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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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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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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纽约人已经可以在一个名为“泰坦城：纽约未来图画展（1926—2006）”的展览中，展望一个充斥着商业主义和城市建设的未来。在这个展览中，纽约被想象成一个未来主义大都市。与两年后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年）中设想的反乌托邦都市不同，这个展览中预想的美国大都市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流线型世界、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专门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这个国家还受着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模式影响，一直与城市这个概念存在分歧，而这个展览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观、国家观以及美国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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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向上流动性的愿景也象征着社会和人口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变。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在赞美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农民仍在艰难挣扎。当这个国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头食品、家庭便利设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些农民毫不夸张地说，是被抛在了后面。在20世纪初，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个农村社区里；到193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约40%。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地区，但从这种人口比例，尤其是从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特权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权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镇，城市工业经济正在取代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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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崩盘的时候，观众在影院里又一次被指向了这种愿景。那是一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喜剧片《想象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楼城市。这部故意拍得很轻浮的影片暗示了乌托邦的阴暗面：人们变成了数字，生活在委员会的控制下。这种人类未来的反面乌托邦幽灵早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现过，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也有过最为生动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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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小说背景没有放在纽约，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伦敦。那是1908年之后的伦敦，第一台T型车刚刚制造出来。在这个后福特（A.F.）时代，“大规模生产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生物学”，人口被系统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埃普西隆，他们消遣的方式是观看可感觉电影（而不是有声电影），微微放纵地回望他们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时候人们还被允许玩那些“对促进消费毫无帮助的”游戏。他们对过去的兴趣大概仅止于此，因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信条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堆废话。”这个文明不需要过去，也“绝对不需要贵族或者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一战让这种概念变得过时或者可憎，而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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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胥黎在小说里公开批评了福特主义（实际上还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说其实涉及了乌托邦理念中的诸多层面，并且也没有过分简单化地攻击美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写作以及传播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实验的经济梦的破灭，或者说内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国市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140亿美元，到周末时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数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让人惊愕，如果等价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则分别是170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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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市场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当时，物价持续下跌（跌幅约40%），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1400万），股票价值继续无情地持续下降。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该公司的职工总数也从22.5万锐减至零。世界各处的银行都在倒闭，客户纷纷冲向银行提取储蓄，担心金本位制可能没法承受得住这种突然的冲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经警告过的，人类就好像是被钉在了一个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但美国的情况尤其糟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消费、建设与商业自信，而这至少正是激发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们正乐观地认为，整个国家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在不断向前，他们对于生产持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以至于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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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主要问题还在于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国际市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实现美国梦，又有太多的银行打算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国内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来服务于这种观点。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就成为美国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进行股份交易的产业。事实上，美国的交易仅仅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当泡沫破灭，丢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士气。失败的不只是金融，还有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美国民众宣告，美国人“所享有的舒适和安定，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他宣称，“于是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个人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上，“我们正在稳步地塑造一个新的种族，建设一种拥有自己伟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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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对于美国信用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遭到了货币危机的愚弄。对此，他的回应是坚持自己在竞选活动期间信奉的原则。他借助于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减轻失业的最坏影响，寻求在雇主和那些他们再也雇不起的劳动力之间达成自愿合作。他继续拥护共和党的信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于他所说的美国公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胡佛相信，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很快就会再度“走在繁荣之路的最前列”。对于民主党要求更多联邦政府干预的呼声，他不予理会，指出经济“萧条无法用立法行为或者执法声明救愈。经济创伤必须用经济体自身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来修复”。胡佛总结指出，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与美国的方式格格不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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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显然已经迷失了方向，胡佛的这种回应说得好听是力度不足，说得不好听会被某些人理解成是麻木不仁。最终，在复兴金融公司（RFC）的保护下，联邦政府对于企业的救助终于即将到来，但政府还是认为，美国人个体也会间接地从这种援助中受益。而直接向民众提供联邦支援这种做法，在政府看来，则会让美国沦为社会主义。然而经济萧条久无好转，很显然，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了。1932年初，两万多名退伍军人走上华盛顿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支付在一战中承诺给他们的额外津贴。从政府对该游行做出的不相称的反应来看，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巨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用枪、坦克和催泪瓦斯驱散了游行的退伍军人。对于一个已经陷入绝望的国家而言，这么做并不能将其带上正轨，而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么做对其竞选活动也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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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算共和党没有对退伍军人做出这样的暴力举动，1932年民主党重新获得执政权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保证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这句承诺不仅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也为美国指明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方向。事实上，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也曾向民众承诺过实行新政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其实是这位新总统的远亲）曾向民众许诺实现“公道政治”，寻求解决劳方与资方、自然资源与工业需求、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局面。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又挑起了这个担子，想要寻回早年的理想主义，提供一种“新政”，从这个新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之后美国经历的一些不大受欢迎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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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美国3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罗斯福偶尔也会显得悲观。“看看今天的情形，”他在一场早期的竞选演说中讲道，“太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知的机会平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早已抵达最后的边疆，差不多已经再没有自由土地了。”在罗斯福看来，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土地一直是个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安全阀”；就像第一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特别指出，西部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在那里，“那些被东部经济体系抛弃的人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他指出，“我们不能邀请欧洲移民来分享我们无尽的富饶”，并且更糟糕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人口提供的也不过是“了无生气的生活”。罗斯福断言道，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价值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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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罗斯福提供的本不是对价值观的重估，而是一种对基本原则的重申。这位愿意竭尽所能塑造美国未来的总统尤其善于利用过去来拉动自己的提案，鼓动全国的民众。由于人们担忧民主党也许会让美国发展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稳定民心，罗斯福提起革命时期，称那时正是来自政府的威胁促成了改变，而如今是“经济单元”造成了威胁。他指出，这些只是需要彻底革新，而不需要完全推翻。政府现在需要“协助发展一种经济权利宣言，发展一种经济宪法秩序”，而这“不是阻碍，而是会保护个人主义”。因而，罗斯福归纳出的“旧社会契约的新条款”只是需要重申一种信念：“对美国的信念、对我们体制的信念、对我们自身需求的信念。”他强调指出，尤其要相信美国人可以创造“杰斐逊在1776年时为我们想象过的那个明显的乌托邦”[15]。从根本上说来，罗斯福所做的是援引独立革命时期的愿景，向民众发出了挑战，这也是美国政治中让任何一种观点站稳脚跟的传统做法。他所援引的是信念，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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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总统相信，在一定的帮助下，美国这艘航船可能会摆正船头，但除此之外，他心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蓝图。因而，他实施的新政是渐进的而非变革的。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有时互相矛盾的立法以及一些普遍的公共工程计划，其目的有两重：短期的经济复苏以及长期的经济、社会改革。历史学家常常将1935年作为新政与第二次新政的划分点。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政“联盟”，这是工会与投票团体的一种结合，在新政到来前，这种结合常常显得很不和谐：南方白人与北方黑人，农村新教徒与城市天主教徒，犹太人、少数民族与知识分子。这种联盟改变了美国党派政治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可能就是让非裔美国人远离了共和党——林肯的党派，解放的党派——转向民主党，并且此后大体说来都会留在民主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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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新政就代表了其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世纪，由于联邦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内战期间以及结束之后，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都得到增强，并且还出现了所谓的重建修正案，即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根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投票权，有力地从司法角度重新解读了自由。第三次转变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体现在当时颁布的平等权利立法之中。连接第一次和第三次转变的桥梁正是新政，新政寻求扩大中央集权，以保障自由观点的进一步扩展：消除贫困、保障经济安全、实现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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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政是从出台《紧急银行法》开始实施的，但“第一次”新政的经济规划的核心却是1933年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该法令规定成立了国家复苏局（NRA），就像一战期间建立的工业委员会一样，能够组织、控制商业（成员可自愿加入，但强烈鼓励加入），不过这次是打着向贫穷宣战的名号。很快，另外一些有着各自势力范围的机构也都纷纷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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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AAA），通过限制生产来解决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并向被限制产出的农民提供补偿。这样做的确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将许多收益分成的佃农和更穷的交租种田的佃农逐出了那些耕作不再划算的土地。这些佃农要么依赖国家救济，要么加入了失业者的迁徙大部队，行驶在美国的公路上（图54）。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民间护林保土队（CCC）寻求通过一系列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公共工程管理局（PWA）也试图在城市里开展修路筑桥以及建筑项目，而在南部农村地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则发起了一个在田纳西河上修筑防洪大坝的项目，这个项目最终将电送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事实上，新政最明显、最长期的一些效果是美国河流沿岸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日后，这个水坝的发电量几乎达到全国水力发电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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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各式各样、数量繁多的项目表明政府在大胆尝试实现经济复苏，但这些做法也招致了批评。反对者将这些机构称为“字母表机构”（他们还仿照儿童意大利面食的名字给那些新政项目取名为“字母表汤”），而它们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上所取得的成果也良莠不齐。但这并不完全是那些机构自身的问题，因为天意也没有帮助新政。持续的干旱（在某些地区持续了将近十年）带来剧烈的沙尘暴，将大平原变成了“风沙侵蚀区”，这也许最能体现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荒废状态。风沙侵蚀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狭长地带最为严重，并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州、堪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这些地区的人口得不到救济，成了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工人。在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等摄影师的镜头里，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斯坦贝克1939年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讲述了从俄克拉荷马州被逐出的一家人，是对大萧条时期的文学描绘中最出名的一部作品]，这些人的困境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范围灾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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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经济大萧条时期艾奥瓦州的难民（多罗西娅·兰格，1936年）。这张照片刻画了新墨西哥州一个九口之家中的三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来自艾奥瓦州的难民。这张照片出自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多罗西娅·兰格之手，也是她在一个摄影项目中的作品。这个摄影项目是代表移民管理局（1935年）组织的。移民管理局是在第二次新政的主持下成立的一个改革机构（后来在同年并入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兰格后来也记录了另外一场不受欢迎的移民行动，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公民被战争搬迁管理局（WRA）强行迁移、拘禁在集中营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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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之后，所谓的第二次新政是围绕《社会保障法》（1935年）实施的，这部法令落实了一项包括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第二次新政也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进一步创造了就业。这项举措为美国各地将近900万人口带来了工作，其中有许多都是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这些人接受委托开展各种工作，从为邮局提供壁饰到编写各州官方指南，从举行音乐会、剧场演出到整理民俗档案。在编写美国史方面，WPA有项名为“联邦作家工程”的项目，为大量的报纸、历史记录和档案编写索引，也录下那些仍然记得奴隶制时期情况的非裔美国人的声音。这些都为讲述美国过去的历史组织了大量的原材料，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不断地熟读并且重新解读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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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上演话剧这种明显无伤大雅的活动也会招致怀疑。一些人担忧新政背后隐藏着社会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动机，想要在美国复制评论家兼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所描述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即以国家团结的名义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结成联盟”。斯温警告说，这正是走向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美丽新世界的第一步，在那个世界中，个人主义将会被根除，美国人将会“被告知提出反对和批评是非美国人的行为”[16]。斯温的这些观点对于美国的广播听众来说早就不算陌生。尤其是当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广播电台对国际新闻做出了更多播报时，这些听众也就对此越加熟悉。美国远非一个孤独的荒野，自然不能免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影响，因而斯温也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先知。辛克莱·刘易斯在当时写了本红极一时的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1935年），书名的前提当然就是这很容易发生在这里。在联邦剧场计划的赞助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走向了全国的观众。1936年，纽约观众可以观赏到其英语版本和意第绪语版本，洛杉矶的观众可以观看意第绪语版本，坦帕的观众可以看到西班牙语版本，西雅图甚至还上演了黑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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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要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又一次对自由和民主的含义进行了辩论，但这两者都没有真正面临毁灭的危险。赫伯特·胡佛指责新政是“美国对自由精神的侵犯，而且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让人震惊的一次侵犯”，但罗斯福对此做出反驳（就像林肯在内战期间那样），强调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对自由的定义”，这一定义将会“为普通人提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保障，这在美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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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正确与否有待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普通”人。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些新政项目虽然意在缓解问题，却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当时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认为，破坏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过道斯法案将部落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都不仅给土著民族造成了损失，也给整个美国带来了损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IRA）就试图撤销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这些损失。科利尔实施的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经济（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寻求通过强制聚积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巩固土著人的土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愿意看着自己精心经营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权之中。华盛顿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热情，想要恢复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经抛弃很久的传统，对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别人更充满疑虑，也更想要抵抗。许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进步和未来，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实上却毫不理想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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