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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斯和华莱士正在思考普通民众为美国世纪带来了何种可能与挑战时，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思考的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关系问题。1944年，他出版了名为《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详尽报告。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谴责和控告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默达尔指出，美国信条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机遇，而南方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违背了这个信条。很少有南方人会喜欢默达尔对于南方的描述：一个“乏味、不安全”的偏远之地，“情绪化的清教徒宗教”四处盛行，到处都是“对性的不健康强调”。这位经济学家总结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吓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国人的行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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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位当时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还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对美国南方性和暴力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小说在描写中为读者制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经济学家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则不包含这种成分。默达尔从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于一种充满恐惧和侵犯的破坏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因为奴隶制而出现，因为美国人对贫穷、犯罪以及社会隔离的广泛态度而得以延续。实际上，种族歧视的确不是默达尔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战时期，它占据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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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达尔的报告出版三年之后，由杜鲁门设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保障这些权利》（1947年）。虽然没有像《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那样卷帙浩繁，但它更广泛地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其中包括美国印第安人、美国保护国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墨西哥移民。这份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针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报告中称，种族歧视不仅与“美国信条”相违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饱受歧视的族群，还对整个国家的民众健康与幸福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报告严厉批评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认为“这种在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将南方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为二”。报告指出，这种所谓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神话之一，因为它几乎总是对的。隔离当然是真的，但是，这些设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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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但平等”的信条之所以被定罪，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它违反了美国传承的平等精神；它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历史证明，由于隔离导致的服务不平等无所不在；它将种族隔离制度化，并且就算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种族间的正常交流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它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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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在结尾处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报告中写道，“回溯历史，美国曾有两次发现有必要反省公民权利的状况”：第一次是在宣布独立和通过《权利法案》期间，第二次是内战期间。报告声称，“我们深信，第三次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样做“既是出于良心、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生存。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总结道，“我们有道德上的理由，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国际方面的理由相信现在就该付诸行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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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说服了杜鲁门，但没能说服国会。然而，战争总能为那些试图推行不受欢迎的法案的美国领导人提供难得的机遇，冷战也不例外。因此，杜鲁门在1948年正式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冷战时期，杜鲁门意识到，美国人所信奉的理念与他们默许的行为之间不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并没有因为这一项法案而结束，前路仍旧漫漫。不过，就在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派出参战的不再是种族隔离的军队，而是黑人与白人混编的军队。从时间上讲，朝鲜战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之间，从冲突规模和产生的影响上讲，朝鲜战争也不及这两次战争，因而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但这场战争在不少层面上却都具有象征意义（图61）。朝鲜战争不但是美军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参加的第一场战争，还是冷战进行到1950年夏天为止发生的首次武装冲突。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入侵反共产主义的韩国，美国采取了第一次遏制行动，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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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园》（彼得·威尔逊摄）。很多年以来，朝鲜战争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过，这座纪念园却有意强调这场战争中的美国军队是由多个种族构成的。纪念园内有19座雕塑，所有都比真人要大，高2.2米，组成侦查时的箭头方阵。其中包括12名白人、3名非裔美国人、2名西班牙裔美国人、1名东方人和1名美国土著。这些雕塑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军队中的不同军种，其中包括14名陆军、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官和1名空军士兵。建造这种纪念园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纪念园的建造历经几十年的讨论，最后于1995年落成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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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以后，至少从军队的面孔上，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而在美国国内，要实现完全的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就其发生的时机而言，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间歇期；就其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而言，它又是一个转折点。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国与朝鲜签署停战协议；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被处以死刑；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高山上的呼喊》（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书中探讨了种族歧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些事件使美苏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仍有许多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想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首先就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次年，美国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带领下一并审理了5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案件，这些案件日后被称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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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起案件依据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建立起的违宪判例，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案件分别涉及堪萨斯州、华盛顿、特拉华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诸多论据，其中一个便是默达尔在《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一书中的论述。最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信条并不适用，”判决称，“种族隔离的教育措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非裔美国儿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权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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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一案的判决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无歧视的公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却不是全体民众的欢呼，规避者反而远多于实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况和默达尔描述的仍旧并无二致，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径依旧十分普遍。布朗案发生的第二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见证了南方白人为了捍卫白人至上论，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情来——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在去密西西比探望亲戚时被折磨致残，最后又被残忍杀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国人拒绝接受白人冠以他们的“二等公民”称号，通过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运动向公交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发出抗议。就在艾达·威尔斯被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70多年后，黑人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绝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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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被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评价为“蒙哥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还在2000年被评为20世纪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对这次逮捕行动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化身的马丁·路德·金在抵制运动之初，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压力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抵制运动在持续一年之后最终迎来的不过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劳德诉盖尔案（1956年）中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尽管这是美国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包容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坚守盎格鲁—撒克逊人阵地的白人而言，公车抵制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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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最后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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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就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意识形态与其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之间发生了首次激烈冲突。在这一年，苏联发射了“伴侣号”人造卫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学则表明反对“布朗案”的判决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称，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学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鲜血将流满街道。他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白人孩子抗议与黑人同在一间教室学习；辱骂试图进入学校的黑人学生（这些黑人学生最终在第101空降师护送下进入学校）。诸如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本不该出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方一些地区似乎完全忘了媒体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道可能会被其余美国人民看见，更不用说会被整个对此感到惊恐却又十分关注的世界看到。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印刷媒体兴起，无线电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逐渐开始主导现代生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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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事件，而非蒙哥马利或是小石城。尽管在美国人看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存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风险，但苏联继任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谴责，似乎为美苏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显然，美国并不总是要插手共产主义的每次行动，比如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反共起义，美国便无动于衷。而同一时期，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却主动地促使英法撤军，为保护这一石油富裕地区的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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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立场，强调美国有责任“在任何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武装侵略时，为其捍卫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援助”，这便是之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他还在论述中提到了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钱上的“牺牲”，并强调“绝不会让这些牺牲白白浪费”[19]。但与此同时，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稳定，也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而要承担起消除前殖民政权影响的重担，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小石城发生种族动乱，美苏僵局又因为苏联发射“伴侣号”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国人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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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号”的发射在美国媒体和政坛都引发了风暴。一些美国人将这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这显示出在美国的科技与社会优势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会像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严肃。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首的民主党人抨击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没能保证美国在全球与外太空的优势地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贬损却精炼地将白宫称为“那位著名士兵的坟墓”。约翰逊认为：“在冷战这一关键战场上，无法主宰太空就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要稍逊一筹。在全世界看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则在任何方面都将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不谋而合。后者遗憾地表示，美国未能“赶在苏联之前完成载人登月计划”，这一成就本来“不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绝对技术优势，还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月球对于太空旅行和太空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西方世界的联合国能够率先登月、宣誓主权，将能创造更伟大、更持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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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话来讲，它希望“在全球领导权和外太空科技、军事霸权的竞赛中，追赶并最终超越苏联”。艾森豪威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称：“苏联之所以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威胁，是因为其无处不在。任何一项人类行为都被其压缩成用以对外扩张的武器。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苏联在发动一场彻底的冷战。”[20]他批准发起一项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联邦行政机构，负责应对“伴侣号”带来的挑战。1958年，资金短缺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时，国会中也新增了参议院航空航天专门委员会和众议院科技航空委员会两个常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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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美国总统与美国国民而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治遗产和他在面对苏联太空项目时遭受的所谓失败，都被证明影响深远。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为美国首位天主教总统。人们起初视其为一个新的开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上，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既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也在艰难苦涩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炼”。不过，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轻的一代人虽然拥有根基深厚的美国革命传统，却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犹如一位冷血战士，承诺他的国家“为了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将不惜代价，不论忍受何种重负、应对何种艰辛、支持何种朋友、反对何种敌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战理想却与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观点相去甚远。凯鲁亚克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驳斥了中产阶级的人云亦云，并认为肯尼迪所说的年轻人能在美国的“古老传统”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美国正在走怎样一条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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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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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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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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