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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三K党引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至少部分时代思潮，反对伤风败俗——这是从广义上讲，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对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这个现代的、商业驱动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国和一战前的那个传统的、注重家庭的、单一民族的虔诚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哪怕只是接近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狭隘的状态，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战后的英国还沉湎于对战前爱德华时代的稳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样，美国也为自己——不止一次地——虚构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其真实的过去毫无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它的未来，而在这未来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虚构——理想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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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定义美国人、并且由此定义美国主义的这种冲动，着实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国传统，向前能够追溯到克雷夫科尔在17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20世纪给这个论辩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就是从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文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这些限制越来越多地是基于种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国家主义理想，即由克雷夫科尔首度提出、罗斯福加以修订的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克雷夫科尔所称的对“古老的偏见和风俗”的否定，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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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想被国家主义中一种近似于生物决定论的解读所改变，或者可能是所感染，这种解读拒绝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一种“混血人”，而是强调民族排他性。这种观点通过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广泛传播。格兰特是纽约动物学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优生学提倡者，他提出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这在那些本就已经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观点的人当中引发了共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欧洲对他的观点相当赞同，而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美国领导人也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人整体上却对他的那些极端观点相对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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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讽刺的是，卡尔文·柯立芝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反移民的诽谤文章，发表在《好管家》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重复了罗斯福对美国化的分析，但最终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从格兰特那里受到的恶性影响。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许“穿过自由的大门”，就必须表现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理由，种族因素都太过重要，不能置之不顾，”他论证道，“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某些不同的种族是不会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双方都会恶化。”“身心发展的质量，”他总结道，“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样重要。”柯立芝心里想的到底是何种伪造的“生物学规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似乎的确把“自由的大门”和天堂的大门混为了一谈，并且非常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移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会不断显露造物者的神圣意志，并以此证明我们对人类的信仰是正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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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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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戴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多不寻常，其实都只不过是隐喻地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立法者面临的恐惧：他们越来越害怕美国将要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逼入困境。在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会乐观地认为任何新来者都可能被美国化，而犯罪统计又引发了深深的担忧，因而许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弗雷德·珀内尔（Fred S. Purnell）所说的，“美国人民的祖先思维清晰、有自治能力。他们与这群正在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国血管的不负责任、破产的废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来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随后又忙于辩论设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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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辩论中充斥着优生学的观点，其鉴定证人哈利·H·劳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优生学档案局局长，也是旨在改善美国人口的极端进步主义“优生绝育”的倡导者。“通过种族隔离、绝育，或者其他方法让美国那些堕落的人口变得不能繁育，”劳克林提出，“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准备好“实施那些看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但其实并不是的法律”。他劝告说，“那些优生学倡导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们当中更好的家族，他们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将移民的自然素质作为是否允许他们移民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不去考虑种族、语言，以及当前的社会或经济状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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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种新的对繁殖和生物学规律的强调，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界上层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维斯都强调教育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有些种族永远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国人的风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决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为之提供了保障。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紧急限额法》，根据不同的国籍设置了更低的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限额。理论上，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之前——换句话说，即东欧移民数量增加之前——那个国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数的2%。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没有遭到限制，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个法案将美国从一个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转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封闭社区。山巅之城如今有了相当高的围墙，成为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圣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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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扇“金色大门”关得太迟。有些人认为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毁灭，但它其实最终是这个国家的救赎。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据称基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在首都中心肆虐横行的三K党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纽伦堡集会在美国的变体。关键是要记住，就在美国最终废止开门政策的同一年，也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最终承认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权。然而对于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法案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权利被移交给了各个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案的确凸显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派”文化特殊性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取代之前基于同化的大熔炉民族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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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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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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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超过6万名美国人遭遇了非自愿绝育手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强制实现道德一致、医学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倾向的又一种体现。禁酒和强行避孕只是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保守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从限制赌博到对节育和避孕的建议，到文学、教科书、剧院和电影中的审查。最终，这既关乎控制，也关乎自由，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1921年成立了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ABCL）的避孕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 Sanger）的观点就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她呼吁将女性从不断怀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免于遭受非法堕胎常常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种观点意在减轻妇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优生学观点与霍姆斯法官相呼应，其重点从为自己选择的积极自由转变为强行向别人施加自己观点的消极自由。这种逻辑导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就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代顿。在那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采用了优生学说客提出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种论点，并将其用到了进化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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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普斯审判案”（有时也称“猴子案件”）的焦点是田纳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权向学生讲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诉贝尔案一样，这也是一起试验案件，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为质疑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发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里只许讲授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类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动植物）。这场审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旁听这场审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审判中的反进化论的鉴定证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不过，布赖恩的出席并不是最后法庭确认巴特勒法案符合宪法的原因（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布废止）。事实上，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赖恩在法庭上的表现难以让人信服，审判案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去世，着实打击了反进化论者的热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据是判处的100美元罚金太高，但对于这起审判案的主要内容即巴特勒法案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仍然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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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及后来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刻画[1960年有一部名为《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的电影大致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由斯潘塞·屈赛和吉恩·凯利领衔主演]倾向于将这起事件描绘成一出滑稽的闹剧，如果说没有让不少人彻底陷入尴尬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娱乐了大众。事实上，在后来1926年的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称斯科普斯审判案为“这起怪诞的案件”。由于反进化论的冲动在美国一些地区至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起怪诞的案件。斯科普斯审判案当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传统的力量与现代世俗的力量相冲撞。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种上帝与科学之间的信仰冲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恐惧的产物：惧怕犯罪，惧怕移民，惧怕城市，惧怕任何无节制的纵欲，尤其是惧怕挑战和改变。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与主流文化步调不一致，而且还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胁，这种现象透露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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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收音机里收听田纳西州代顿镇上的事件时，美国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拥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小镇的审判案，也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分散开来。兴旺的20年代其实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带的图景。人们在刻画爵士乐时代的时候倾向于选择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作为表现场所，除了偶尔选择芝加哥之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城市。也许真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会比纽约更能代表20年代乐观的一面。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纽约一直以来都是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又提供了一个入口。例如，纽约的哈莱姆黑人住宅区几十年来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从最开始以爱尔兰人移民为主，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了20年代则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所在地，并且见证了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化浪潮。当然，非裔美国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但纽约的确是一面棱镜，将非裔美国人在音乐、文学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线深深映入当时以白人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中。当时许多主要的黑人学者和作家，包括《疲惫的黑人伤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类学家、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从哈莱姆走向了全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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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活动的音乐伴奏，不管是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还是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和非法经营的酒吧里，还是在越来越无所不在的收音机里，都是各种爵士乐的组合。爵士乐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城市里的南方之音，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典范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发声，追求即兴的结构，又有舞曲的能量。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体现了爵士乐对主流“古典”作曲的影响。爵士乐也许最开始是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音乐表达形式。不过，爵士乐还只是爵士乐时代的一个元素，为新的现代性提供了配乐，而为后代记录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则是好莱坞。从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轻女郎”克拉拉·鲍（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满“对白”的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正在扩张的电影产业，既娱乐了当时的观众，又告诉了——虽然并不一定准确——未来的观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疯狂旋转”（192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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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初大概有5000万美国人（约为人口的一半）会定期观看电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过8000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大众娱乐。美国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好莱坞引起的是什么类型的想象是有争议的。当时的电影行业和现在一样，喜欢刻画年轻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国传达给自己也传达给世界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能源和经济过剩的国家形象。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同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对爵士乐时代的人物描述。他们对好莱坞尤其充满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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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贩卖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时候，好莱坞一开始是打算发展下去的，但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促使它抢在政府干预之前开始实行自我审查。1922年颁布的（以美国前邮政部长威尔·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电影描绘任何可能冒犯观众道德情感的内容。根据法案的建议，除了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之外，大银幕上还不应出现同性恋、异族通婚、裸体、过多吻戏和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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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莱坞还是不可避免地仅仅呈现了美国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美国观众很快就习惯了一成不变的年轻女性形象，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爱》（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红衫泪痕》（Jezebel，1938年），这些女性常常在挑战传统——当然是在限制范围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这种逃避主义变得空前流行，但对于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一天会变得相同（考虑到许多早期电影的主题，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的女性而言，它毕竟只是一种逃避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对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续强调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见图53），与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饮酒成瘾、不断抽烟的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她们又喝酒又抽烟，并且还能以一种很有可能违反海斯法案规定的姿态整晚跳舞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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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爵士乐时代，与大屏幕或大众传媒里少有共同之处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约有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但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没有收音机的。美国的财富几乎从来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超过70%的人口收入都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宜居工资——年薪2500美元。尽管购买上的选择在减少，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两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却在加深。汽车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公路越铺越宽，开车兜风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当然，可以用来买车的收入也在上涨，但汽车制造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尽管福特的雇佣做法和出言不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有些玷污了他的公众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国家——事实上是一位国际——英雄，是美国成功运用流水线作业的标志。商业用语里有一个新概念：“福特制”，即通过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制的确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成为未来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未来中，消费者充满信心，经济力量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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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福特为庆祝灯泡的发明以及他自己的爱迪生技术研究所的创立而举办了一次庆典。这是一次乐观的庆祝，新上任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这次庆典，并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胡佛宣布说，科学研究“是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形势，减少了工作量、延长了寿命、降低了痛苦”。他断言道：“最后，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悦。”胡佛热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电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应税产品”[12]。就在胡佛满怀自信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经济效益作出预言后的第三天，美国股市暴跌，让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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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这幅插图出现在约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会纯洁：家庭和国家生活》（纽约：J. L.尼科尔斯出版社，1903年）一书中。图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岁女孩可以拥有的两条人生道路。在左侧，一些不适当的（法国）文学让她走上了通向社会排斥的滑坡；在右侧，更让人振奋的阅读和定期的教堂礼拜为她保障了一个稳定的未来。由于这个女孩成长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将会遭遇“兴旺的20年代”，左侧的道路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这至少是美国家长普遍具有的持续的恐惧。实际上，这位女孩比她妈妈更有可能遭遇离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国的出生率从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头）。她也有可能拥有范围更广的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毕竟，在这个时期，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第一次飞上高空，成为继林德伯格（1928年）之后（有别人陪同）飞越大西洋的又一人，并且在1932年又一次独自飞越了大西洋。尽管大多数女性都买不起飞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0万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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