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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的教规要求教友们独行其是。与非教友会教徒结婚会遭到白眼相侍或者干脆禁止，年轻的教友如果追求非教友就会正式受到警告。教友会的礼拜会，以维护和平及教友之间良好关系为借口，要求教友把他们之间的纠纷一概提交该会仲裁，而不要交到一般法院审理。他们甚至组织起“友好协会”.越过政府去同印第安人打交道。通过上述这些行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用自己的各项宗教原则筑起一道道与外界隔绝的墙，并以保持信仰纯洁为由把教徒们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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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友会教徒试行改变一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本来是可以推倒这些墙，而更多地与世俗精神融合的。但是，他们对本身心灵纯洁的关心却压倒了改善其社会处境的愿望。到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去传道的教友会教徒，与其说是为了使更多人皈依成为信徒，还不如说是为了献出他们的躯体来证明教友会教义的正确性。大概任何规模与教友会相等的教派都没有如此之多的“传教士”，而得到的皈依者却如此之少。教友会的传教士，不论是海外来的还是本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对教友会的教徒传教。那些精力旺盛的教友会传教士们不是去对未受到开导的非教友会教徒传播教义，而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教友会内部的礼拜会，希望帮助教友们不要犯微不足道的错误。约翰·丘奇曼讲的一件轶事，非常典型他说明了教友会教徒的自以为是和顽固僵硬。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他云游四方传教时认识了一位好学深思的理发师，并时常光顾其理发店。有一次，理发师自豪地告诉他说自己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道代数难题。丘奇曼用十分虔诚的态度回答说：“这也许对某些人是有益的；但是，我不学代数也可以去挖地或用犁耕地，就象你不学代数也可以替别人刮脸一样。然而，我认为有一种学习更有益、也更能使人愉快，那就是静下心来学习上帝写在我们心灵里的法律，这样，我就可以令他满意地走在他前面。”如果是一名清教徒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赞扬理发师的勤奋，表示对那道题感兴趣，也许会在最后指出，上帝是最伟大的代数学家。清教主义的理念和强调信条的特点，已为喜欢刨根求底的信徒指明，每一件细微小事都是通向上帝的。可是，教友会教徒却只习惯于一心一意关注自我纯洁。他们顽固不化到了玄妙莫测的地步，即使自己和别人的头被敌人的棍棒砸烂，也拒不承认敌人棍棒的存在。美洲教友会的狭隘性，再加上他们同英国教友会之间紧密的联系，使教友会的信条在受到腐蚀性最强的验剂——日常生活的酸性剂——腐蚀之后，仍是完然无损。最后，教友会教徒还把没有信条当作一条信条。他们教义中的第一条就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信条的。这就使教友会教徒在神学理论上缺少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伸学上的安全感才使清教徒得以逐步修改加尔文主义以适应北美的生活实际。而教友会教徒则总是害怕每次妥协就是一次失败，要是修改了一点什么就有丧失一切的可能性，由于他们的教义充满着神秘狂热的雾霭，致使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教堂的基础和支柱，什么仅仅是用作装饰的滴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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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三章 慈善事业的牺牲品佐治亚的移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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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鲜劲头过去之后，所作的服务又得不到金钱的报酬，做好事的热诚就减退了，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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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格蒙特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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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地区青葱翠绿的美丽风貌和丰盛多产的热带富源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使得那些想开发这块土地的人把计划制订得既不切实际而又不够灵活。这块被认为是非常富饶的土地，诱使人们相信他们能按自己的格局对之任意切割。这些早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方面对佐治亚的真实生活迷糊不清，另方面却又为这种生活订出十分精确的方案。如果说对宾夕法尼亚产生影响的是世界主义和自我纯洁，那么对佐治亚产生影响的却是温情主义和慈善博爱。佐治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它的施恩者的牺牲品的？而这段故事又向我们说明美国生活的哪些特征？这就是下面几节要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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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二 一个平凡时代的利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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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美德，正如这个时代的罪恶一样，都有其特色。华尔特·罗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各项计划所提出的不可一世的宏图伟略，就表现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的种种愿望和大胆冒险的精神。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思罗普所订目标中的明确、简朴和顽强的特性，则显示出伟大目标和平凡手段的一种特殊结合，而这种结合乃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特征。与此相似，一七三二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正是当时英国有限愿望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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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十八世纪中叶是异常平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自己的精神和知识范围内如何生活，而不是孜孜于开拓生僻的领域。那时候的美好理想是清醒节制和通情达理：人们从来没有那样满足于“力所不及则不为”的哲理。他们完全彻底地安于生活的狭窄现状。就象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在作叙事诗的对句时受制于一定的规范一样。那个时代选择了戴维·休姆作为真理的主宰，塞缨尔·约翰逊博士作为美的主宰，而塞缨尔·理查逊的名著《帕美拉》和亨利·菲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则是史诗的代表作。以前大概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却又能如此彻底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以前大概亦从未有过象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如此狭窄，却又能如此坚定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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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国国内政治而言，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是腐败和欺诈的时代。以执政效率而言，如果说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首相”，那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其它政治才能，还要归因于他随时准备用补贴、爵位以及教会中的悠闲圣职来进行劝诱的能力。一七三七年皇后去世时有一则滑稽可笑的流言，表达了当时流行的嘲讽：传说在皇家葬地还备有第三个空位——“这是国王陛下为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设计的；以便两人都逝世后，三个人可以长眠在一起，即国王、皇后和无赖。”当时，议会政治的机制是靠腐败的政治交易、相互包庇和权势来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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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慈善事业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某些形式的贫困和罪恶，因为它们对一位在伦敦街头漫步的绅士来说有碍观瞻，或对大城市生活来说会增加费用、危险和难闻的气息。当时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就是所谓的“仁爱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七○七年，开始时资本为三万英镑，后来通过向穷人和小商贩进行小额贷款而把资本增加到六十万英镑。一七三一年，发生了该公司的出纳和仓库管理员为一己之利而卷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的事件，由于下议院一些议员的亲属本身就是案中罪犯，这使下议院在辩论此事时有些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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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愤世嫉俗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便怀着希望转向西面。当时的欧洲似乎是真正不谋私利的慈善事业的任何崇高举止的典型对照。乔治·伯克利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鼓吹者。他于一七二六年作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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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歌颂又一个黄金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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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帝国和艺术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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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而振奋人心的伟大英雄史诗的狂热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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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着最聪慧的头脑和最崇高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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