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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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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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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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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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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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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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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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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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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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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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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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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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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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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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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1920年颁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选举权，二战以来女性的就业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时，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里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种种迹象也表明，这种情况并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61年，国会里还有20名女性成员，到了1969年，只剩下11位。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女性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在反战运动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识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国人之类的身份来定位自己，这和上一代女性活动家的做法极为相似，那些人对于奴隶制或者19世纪晚期的种族划分的反对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国家的道德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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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关于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论辩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国通过《同酬法案》，并且建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状况以及雇主对待女性雇员的态度。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成立，在弗里丹的领导下，借鉴民权活动家的手段与修辞，呼吁实现美国妇女在所有方面的全面平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性别与种族在平等问题上常常相辅相成。但在其他问题上，两者也是会有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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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针对市中心区非裔美国人贫困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写了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的报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称“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出版后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份报告试图将白人中产阶级的规范强加于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单亲妈妈之上。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这种辩论仍未平息，许多保守派主张再次强调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这不一定会解决所有的社会弊病，但对于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现在一样，当时的辩论偶尔也会跨越肤色和性别的界限，但有时却只是在两者之间的真空地带徒劳地呼喊。事实上，在女性权利的问题上，争议是常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单单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并不能维护全面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得到维护的权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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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在妇女权利领域推动了两方面的重大进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权。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过。两个议程的实现似乎都势在必得。国会将平等权利修正案下发给各州，满心期待批准州达到3/4的最低数量，这项修正案就可以被通过。到1973年时，这项修正案已经得到了36个州的批准。国会信心十足地认为这项修正案一定会通过。没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终却没能通过，而其原因竟是来自妇女的反对。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草根运动建立了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全国委员会，指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这一立场也获得了其他一些像“母亲们在前进”这些听起来有些可怕的团体的支持。然而，国会仍然热衷于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甚至于将批准法案的截止时间推迟到了1982年。尽管如此，1977年之后，已经没有哪个州会去碰这个修正案，更不用说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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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在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案“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中，堕胎权得到了承认。但这项权利也曾并且继续遭到直接的质疑（见图67）。就在堕胎权得到通过的同一年，生命权利全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认可了密苏里的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利用政府资金资助堕胎。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堕胎问题都充满分歧。当然，在许多国家都有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活动家在针锋相对，但在美国，愿意做堕胎手术的医疗人员遭到谋杀、堕胎诊所遭遇抗议、医患双方都遭到了辱骂。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的态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同时却不同意别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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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堕胎权的辩论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儿之间的权利该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堕胎权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极富争议。1989年，白宫参与了一桩案件的“法庭之友”陈述，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最高法院对此予以否决，但同时也规定各州可以限制政府资金资助的诊所中提供堕胎服务。最高法院这种中立的解决方案可能让谁都不满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并不能完全为堕胎问题设置议程。事实上，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辩论不仅突显了保守主义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也突显了对于这种影响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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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民众游行支持“主张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游说议员，反对主张保护胎儿权利、反对堕胎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麦克马克（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4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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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利修正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事件之后，权利辩论涉及的范围开始扩大，其他一些所谓的少数团体也参与进来，攻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是通过为保障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LGBT）群体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州立法。不管从法律还是文化上而言，这些权利对于美国来说都仍然是一项挑战，不过，开始于70年代、想要终结性取向歧视的势头是不大会消散或者减弱的（图68）。虽然宗教右派继续责骂同性恋，但从更广阔的公众视角来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后，民众在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是持一种包容而非排斥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