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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歌手艾萨·凯特公开批评越战后，一场反战抗议在白宫门口举行（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1月19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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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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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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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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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约翰逊时代渐近尾声，新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备就职，全世界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东南亚，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完成了首次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平安夜从漆黑的太空里用电波向地球发回了一条圣诞讯息——《创世纪》的开篇。对于这个将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讯息再合适不过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讽刺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趋于缩小规模。事实上，冷战也开始趋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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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计划的规模精简是毫无征兆的，但尼克松在就职演讲中却表达了对冷战平息的愿望。“我们不仅在太空开阔了眼界，”尼克松断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开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松也指出美国“在物质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十分精确地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纷争之中”[10]。1969年之后，这些纷争并没有被驱散，某些方面事实上甚至还恶化了。不过，和之前的每一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针对美国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和之前那些总统提出的截然不同，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新联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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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会里一些保守派感到沮丧的是，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自由主义的新政。事实上，尼克松就职的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反主流文化的巅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组织者称之为“水瓶座盛会”），因而他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倡议赋予更具体的形式，也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尼克松建立了一批联邦机构来解决各类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同时也通过相应的立法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工作，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濒危物种法》。尼克松没法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他的确通过一些行动来确保地球上的新天地变得更加清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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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问题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让尼克松颇受限制，而美国在太空、国防和仍未结束的越战上的巨额开支也让他无力调控巨大的通胀压力。针对就业问题及其导致的财务危机，尼克松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这个社会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却没能在国会通过。针对越南问题，尼克松也提出了名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将作战和指导战争的任务逐渐移交给越南共和国陆军（ARVN），以便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抽身。但这个方案也同样遇到了麻烦：尼克松制定的时段对于越南共和国陆军来说太过短暂，对于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来说又太过漫长。此外，一直以来，尼克松本人在解决越战问题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让人看不到头，这也对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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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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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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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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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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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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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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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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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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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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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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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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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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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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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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