶一般”，但她认为“既然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外部自由、一种免受他人侵犯的独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也必然应该获得这种权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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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尼卡福尔斯会议通过了一份《感情宣言》，强调了富勒所传达的信息。这份声明故意模仿《独立宣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它开篇就讲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接下来，它详细论述了女性遭受到的一系列不公，包括剥夺女性“不可让渡的选举权”，却把这一权利给予那些“最无知、堕落的男性——不论是土著人还是移民”。考虑到“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公民权都被剥夺了”，它总结道，“同时也因为女性切实感到自己被伤害、被压迫、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她们最神圣的权利，我们坚持要求女性即刻获得所有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理应获得的权利和特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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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而言，不可让渡之权利这种观念使两性平等的要求更加重要。至少从理论上讲，共和党实验的理念使得将女性排除到政体之外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在实践上，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各州的立法已经确保了女性的财产权。在一些西部州，女性还享有投票权，但仍然没有实现获得完整代表权的主要目标。到威尔逊掌权之时，女性仍然在为获得全国性的选举权而反抗。其中部分问题要追溯到女性权利在更广泛的改革关系中的定位。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一部分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的努力，而这二人的关系最初就是在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60多年之后，女性权利和种族平等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事情，两个问题都被嵌入到更大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国籍的问题之中。这一问题曾因《宪法第四修正案》得到部分解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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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运动家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指出：“很难相信在美国，会有任何流淌着非洲血液的人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相比黑人女性，黑人男性反对者对特雷尔的冲击更甚。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方报纸《危机》中，特雷尔写道，女性反对自己获得选举权已经是“够怪异的了”，但在她看来，来自男性的反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荒谬可笑的事情”。她问道：“一个群体因为自身的权利被否定而奋力去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又去阻止另一群人得到相同的权利，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么？”特雷尔也许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但纵观整个世界，这都算不上多么不寻常，美国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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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美国的大背景中，一方面讲，女性选举权的主张被自《感情宣言》以来一直延续的阶级和种族的问题所影响，另一方面讲，它又体现了这些问题。实际上，特雷尔的主张和1848年富勒书中的思想区别不大。特雷尔引用建国者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一观念，这显现出她和内战之前的改革者一样，区分了两类人：其一是“智慧、善良、有教养”却没有选举权的人；其二是“文盲、堕落、恶毒”却自动享有投票权的人。[25]当然，这种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须符合道德要求的论证，并不独属于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活动家，而是与罗斯福所提出的“奋斗不息的人生”相融一体，巩固了一种相当具有排斥性的公民身份概念，同时也巩固了一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狭义的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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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观念出现于1917年，也就是美国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战争并不是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但却是一种催化剂。威尔逊曾希望美国可以在参战国之间起到调停作用，也许通过美国的范例，就可以说明“自由，以及解放的精神可以为人和社会，为个体、国家和人类做出何种贡献”。不过在欧洲，交战的双方并不欢迎威尔逊的道德仲裁。威尔逊在1916年连任美国总统一职，似乎证实了美国采取不干预政策，德军和协约国都认为没有必要听美国调停。1914年，威尔逊也确认欧洲的冲突不会触及美国的利益。但最终的事实却表明，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会波及美国，威尔逊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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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尤其已经做好了美国参战的准备。它在进行潜艇战时，就明白这可能会把美国拖入到战争之中。1915年，英国卡纳德航运公司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臭名昭著的沉船事件导致128名美国人丧生时，还没有直接动摇美国的中立立场，而潜艇战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正式对德宣战。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向国会宣布“我们接受这种敌对目的的挑战”。他向美国人民解释说，因为只要存在德国这种“有组织的、一直伺机达到不明目的的力量，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就不能确保安全。”最终，威尔逊宣称“这个世界必须为民主保持安全。它的和平必须根植于政治自由已经验定的基础之上”（图48）。他还向世界宣称，美国放弃中立立场，“不谋求私利，不征服他人，不称王称霸，不索取赔款，只做牺牲，不求物质赔偿”。他保证道：“我们不过是争取人类各项权利的一名战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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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会中止人类的一些权利，即使只是暂时性的。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就在4月2日威尔逊不情愿地担负起交战国重担的四天之后，他正式对德宣战。那时，美国立场的实际价值——而非其道德和政治目的——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4月6日的演讲中，威尔逊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识别、遏制或消灭“外国敌人”的必要性。但是，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这给排外法案的颁布制造了机会。而在和平时期，想要颁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公众示威，当然，在和平时期，这些做法也不会被容许。在这种背景下，德裔美国人自然很快成为怀疑对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遭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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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自由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约瑟夫·彭内尔，1908年）。联邦政府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发行了自由债券，并宣传这是一笔既爱国又收益颇丰的投资。这幅海报强调美国在一战期间对于协约国的支持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感是一致的。如威尔逊所言，这种历史使命已经发展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这幅宣传自由债券的海报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屠杀画面——自由女神像被烧成瓦砾。它暗示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安全，这场屠杀便很可能发生，还暗示美国绝不可能在全球冲突的影响中独善其身。这幅海报在当时极具感染力，如果把它放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9·11”事件之中，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染力，不过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倒是不一定会遭到毁灭，不过，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自1917年后便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激进爱国主义相容一体。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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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来，当时有些做法看起来有点可笑，比如在波士顿各个地方都禁止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种德国泡菜被重新命名为“自由卷心菜”，但这些事情在当时却并非小事。例如，一些美国人满怀激情地报名参加美国保卫同盟（简称APL），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义务警员的团体，旨在帮助政府根除激进分子。这种热情显示出民主的阴暗面，也表明了一种要镇压国内反对派的危险决心。显而易见，这是一片清教徒的家园，在这里，清教主义服务于爱国主义。两者的组合就算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是什么良性组合，而且还为未来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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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反间谍法》和191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这些法律强迫民众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错位的爱国主义。在大多数事情上，这种共同观念从未被撼动。1918年，美国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兹（Eugene V. Debs）因为质疑美国的战争行为，被判处十年监禁[1921年被威尔逊的继任者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提前释放]。相比之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领袖弗兰克·利特尔（Frank Little）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蒙大拿州被一名暴徒以私刑处死。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在这种社会气氛中，这些例子也只是极少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想要明确定义美国主义的强烈欲望在规模和势头上都逐渐壮大，他们排斥那些被认为不配享有美国公民权的人，或是强迫那些人去适应一种更加同质化的美国传统。例如，1917年，即使面对总统的反对，使移民限制联盟长期心神不宁的《识字法案》最终还是被写进了法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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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排斥并不是面对冲突的唯一反应。战争也让更多积极的进步主义纲领被迅速写入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女性选举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这项修正案在1918年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送呈参议院时因为来自南方的抗拒而放慢了通过的速度，不过在1919年还是被正式批准，并在次年生效。不过，美国参议院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反对这项法案的。在很多南方州，种族隔离、可疑的人头税以及支持人头税的识字法律仍旧生效。所以尽管在理论上，非裔美国女性在1920年之后获得了投票权，但实际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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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同之前所有的战争一样，美国的参战决定似乎再一次给非裔美国男性带来机会，让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以此推动平权事业。如果说20世纪推动扩大参政权的活动家们的言辞听起来与内战之前那些从事相同活动的活动家们十分相似，那么，那些在演讲中向黑人陈述这场战争对于非裔美国人之意义的黑人发言人们也同样如此。两者都相信，或至少希望，在危急之时为国效力将会使他们被这个国家所接受。霍姆斯和罗斯福都不曾料到士兵的信仰会以此面目再次出现。“拥有不被侵犯的投票权、工作权、居住权的美国黑人，”一位作者在《危机》中写道，“将从这场战争中崛起。”[27]不过，非裔美国人仍旧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美国海军完全拒之门外——这与内战中的美国海军明显不同。白人指挥官当然会对黑人军队在这场冲突中的影响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但这种担忧的表达方式是黑人领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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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经成为将军的约翰·潘兴不再像1898年那样，允许黑人军队和白人军队在圣胡安山并肩作战。20年后，他发出了一道指令，告知美国的法国同盟军“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以防这种地位被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欧洲人干扰。“美国人在‘种族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不允许任何多余的讨论。”虽然潘兴如此宣称，但如果参考一下美国的人口分布，他多多少少在说谎。潘兴暗示道，法国也许并不了解，“如果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设立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非裔美国人将会给“这个共和国中的白人带来堕落的威胁”。因此，他警告法国人不要对非裔美国军队持有任何的“亲密和纵容”。他还强调说，任何的亲密都将会是一种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冒犯”，更甚者，也许会“在美国黑人中激起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白人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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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法国而言，这也许还是个新鲜事，但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熟悉的故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艾达·韦尔斯等黑人活动家们穷其一生都在为此抗争。“虽然黑人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潘兴解释道，“但美国白人一直将他们视为劣等人，只可能与其维系买卖或服务的关系。白人一直在责难黑人缺乏智慧和判断力，没有公民意识和职业道德，并且有套近乎的倾向。”更有甚者，潘兴转而借助“强奸未遂”的指控作为证据，证明非裔美国人“对美国人来讲是一种持续的威胁，美国人不得不坚决镇压他们”。[28]不论潘兴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仅仅承认在美国军队和政府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这都是颇具挑衅意味的话，非裔美国人领袖很快便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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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美国著名非裔知识分子和发言人威廉·杜波依斯（W.E. B. Du Bois）对此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杜波依斯在1909年与艾达·韦尔斯等人一同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又在次年创办了《危机》。杜波依斯强调，非裔美国士兵为美国“欣然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可这个“可耻的”国家却仍旧对他们施行杀戮、迫害，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就是我们这些民主的士兵返回的国家，”杜波依斯有些讽刺地指出，“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战的祖国。”“但是，”他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为之战斗是正确的。”杜波依斯宣称，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更严酷、为时更久、更坚定的战役，要与我们土地上那些来自地狱的力量搏斗”。杜波依斯重复了威尔逊，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进步主义的修辞，但却是从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角度出发。他宣称：“为民主让路！我们在法国挽救了民主，借助伟大的主的力量，我们将在美利坚合众国再次挽救它，或者至少明白我们为何挽救不了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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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和潘兴也许都会对这种说法感到胆寒，但是没人可以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愤怒归咎于法国。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和1919年在芝加哥爆发的种族骚乱预示着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将在未来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芝加哥发生的一场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青年跨过了密歇根湖滨的“种族界线”，继而遭到杀害。这并非威尔逊希望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和世界所期待的。他曾相信美国也许能亲身示范，为各国的内部安定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指明方向。怀着这样的期待，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之前，他就为战后和解与未来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联盟的建立，提出了颇具理想色彩的“十四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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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威尔逊的祖国美国还是其他重要的协约国成员都没有充分支持威尔逊展望的世界新秩序。不过，协约国至少是接受了成立一个合作性联盟的想法，在1919年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这个组织得以建立。威尔逊还因为在这一组织中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他最想影响的国家却拒绝了他的努力。美国从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事实证明，到最后，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很快被人遗忘了，和平这件事情也很快被遗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和它宣称的一样，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而只是一个世纪的冲突的开端。从军事角度看，美国战后的状况要优于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满目疮痍，也仅有10万多士兵在一战中身亡。考虑到美国参战的时间并不长，这一损失可谓颇高，不过，和欧洲国家比起来，这样的损失又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根本没想卷入战争的国家来讲，美国已经付出了足够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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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造成的不是实质性影响，而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以及某些方面的实际影响。可以说，这场战争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勉强融合在了一起。从内战以来，美国的中央政府权力从没有如此强大过，它拥有500万军人，看起来如此团结。出于支持战争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大多数工业和商业领域都归于战争工业委员会管理。这就是以战争之名管控的商业。很多改革派将它视为一种战争的积极副产品，很少有人会愤世嫉俗地将以国家效率为借口的工业标准化与借国际主义为名的社会标准化连在一起，虽然两者明显都出于相似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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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深知爱国主义对战时士气的意义，并主动加以引导。在19世纪，宗教和世俗的私人机构负责向美国人解释内战的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则由公共信息委员会（简称CPI）负责进行战时宣传，并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的公共关系专家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称之为“操控共识”，他认为这一概念意味着“劝服和建议的自由，同时也是民主进程的核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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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17年之后，美国的共识有时候并不是操控的结果，而是强迫所致。但这丝毫没有损害公共信息委员会传达的国家主义信息。实际上，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传播革命的勃兴，或者至少象征传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的传播革命始于早期殖民地的印刷品；随着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让美国人可以通过电报彼此交流，传播革命快速发展；当铁路跨越大平原时，传播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最终登上了早期电影工业的大荧幕。公共信息委员会仅仅是一种联邦外衣下的旧式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建立在对自由、美国民主和未来的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威尔逊所期许的源于冲突的自由之上。它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仰、奥利弗·霍姆斯的信仰，也是威廉·杜波依斯的信仰。它是1917年之后定义美国民主的“士兵的信仰”。很快，这个国家就将再一次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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