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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传教土为加强其传道的效果，往往使用复杂而矫揉造作的文字，而请教徒牧师则用简朴的实例，一六四○年出版的《海湾圣诗》前言声称，“主的圣坛不需要我们去磨光。”这是第一本在北美殖民地印刷的书。所以，托马斯·胡克把复活后的躯体比作“一个大洋葱头”：复活后的躯体就象挂在墙上的洋葱头，“不是靠外界而是靠自己生长的；因此，它不是新的躯体，而是同一实体的扩展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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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上述纯朴风格的那些素质乃是大西洋两岸清教徒作品和思想的共同特点。北美洲人把琅金斯等英国人写的书当做规范来学，但是形成北美大陆这种风格的还有其它原因。胡克在他的《教规概述》（一六四八年）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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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说十分纯朴，未经雕琢，读者应该想到，此书是在荒凉的地方编写的，而在荒凉的地方人们对新鲜事物是不加仔细推敲的，种植园主觉得他们只要能提供御寒的棉布就可以了，至于裁剪和花边，就让那些讲究精致的人去操心吧……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力图做到阐述和论证简朴易憧、清晰明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帮助芸芸众生理解真谛，而且我觉得把一个难懂的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是有见地、博学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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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地方生活简单，社会的范围不大，居民具有共通性，而且早期正教的影响力巨大，这一切使得纯朴的风格在北美洲发展得格外纯朴、也更加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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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布道远远超过书面说教；它已成为一种传统，也许是当地请教徒特有的传统。它以宗教仪式把神学运用到社会的建设以及日常生活的各项任务和排难解纷中去。在英国传道必然是表达社会一部分人的教派意见，而在新英格兰则不是如此。新英格兰的布道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止教宣言和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重申独立自主和不断提出自己的目标。在新英格兰的礼拜堂里，人们崇敬的对象是布道坛而不是圣坛。而布道本身也是上帝意旨的具体运用，因而成了新英格兰智者关注的焦点。促使弗朗西斯·希金森相信他所居住的那块殖民地可能成为真正宗教典范的，不是请教教义的完全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接受了真正的宗教教育，聆听了全能上帝的圣谕训令：感谢上帝，使我们听到许多讲道，以及牧师孜孜不倦的教义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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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清教徒的政治纲领在一六六○年崩溃之后，请教徒便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们开始内省，一如《天恩浩荡》中所说，每个请教徒都努力修身，使自己成为完人，而很少关心社会，北美洲的清教徒远离英国国内政治，他们仍然自由地继续从事其社会事业。因此，新英格兰的布道史完整地记载了北美大陆领导人如何努力促进他们的社会，使之逐步成为基督教的样板。新英格兰的礼拜堂是有意按犹太教会堂的格局来兴建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场所。在这里，全社区的居民了解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不同的人找到不同的皈依途径，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在荒野上建立自己的天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山巅之城”，而其他人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启示。在新英格兰，礼拜堂既是城镇的地理中心，也是城镇的社会中心，而布道则是札拜堂的中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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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是一种重要的仪式，就象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教士那里得知上帝决定未日审判一样。在新英格兰，用牧师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打开”指导生活和建设社会的《圣经》的经文。讲道内容既是完全神学性的，又是非常实际的：它以人们普遍接受神学为基础，牧师只是发现它在改变圣徒、建设天国方面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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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轻易忘却的大多数布道会，其实正是新英格兰旱期生活的中心。安息日何两次布道，一般在星期四还有一次宣讲布道。法律要求每个人都参加，缺席者受罚款惩罚（一六四六年一项法律规定每缺席一次罚五个先令）。法律称安息日的布道会为“公开宣传《圣经》”。公众活动几乎每次都有布道，布道始终是这些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特色。最突出的大概是选举日的布道，牧师们通过布道来影响政治形势，这一新英格兰传统一直延续到美国独立革命。这些布道会向选民说明，从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好的统治者应有什么特点，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民兵集合和选举军官时，还有炮口布道，这是在一六五九年左右开始的。此外，各种斋戒日和感恩节（一六三九年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有十九个，一六七五至七六年有五十个）的中心活动也是布道会，它向人们解释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受苦或为什么给他们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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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道会原是英国的传统，但是在新英格兰它却成了一种社会仪式，从而有了新的意义。由于社会的范围小，而正教的势力大，英国古老的习惯——向上绞刑架的人布道，在新英格兰也有其新的含意。就连被处绞刑的人自己也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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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六年在波士顿处死杀人犯詹姆斯·摩根一事的目击者报道说：“摩根死刑的执行日定在三月十一日，他的灵魂蒙受关怀，行刑前向他搞了三次出色的布道，两次在主日，一次就在处死之前。”两次主日布道分别由科顿·马瑟和乔舒亚·穆迪主持，每次长达整整一小时，绞刑架前的布道则由英克里斯·马瑟主持，人们纷纷赶到彼士顿新教堂去听乔舒亚·穆迪的布道，以至边座都挤塌了，人们不得不改到另一间大厅去举行。所有这类布道部充满激情，语句铿锵有力，劝说罪犯及时在死前悔悟，并要求会众（亦即整个社会）以此为借鉴。最后，当摩根在牧师陪同下走向绞刑架时，他对牧师说：”我固然悔恨自己犯了罪，但特别使我痛惜的是自己忽略了上帝的教诲。安息日我不该不去教堂而躺在家里或到外面去干坏事，这样做是毁了自己！”摩根站在绞刑架的梯子下，看着他快要躺进去的棺材，想在这仪式中起一点作用。他抓住了这一生中最后的机会讲出了只有处在他那地位的人才能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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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听众记下了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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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上帝祈祷，但愿我的下场能成为你们大家的前车之鉴，在我之后再也没人象这样子不得好死……我是个即将死去的人，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见上帝去了，我祈求上帝，希望你们大家认真听我说的话。注意不要酗酒，不要交坏朋友，听从一切好的教导，不要象我这样拒不听从主的训诫。以往当我参加市道会时，常常离开教堂去犯罪，满足肉欲……啊，要是我在离开人间之前能迷途知返有多好啊！我要离开人间了，你们大家注意听我的话啊！从我身上吸取教训，祈求上帝保护你们不要犯这仲罪行，就是这种罪孽把我毁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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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判处死刑的人作这番说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科顿·马瑟在《恕罪录》一书中用印得满满的二十页文字叙述“新英格兰处死某些罪犯的经过，并附罪犯临死前的部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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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道对新英格兰的请教徒格外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缺少别的娱乐。人们在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可以遇见住得较远的邻居，互通消息，闲谈聊天。要是没有布道会的话，早期的新英格兰人就没有什么集体活动的机会了。因为当时还没有报纸、剧场、电影、收音机、电视。正因为如此，牧师就具有特殊的机会用布道来吸引听众。但是听布道也是诸多艰苦的。起初一段时期，新英格兰的礼拜堂既没有灯，也没有取暖设备。在寒冷的秋冬两季，墙壁是冰冷的，呼啸的大风从木板墙的缝隙吹进来。热心的听众有时手都冻僵了，没法记笔记。几十年后，暖和但危险的脚炉才问世，直到十九世纪初才有敞开的壁炉。长凳都很硬，后来终于造了靠背长椅（由坐长椅的人自己出钱）；但这却使年轻人可以思想开小差而不被觉察，或者隔着装饰板同旁边的人小声聊天，他们嘴里吐出的热气在木板上结成了霜，成了证明他们不注意听布道的线索。早期的新英格兰人为了到这种条件恶劣的礼拜堂去听布道，常常要在毫无道路可言的茫茫荒野中找路，有时要走上好几英里。冬天，他们要顶风冒雪：春天和秋天，他们则脚踩污泥，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期中，他们还有受到印第安人袭击的危险。他们居然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去听布道，这更证明布道和礼拜堂在新英格兰人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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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参加布道会是强制性的，但人们并没有抱敷衍的态度。由于书本匾乏，布道的内容很有意思，致使许多人都带着笔记本去记。牧师一般在自己的教区度过一生，他们从不企求更多的或更有钱的听众。并且，就那个时代而言，听众们都是通晓文墨的人，也十分注意听讲，因此牧师们不能指望用“书评”、请音乐家或别的演说家来吸引他们。上述情况造成了早期新英格兰的牧师必须具有高度的知识水平，并促使他们把工作做好，以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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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英格兰的布道会乃是一种整个社会都参加的仪式，给当时生活的各方面都打上了强有力的正教烙印，诸如：孩童在查尔斯河上溜冰时淹死，发生地震，蝗灾，船舶进港，选举地方长官或民兵集合都要举行布道，神学是在北美洲建立天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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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 探索“新英格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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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请教徒和许多在他们之后到达北美大陆的人们来说，美国的命运与建设社会的使命是不可分割的，在整个美国文明史中，没有任何时期是把完善制度的任务放在一边而去改善理论的。清教徒同后来的几代美国人一样，更关心的是实际起作用的体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泛泛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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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方式”一词乃是当代””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早期说法（精神上大致一样，但内容则差别甚大）。请教徒之所以要“净化”英格兰教会，着眼点不是它的神学，而是它的方针；不是它的理论，而是它的实践。在涉及神学学说的问题上，新英格兰人是彻头彻尾的英国国教派。约翰·诺顿解释说：“尽管我们处身地球的另一端，但是起变化的只是气候，而不是我们的思想。”当北美清教徒领袖集会时，他们部一再宣称自己是信奉正教的。这一事实从他们的声明文件中就可看出。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基本文件不是“教条”而是“信纲”，早在美国第一个政党提出其“纲领”，表明它更关心的是行动纲领而不是思想体系之前约两个世纪，北美清教徒就已经按这方针办事了。最明确阐述其宗教目的的文件，是一六四八年在坎布里奇召开的教会长老会议所通过的、称之为《教规纲领》的文件，后来又称为《坎布里奇信纲》，它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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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教会，（感谢我主〕都信奉欧洲各新教教会所承认的同一福音真理的教义；特别是我们不愿意背离母国教会所信奉的教义……我们本是英国人，愿意与英国教会一样，信奉同一个宗教教义（尤其是在基本内容方面〕，按福音真理行事。根据约翰·科顿执笔的前言所述，使新英格兰人民不安的是“我们虔诚的教友和同胞们在教会管理的问题上进行不仁不义、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争论”。新英格兰的牧师遂决心努力改善教会的管理：上述“信纲”既是新英格兰教会自治主义的宣言，也是它半个多世纪的基础，而其内容则只涉及这些实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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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教会在早期的宗教会议上，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信奉正教。一六八○年，牧师们在波士顿声称：“就教义而言，我们同其它新教是一致的：只是在礼拜和教规方面的不同意见，迫使我们的祖先来到这片未曾开垦的蛮荒之地，以便能自由实践他们的见解。”半个世纪之后，科顿·马瑟于一七二六年仍坚持说，新英格兰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普遍地信奉和传播英国国教的教义，新英格兰教会唯一与英国国教“不同之点”在于教规。清教徒非常强调生活方式，因此笼统地使用“教会”或“教堂”这一概念似乎是不切实的，甚至是危险的。在提到信奉某一具体教义的教徒团体甚至某个教徒聚会场所时，他们都竭力避免用“教会”或“教堂”一词。新英格兰人把做礼拜的地方叫做“聚会所”。理查德·马瑟曾认为，把那种“聚会所”称作“教堂”是使用了危险的字眼。“从经书里找不到把公众集会场所称为教堂的合理依据。”因此，长期以来，当新英格兰人谈起他们能给世界作出什么贡献时，他们既不提自己的“信条”，也不提自己的“教会”，而只提“新英格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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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朝这方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其神学的特殊性，尤其是“联邦”思想和这个殖民地的法律地位。新英格兰请教徒生活所依据的以“联邦”思想力基础的神学，有如一座教义的冰山，冰山下面是庞大的组织紧密的神学体系，比露在表面的冰山要大得多，也重得多。把那隐藏的基础充分暴露出来就等于剖析了整个新教主义。而在新英格兰生活中显露于外和突出在上的那一部分就是联邦式的教会方式，其后又彼称为教会自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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