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9178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1706289179
1706289180
1706289181
1706289182
1706289183
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1706289184
1706289185
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1706289186
1706289187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1706289188
1706289189
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1706289190
1706289191
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
1706289192
1706289193
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1706289194
1706289195
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1706289196
1706289197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1706289198
1706289199
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1706289200
1706289201
1706289202
1706289203
1706289204
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5]
1706289205
剑桥美国史 美国世纪
1706289206
1706289207
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
1706289208
1706289209
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
1706289210
1706289211
为了阐释美国尚未施行的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华莱士援引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正如这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是“一场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正如“1862年的美国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场20世纪中叶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响的战争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道德层面。1945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再度有一位总统在战争期间去世。这一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惊全国。
1706289212
1706289213
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1921年便已瘫痪。罗斯福不仅熟稔于操纵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擅长经营美国的形象，这一点从他对30年代的骚动和金融危机，以及对二战的创伤和混乱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来，他带领美国朝着新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前进，这些新观念使得美国超越了自身舒适地带的羁绊，超越了“山巅之城”的束缚，迫使美国在思考新政下国家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的同时，也思考它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中的新型关系。罗斯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与林肯一样伟大的美国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人再也听不到他在“炉边谈话”的广播中那抚慰人心的声音，听不到他提醒美国民众说他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听不到他赞美“美国人民的杰出能力和能量”，让美国人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自己都产生了影响。[14]
1706289214
1706289215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带领下的美国进入战后世界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应该，或者说能够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是美国通过毁灭性的力量结束了二战，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威力的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物质财产的损失：仅广岛就有约8万人死亡，整个城市约70％被摧毁。但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原子能技术以及开发这个技术的国家计划不仅向未来的军事部署发出了挑战，也给国家、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层面的挑战。十多年之后，科学研究就已经改变了政治和公众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将原子能技术描述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技术——他称之为“最有潜力的进步动力之一”，宣称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延长人类寿命，也可以保卫国家安全。
1706289216
1706289217
虽然美国垄断的原子弹技术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二战的结束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垄断地位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样没能长久持续的，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中为未来国际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绘制的蓝图。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在罗马尼亚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明确表明苏联将会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而不是听从什么同盟国。1945年7月，当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和斯大林组成的新盟国阵营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时，很明显，交战规则已经改变了。盟约已经摇摇欲坠，盟国间不再统一行动，而是各自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操控它们在欧洲的控制区内的政权更迭。
1706289218
1706289219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又面临被共产主义政权大规模接管的危险，因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鲜明立场就是要限制共产主义的蔓延。这是一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一方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另一方则是给20世纪下半叶蒙上阴影的苏联集团。正如杜鲁门阐述的，世界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的“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体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苏联式的“恐怖和压迫、严控的报刊和广播、预设人选的选举，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坚称，只有“美国的政策才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奋力抵抗少数派武装镇压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卫自由的人民，”他强调，“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取支持”[15]。
1706289220
1706289221
尽管杜鲁门的声明中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却最先在金融方面展开了冷战。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因其主要提出者为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而得名），这个计划实质上遵循的依然是罗斯福提出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马歇尔计划虽然被批评家谴责为一种隐蔽的“军事计划”，但实际上是一个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经济计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经济一旦重新振兴，便可以再度购买美国市场的产品，这样也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宣传口号是“繁荣带给你们自由”，或者可以说至少能摆脱共产主义，这才是马歇尔计划的重点。马歇尔计划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终极回击。这项计划不但本身是成功的，同时也象征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成功。美国当然能负担1948年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中的规定，拨款130亿美元用于海外援助；但美国后来却无法承受其自身形象与理想之间的冲突。自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诺，但在美国国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1706289222
1706289223
不过，在冷战初期，双方刚刚开始发起言辞攻击的时候，美国国内还是有一幕爱国场景正在上演，其规模之大，只有美国能够实现，那就是环游美国的自由列车。自由列车由7节红白蓝三色的车厢组成，牵引整个列车的火车头被命名为“1776精神”。它搭载了精心挑选的美国重要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奴隶宣言》和从硫磺岛带回的美国国旗。在1947—1949年间，自由列车的车轮驶过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它拥有自己的主题曲，由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创作，由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安德鲁斯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演唱：“自由列车来了/你最好快出来吧/就像保罗·里维尔一样/列车就要来到你的家乡。”它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漫画集《奇迹队长和自由列车》（Captain Marvel and the Freedom Train）。自由列车环游美国的时候，几乎当时流行的每一个漫画系列中的人物，从米老鼠到莱尔·阿布纳（L’il Abner），都曾在漫画中去过自由列车。自由列车极受欢迎，参观者达到了约350万人。这些游客被鼓励进行自由宣誓，并在自由卷书上签名。这些卷书后来被呈送给杜鲁门总统。这场巡展声称：“自由关乎每一个人。”
1706289224
1706289225
当然，自由列车蕴含的观念并无新奇之处。19世纪内战期间举办的卫生展会上也展出过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文献、国旗以及武器，以提醒民众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袖珍书》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同样，自由列车代表了一种在冲突中寻求共识的渴望，这种冲突并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只是观点上的冲撞。然而，自由列车所到之处却依然四面楚歌：这个国家刚刚解决了复员军人的问题，又面临着钢铁、采矿、汽车和铁路行业中更多的罢工。事实上，自由列车开启的前一年，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甚至使得总统建议将罢工者征召入伍。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卢斯和华莱士曾经思考过的美国新的全球责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49年9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破试验取得成功，比美国人所预料的提前了许多，让解决这个问题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图60）。1949年1月，自由列车驶进华盛顿特区，在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中结束了旅程。但过了不到一年，且不说自由，就连美国是否还有未来都很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1706289226
1706289227
1949年，美国失去了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这导致美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更加危机四伏。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保护，但对美国来说，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赢冷战的一个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身份认同的根基，但事实上，更能牵制美国的似乎是核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朝着更强调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的信条前进，很多美国人不再害怕外来者的威胁，反而开始担忧那些业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们；简言之，美国人对“内部的敌人”感到特别困扰（并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这就导致了50年代新的“红色恐怖”的出现，它比起一战后的红色恐怖更加极端也更加充满矛盾，从长远来看，明显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自由也会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