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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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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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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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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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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65年4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图（马里恩·特里科斯克于1965年4月26日拍摄）。在前一个月，美国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来袭击北越、保卫南越：滚雷行动、火镖行动和弧光行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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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垮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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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你忘不了20世纪60年代，那么你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这句嘲弄看似荒谬，却非常精准。美国在越南遭受打击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道德律令。从当时的反战游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众对越战的看法。1969年，《生活》杂志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时为其贴上了“动荡与变化”的标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也是因为就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相继遭到刺杀。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还要令举国震惊。不过，和其他大多数媒体一样，《生活》杂志在思考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时，对于美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报道还不够翔实。媒体常常大肆宣扬20世纪60年代是个险里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来，这个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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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没有越战，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紧随其后的幻灭感都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当时以及后来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势力而存在，但这些反对势力并不是在越战中才产生，而是在越战中、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强。在1964年约翰逊竞选美国总统和1965年越战升级期间，一些乐队的歌曲似乎正是当时反叛（在经济上却又精明）的年轻一代的例证。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在1964年举办了首轮美国巡演，他们的出现在群众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似乎也为这一代人定下了基调：这代人的情感在音乐和道德的问题上尤其容易爆发。“时代在变。”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同一年向美国人说，他在歌词中也指出了代沟的存在，而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美国土地上的父母们”被建议不要去批评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想要将这些唱片和光盘扔到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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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越战初期，那代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是最为支持战争的群体。他们或是目睹了“最后解决”方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的后果，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并不难想象“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人当中只有1/1000的人明确反对战争，因而可以说，最开始对于美国军事介入越南的反对声音并不响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反战运动堪比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两者最初都是出于道义的边缘运动，随着政治、文化和军事环境发生转变，演变成为群众运动。对于内战中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转变是一场开启“自由的新生”的战争。对于越战中的一代人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更靠近一个世纪前对自由的承诺，远离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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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4年，还很少有美国人会质疑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道德权威。事实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还有两万美国民众走上纽约街头举行支持战争的游行，而这并不是什么非典型事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最初是高度认同的，在美国史上，除了二战和内战之外，这种认同度是极为罕见的。华盛顿当年总要苦苦挣扎才能招募并且维持大陆军的兵力；美国加入一战的时候，有64%的美国人表达了担忧；对于朝鲜战争，也有62%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与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国人继续表示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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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动乱和摇滚乐似乎都没有让美国人明显偏离信仰。约翰逊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贫困，美国的承诺也似乎就要实现了。即使是那些对美国民权发展是否会有进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质疑约翰逊对美国的评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战争中展现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胜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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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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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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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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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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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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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1968年华盛顿暴乱发生之后》（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4月8日拍摄）。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于华盛顿街头巡逻。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全国各地爆发了为期5天的种族暴乱。但其实在1968年之前，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已经正常有武装力量巡逻。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满之夏”之后，成立了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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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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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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