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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废除了自1924年起开始实施的原籍国配额制，1970年之后，美国迎来了移民人群的增长。如果说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经延展覆盖到当时的边缘人群，那么关于这种包容性文化的内涵的辩论——事实上是争吵——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数不到900万，到90年代时已经增长到约13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来自墨西哥）或亚裔（主要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情况加剧了保守派的担忧，他们害怕美国文化会遭遇解体，也担心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团体之间会发生跨文化冲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美国的理想”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指出美国的理想是“能够从纷繁的多样性中实现最深刻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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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复兴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宣传。克林顿指出，对于这个步入后冷战时代、迈向新世纪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春之祭。美国不再与世界相脱离，而是通过之前几十年的技术发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虽然沐浴着自由的阳光，但仍受到旧仇宿怨和新的祸患的威胁。”克林顿指出，“我们在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长大，继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由于商业失败，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状况加剧，人民的分歧加深，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削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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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发生了一起同性恋权益游行（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1日拍摄）。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决指出，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是不符合宪法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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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任内，有一些分歧还在继续加深。夹在两届布什政府之间的克林顿政府，看起来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间的一片自由主义绿洲。不过这么想也许并不对，在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任期内，右派想要的没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没有全部发生，而到了90年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与个体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问题：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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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分别由共和党执政和民主党执政的两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监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实上，克林顿任期届满之时，有560多万美国人处于或曾经处于监禁状态。简而言之，每37个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监禁，不过这个比率视种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国人在狱中或曾经入狱，西班牙裔的监禁率相对较低（7.7%），白人男性的监禁率则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监禁率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那么美国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会入狱，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会入狱，白人男性则有1/17的可能会入狱”。到了2009年6月，有160万美国人被关押在狱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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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当然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人对于犯罪剧的迷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突显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人口广泛趋向于犯罪，并且犯罪以及对于犯罪的恐惧给美国造成了，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冲突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实验会特别容易遭到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也害怕这些力量有可能会破坏美国。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人的恐惧其实都可以总结归纳为一类：“美国信条”一直在遭到挑战。这些恐惧的主要来源是英国、“南方”人、共产主义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团体如果说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的。当然，冷战提供了一种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这些恐惧可以得到表达，并且也通过对这些恐惧的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身份。在冷战的背景下，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这个框架，开启了通往乔治·布什乐观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许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条混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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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里，全球混乱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骚乱。当然，恐怖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传播恐惧。然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让这个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的国家终于找到了恐惧的对象。媒体对于这起袭击的实时播报增加了这起事件给人带来的冲击和恐惧，震惊的世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初那些疯狂的营救措施，看着双子塔突然倒塌，看着数千条性命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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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带来的恐惧感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当然也经历过国内恐怖活动。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也袭击过世贸中心。然而，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宣布发起“反恐战争”，但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冒着落空的风险。恐怖毕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敌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称为“战争总统”，从中赢得了不少好处。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也为损害那些自由权制造了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指为罪魁祸首，但在这场除了恐怖之外其实没有明显敌人的战争中，美国想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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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尽管这些都是针对“9·11”事件采取的行动，但在美国国内外的一些人看来，这些举动都让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得到巩固，是一种更危险的“新保守派”阴谋的胜利。这种阴谋意图建立起一个美帝国——一个自由的帝国——并且要形成一种可供复制的美国模板，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欢迎这种模板。布什概述并且颁布袭击“邪恶轴心”、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持久自由行动）、在伊拉克终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独裁（伊拉克自由行动）并实现“政权更替”的计划时，世界都为之一愣。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都指出了至少是切实存在的敌人，但事实证明，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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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内方面，“9·11”事件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的高潮，布什对此当然会加以利用。就和二战结束后一样，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它被插在双子塔的旧址上；被展示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汽车上、窗户上；搜救犬身上裹着它，孩子们身上也穿着它。它成了一种反抗的象征，成了一条让人安心的毛毯。战争当然是想要引起这样的爱国反应，把民众团结在一起，进而增强国家主义。而就在2001年之前，这种国家主义正面临破碎的危险。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新的国家主义的高涨来源于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恐怖分子的冲突终结了这个国家在越战失败问题上一直以来的困扰。恐怖主义这个敌人是否会比共产主义更容易约束和击败还有待观察，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是否能有尊严地获得和平或者从容地从阿富汗撤兵也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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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9·11”事件没有能够消除所有的分歧，美国继续挣扎在这些分歧之中，与之苦苦作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也将美国持续存在的阶级分歧和种族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而至少在外人看来，这些分歧在2001年之后可能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取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应归功于美国人想要解决这些分歧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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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上任之时，其他国家正在开始怀疑，更确切地说是担忧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美国似乎有时在转向一种内向化的孤立主义，有时又在转向一种想要贯彻全球秩序的强势的救世主冲动；它一方面对自由高谈阔论，一方面却又迟迟不肯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奥巴马许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不会为了巩固自身安全而让自己的理想妥协；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将会从“百衲而成的传统”中打造出公民国家理想。“这，”他宣称，“就是公民的义务和承诺。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认识到上帝呼唤我们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坚守的信条具有的意义。”[14]有些人对奥巴马的这个就职演讲感到失望。他们似乎在期待更多，但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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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当选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具有——或者说，是许多人都希望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奥巴马的当选不仅意味着在连续两届共和党政府之后，民主党终于重获执政权，也意味着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统治明显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人认为，在乔治·布什任内开始流行起来的新保守主义描述了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属于自由派、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却转向保守派的人士。和其他改变信仰的人一样，这些人对待自己的新信仰相当认真、坚定。新保守主义政府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一些人表达的反美主义感到失望，对在那之后美国国外表达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充满忧虑，其国内外政策都寻求回归“传统”价值，（通过神学保守派）重申宗教是美国世俗信仰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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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信仰到底有多新，还有待争议。早在1920年，英国作者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就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具有教会精神的国家”，而这种宗教（或者说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或者说国家信仰）的融合在美国建国之时就已然存在。当时，约翰·温斯罗普在其布道中向20世纪福音派的殖民者祖先们保证，他们的国度将会是一座“山巅之城”。就美国国家主义而言，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被当成理所当然。一直到了20世纪后期，即使奥巴马指出上帝为美国安排的天命也许并不像前总统们所相信的那么确凿，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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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奥巴马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似乎也代表了至少有一部分的美国天命得以实现，代表着自这座山巅之城建立以来就一直对其造成损害的种族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开国元勋们一直闪烁其词，从一开始就无法让这个国家实现其1776年制定的宗旨，也引发了后来的很多问题。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和种族问题让共和实验几乎从内部遭到破灭。奥巴马就职典礼的现场以林肯纪念雕像为背景，并且手按林肯当年宣誓时所用的《圣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些都清楚表明奥巴马想要让人们想起那位在1863年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总统。许多美国人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都会回想起过去，虽然不至于想到内战时期，但是会想起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台阶上的演讲，想起他唤起的人们对“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的信念。奥巴马的当选似乎证实，美国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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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凭林肯的形象并不能支撑或者完全满足奥巴马当选后面临的那些期待。奥巴马当选之时，正值国际银行陷入困境。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仅遭遇了国内财政问题，也在外交政策上遭到了挑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现今对于美国的讨论常常倾向于使用两个词语：全球化和霸权（有时也称全球霸权），说的好像这两个词语是什么新鲜事物一样，好像经济大萧条影响的只是美国，而不是代表着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就美国自身而言，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当然会引起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回忆，就像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也会让人们想起越战一样。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并且是一场日益扩大的全球范围内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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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让全球人口都容易受市场力量的摆布，也让恐怖主义容易受军事力量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许多专栏和博文的话题。美国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4.6%，却消耗了约33%的世界资源。在这种巨大的消费之下，美国在经济、军事，并且也可以说在政治实力上都无人可以匹敌。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清楚认识到，美国的实力一旦缺少目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这种目的不能像布什所做的那样仅仅由美国自己来定义和捍卫。奥巴马寻求实现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与和解，但这当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人质疑美国的国家理想和国家身份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多元文化造成的内部压力。对此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个在一些人看来根本不是个国家的国家，这个常常被描述为“共和实验”的国家，从建国之初就非常团结。这项实验还远未结束。事实上，鉴于美国现在的历史还相当短暂，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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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son, quoted in Robert Dallek, Lyndon B. John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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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commercial can be viewed via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vailable at: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media/daisyspot/(September 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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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yndon B. Johns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Promise, ”March 15, 1965,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05＆st=＆st1= (September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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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Divided Decade: The“60s, ”Life, Vol. 26 (December 26, 196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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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 .edu/ws/index.php?pid=12086＆st=＆st1= (September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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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ennedy,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 Reprin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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