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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就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意识形态与其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之间发生了首次激烈冲突。在这一年，苏联发射了“伴侣号”人造卫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学则表明反对“布朗案”的判决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称，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学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鲜血将流满街道。他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白人孩子抗议与黑人同在一间教室学习；辱骂试图进入学校的黑人学生（这些黑人学生最终在第101空降师护送下进入学校）。诸如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本不该出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方一些地区似乎完全忘了媒体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道可能会被其余美国人民看见，更不用说会被整个对此感到惊恐却又十分关注的世界看到。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印刷媒体兴起，无线电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逐渐开始主导现代生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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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事件，而非蒙哥马利或是小石城。尽管在美国人看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存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风险，但苏联继任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谴责，似乎为美苏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显然，美国并不总是要插手共产主义的每次行动，比如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反共起义，美国便无动于衷。而同一时期，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却主动地促使英法撤军，为保护这一石油富裕地区的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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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立场，强调美国有责任“在任何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武装侵略时，为其捍卫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援助”，这便是之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他还在论述中提到了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钱上的“牺牲”，并强调“绝不会让这些牺牲白白浪费”[19]。但与此同时，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稳定，也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而要承担起消除前殖民政权影响的重担，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小石城发生种族动乱，美苏僵局又因为苏联发射“伴侣号”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国人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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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号”的发射在美国媒体和政坛都引发了风暴。一些美国人将这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这显示出在美国的科技与社会优势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会像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严肃。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首的民主党人抨击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没能保证美国在全球与外太空的优势地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贬损却精炼地将白宫称为“那位著名士兵的坟墓”。约翰逊认为：“在冷战这一关键战场上，无法主宰太空就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要稍逊一筹。在全世界看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则在任何方面都将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不谋而合。后者遗憾地表示，美国未能“赶在苏联之前完成载人登月计划”，这一成就本来“不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绝对技术优势，还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月球对于太空旅行和太空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西方世界的联合国能够率先登月、宣誓主权，将能创造更伟大、更持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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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话来讲，它希望“在全球领导权和外太空科技、军事霸权的竞赛中，追赶并最终超越苏联”。艾森豪威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称：“苏联之所以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威胁，是因为其无处不在。任何一项人类行为都被其压缩成用以对外扩张的武器。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苏联在发动一场彻底的冷战。”[20]他批准发起一项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联邦行政机构，负责应对“伴侣号”带来的挑战。1958年，资金短缺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时，国会中也新增了参议院航空航天专门委员会和众议院科技航空委员会两个常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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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美国总统与美国国民而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治遗产和他在面对苏联太空项目时遭受的所谓失败，都被证明影响深远。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为美国首位天主教总统。人们起初视其为一个新的开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上，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既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也在艰难苦涩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炼”。不过，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轻的一代人虽然拥有根基深厚的美国革命传统，却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犹如一位冷血战士，承诺他的国家“为了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将不惜代价，不论忍受何种重负、应对何种艰辛、支持何种朋友、反对何种敌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战理想却与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观点相去甚远。凯鲁亚克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驳斥了中产阶级的人云亦云，并认为肯尼迪所说的年轻人能在美国的“古老传统”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美国正在走怎样一条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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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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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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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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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冷战期间，联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在信贷业务与信用卡服务的快速普及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当总是习惯着眼未来的美国人，如今甚至能够先拿到商品后付款。简而言之，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繁荣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爵士乐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么摇滚乐则在60年代唱响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声最初飘扬在唱片中，1956以后，其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二战结束时，只有大约16000名美国人拥有电视这样的奢侈品，随着美国城郊家庭数量的增长，到了1953年，他们当中已经有2/3拥有电视。郊区生活还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汽车给美国，尤其是城市地区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而战后大量民众逃离城市去往郊区，也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没落。对美国而言，人口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50年代至60年代间，美国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强。1960年，有超过1/4的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当凯鲁亚克寻找美国时，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并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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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在寻找美国时，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他没有将那里描述为“一连串的许诺”，而是描述成“一连串的挑战”。肯尼迪坚称，美国已经经历了“智识与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与合理”这两个概念。他承诺会让美国重回正轨，要带领美国来到一个新的边疆，在这个边疆之外，存在着“尚未涉足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问题”。他宣布，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相同建制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讲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南方邦联，而是“一心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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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点上，肯尼迪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当选总统的那年年初，南方爆发了民权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决定在当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驱逐时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花了5个月，伍尔沃斯连锁店才答应终止午餐柜台上的种族歧视，但这是黑人争取平等之战的又一次胜利，并且其时机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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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南方人，至少是南方白人已为南北战争百年纪念做好了准备。就在一个世纪前，南方为了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捍卫奴隶制度而与北方交战。那时候，奴隶制一词被包装在了“州权利”这样令人费解的宪法条文中。而当联邦军队抵达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对“布朗案”的判决时，奴隶制的捍卫者又公然出现。即使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国内越来越多废止种族隔离的声音，这些捍卫者也不会善罢甘休。午餐柜台抗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第一批“自由乘车运动”的参与者前往南方。这些自由乘车者在种族平等委员会的组织下，乘坐巴士深入美国南部，考察在公共交通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案是否得到了落实。自由乘车者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遭到频繁的暴力袭击。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市，他们乘坐的一辆巴士遭到了燃烧弹袭击；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也遭到了三K党的袭击。次年，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一名暴徒挡住了他的去路。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一般，肯尼迪也不得不派军队平息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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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酸的是，60年代初期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抗议与同一时期白人对平等权的强烈抵抗，均发生在重现内战场景的纪念活动与邦联失败庆典的背景下。民权本来是庆典活动的重要主题，但是黑人代表却被挡在举行内战百年纪念活动的查尔斯顿市宾馆外，这让整件事情开局不利。接下来也没有任何改观。人们寄希望于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月1号发表《第二次解放奴隶宣言》，但这也宣告破灭，因为肯尼迪拒绝去林肯纪念堂参加纪念仪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抗议与暴力继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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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暴力冲突在伯明翰达到顶峰。当地警方使用消防栓、警犬和警棍袭击非裔美国人和黑人小孩的画面在电视上播放，目睹这一幕的美国人大为震惊和愤怒。次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秘书长、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二战老兵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被枪杀。1963年8月28日，约25万美国人参与了华盛顿的政治游行（图62）。这次游行呼吁人们关注的不仅是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遭受的种种暴力，还有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将林肯1863年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重新带回人们视线的，是马丁·路德·金，而非肯尼迪。“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依旧没有自由。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马丁·路德·金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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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华盛顿民权游行》（沃伦·莱弗勒，1963年8月28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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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付出了多少努力来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答案。一直以来，美国人过分关注冷战，过分担忧“勇往直前”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闲暇去对付本国那些全心全意捍卫种族隔离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拉巴马的暴力事件和华盛顿的游行已经开始冲击美国人的良知。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肯尼迪所付出的努力鲜有成效，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中，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但却遭遇失败。更让全世界担忧的是，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关系因此陷入死局，随时可能引爆核战争。直到1963年的夏天，肯尼迪才开始为冷战降温，将注意力转移到民权问题之上。同年6月，他公开承诺将推动联邦政府执行废除种族隔离的法案。然而，他没能亲眼见证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在整个总统生涯中，他为一代美国人展现了希望，弱化了恐惧，然而这一代人目前所面临的边疆，远非尼克松口中的新边疆，而是如同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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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onymous (300 soldiers) to the Editor, Baltimore Afro-American, November 23, 1942; Pvt. Norman Brittingham to Truman K. Gibson, Jr., July 17, 1943, both in Phillip McGuire (ed),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Letters from Black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1983. Reprin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3) 11, 18; Anonymous Maryland Black Soldier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October 2, 1865, in Ira Berlin et al. (eds.),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1861-1867, Series II,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54; James Henry Gooding to Abraham Lincoln, September 28, 1863, in Corporal James Henry Gooding, On the Altar of Freedom: A Black Civil War Soldier’s Letters from the Front, ed.Virginia M. Adam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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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onymous, to Mr Carl Murphy, June 26, 1943, in McGuire,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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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 1942, available 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253 (August 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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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osevelt, Annual Add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1; a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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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hilip Van Doren Stern (ed.), 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Introduc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v,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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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dward Everett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in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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