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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红色恐怖”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没有一位总统能像当年的沃伦·哈定那样对美国做出恢复“常态”的承诺，杜鲁门也没有做出尝试。事实上，杜鲁门在1947年3月已经发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说，宣布启动联邦雇员忠诚计划，阻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当中传达的政治风向十分明显。在自由列车的旅程中，自由宣誓仅仅是自由列车体验活动中一项带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活动，但效忠宣誓却成为美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宣誓经历，但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战争时期。而这种宣誓出现在冷战之中，就表明美国真正展开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人员伤亡。杜鲁门的9835号总统令发起了对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调查”，令几百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并没有多么惊人，因为总共被调查的人数超过400万。不过，“忠诚度调查”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它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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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照片展现了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后，核试验也并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试验发生在1946—1958年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二战之后几十年间，核威胁给这个世界造成的阴影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核威胁才成为了一种低层次的威胁。在当时的文艺界，内维尔·舒特针对这种威胁创作了末日小说《海滩上》（1957年），这部小说又在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弗莱德·阿斯泰尔和阿娃·加德纳主演。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导演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放射线被发现之时，罗伯特·克罗米的小说《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后许多的小说和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核毁灭要么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要么就是在隐喻现代世界中的焦虑感。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恐惧却不是什么隐喻，借用T.S.艾略特的诗句来讲，人们切实担心这个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郁郁而终，而是顷刻间轰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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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原本是为了阻止纳粹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成立的。在冷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获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负责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成立的机构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肩负着探寻危险来源的职责，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险所在。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制造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宣布，他有一份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名单，总计约200人，这一反共运动因此被冠以“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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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ism）之名。实际上，这份名单从未具体公布，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可能颠覆美国民主政府的恐惧却进一步加深。当然，不是说颠覆的风险并不存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却不会像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中所说的那样，在大学宿舍或好莱坞电影业集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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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年间，美国前国务院政要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并接受（两次）审判，反共产主义由此成为战后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终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还是希斯被指控的过程。正如知名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被审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这本书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审判过程引人关注，审判结果也让人觉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这一点随着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博士因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被抓而变得更加争论未决。克劳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导致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并且被定罪为间谍共谋罪而处以死刑。由于当时定罪的证据存在争议，这起案件成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战期间，英美联合发起了维诺那计划，合作进行秘密情报的破译工作，旨在拦截和抵御苏联的威胁。但事实上，根据维诺那计划披露，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确从事了间谍活动，向苏联泄露了核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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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情报工作的问题就在于它倾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恐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公众的偏执。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需鼓动，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恐惧和偏执。毫无疑问，在原子弹研究的问题上，苏联人的确危及美国的安全，但麦卡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上升为美国内部普遍的颠覆破坏行为，还把这种潜在的颠覆与自由派左翼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恐惧。这个过程成功地混淆了间谍和颠覆的区别，并且制造了笼罩战后美国的恐惧气氛，被加拿大政治学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称为“冷战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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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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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营销手段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它还是在1954年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麦卡锡主义都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当麦卡锡煽动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之时，就产生了一种本质上自私自利的颠覆幽灵。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憎恶麦卡锡，却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需要公开表示信任麦卡锡指控。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期望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急切盼望在战后世界中站稳脚跟。但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时候，美国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内部发起攻击，代表民主阴暗面的麦卡锡主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事例。虽然美国社会深陷共产主义的颠覆恐惧中无法脱身，“红色恐怖”的余波仍然广泛存在，但在另一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不愿再遵从传统的规范，即种族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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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斯和华莱士正在思考普通民众为美国世纪带来了何种可能与挑战时，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思考的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关系问题。1944年，他出版了名为《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详尽报告。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谴责和控告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默达尔指出，美国信条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机遇，而南方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违背了这个信条。很少有南方人会喜欢默达尔对于南方的描述：一个“乏味、不安全”的偏远之地，“情绪化的清教徒宗教”四处盛行，到处都是“对性的不健康强调”。这位经济学家总结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吓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国人的行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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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位当时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还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对美国南方性和暴力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小说在描写中为读者制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经济学家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则不包含这种成分。默达尔从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于一种充满恐惧和侵犯的破坏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因为奴隶制而出现，因为美国人对贫穷、犯罪以及社会隔离的广泛态度而得以延续。实际上，种族歧视的确不是默达尔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战时期，它占据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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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达尔的报告出版三年之后，由杜鲁门设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保障这些权利》（1947年）。虽然没有像《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那样卷帙浩繁，但它更广泛地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其中包括美国印第安人、美国保护国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墨西哥移民。这份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针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报告中称，种族歧视不仅与“美国信条”相违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饱受歧视的族群，还对整个国家的民众健康与幸福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报告严厉批评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认为“这种在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将南方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为二”。报告指出，这种所谓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神话之一，因为它几乎总是对的。隔离当然是真的，但是，这些设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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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但平等”的信条之所以被定罪，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它违反了美国传承的平等精神；它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历史证明，由于隔离导致的服务不平等无所不在；它将种族隔离制度化，并且就算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种族间的正常交流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它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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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在结尾处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报告中写道，“回溯历史，美国曾有两次发现有必要反省公民权利的状况”：第一次是在宣布独立和通过《权利法案》期间，第二次是内战期间。报告声称，“我们深信，第三次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样做“既是出于良心、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生存。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总结道，“我们有道德上的理由，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国际方面的理由相信现在就该付诸行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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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说服了杜鲁门，但没能说服国会。然而，战争总能为那些试图推行不受欢迎的法案的美国领导人提供难得的机遇，冷战也不例外。因此，杜鲁门在1948年正式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冷战时期，杜鲁门意识到，美国人所信奉的理念与他们默许的行为之间不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并没有因为这一项法案而结束，前路仍旧漫漫。不过，就在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派出参战的不再是种族隔离的军队，而是黑人与白人混编的军队。从时间上讲，朝鲜战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之间，从冲突规模和产生的影响上讲，朝鲜战争也不及这两次战争，因而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但这场战争在不少层面上却都具有象征意义（图61）。朝鲜战争不但是美军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参加的第一场战争，还是冷战进行到1950年夏天为止发生的首次武装冲突。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入侵反共产主义的韩国，美国采取了第一次遏制行动，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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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园》（彼得·威尔逊摄）。很多年以来，朝鲜战争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过，这座纪念园却有意强调这场战争中的美国军队是由多个种族构成的。纪念园内有19座雕塑，所有都比真人要大，高2.2米，组成侦查时的箭头方阵。其中包括12名白人、3名非裔美国人、2名西班牙裔美国人、1名东方人和1名美国土著。这些雕塑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军队中的不同军种，其中包括14名陆军、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官和1名空军士兵。建造这种纪念园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纪念园的建造历经几十年的讨论，最后于1995年落成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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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以后，至少从军队的面孔上，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而在美国国内，要实现完全的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就其发生的时机而言，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间歇期；就其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而言，它又是一个转折点。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国与朝鲜签署停战协议；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被处以死刑；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高山上的呼喊》（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书中探讨了种族歧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些事件使美苏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仍有许多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想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首先就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次年，美国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带领下一并审理了5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案件，这些案件日后被称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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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起案件依据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建立起的违宪判例，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案件分别涉及堪萨斯州、华盛顿、特拉华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诸多论据，其中一个便是默达尔在《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一书中的论述。最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信条并不适用，”判决称，“种族隔离的教育措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非裔美国儿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权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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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一案的判决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无歧视的公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却不是全体民众的欢呼，规避者反而远多于实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况和默达尔描述的仍旧并无二致，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径依旧十分普遍。布朗案发生的第二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见证了南方白人为了捍卫白人至上论，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情来——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在去密西西比探望亲戚时被折磨致残，最后又被残忍杀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国人拒绝接受白人冠以他们的“二等公民”称号，通过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运动向公交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发出抗议。就在艾达·威尔斯被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70多年后，黑人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绝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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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被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评价为“蒙哥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还在2000年被评为20世纪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对这次逮捕行动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化身的马丁·路德·金在抵制运动之初，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压力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抵制运动在持续一年之后最终迎来的不过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劳德诉盖尔案（1956年）中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尽管这是美国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包容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坚守盎格鲁—撒克逊人阵地的白人而言，公车抵制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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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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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最后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