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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欧洲衰亡时期产生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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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青春少艾的岁月里培育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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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堂的火焰确曾使大地生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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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来的诗人们齐声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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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所走的道路引领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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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四幕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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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也将随着一大过去而全剧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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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悉力以赴才是最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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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三○年提出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奥尔塔马霍河和萨凡纳河之间建立一个名为佐治亚的殖民地时，这一建议在英国人的脑海中会留下如此受人欢迎的印象：在所有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中，只有佐治亚是由一些保证不谋私利的人们倡议建立的。这是一个具有彻底利他主义动机的宏大事业，这一罕见的范例成了不少诗篇和自赞自颂的主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热心支持者们都乐于把那个时代罕有的英雄品质加诸他的身上。任何一位敏锐的观察家都必然会注意到佐治亚托管人的无私热诚，与许多英国社会名流的愤世嫉俗精神恰成对照。我们在一本据说由奥格尔索普亲自撰写的宣传性小册子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为了人类的利益，他们放弃了由于他们的财富及其本国当时盛行的习俗而享有的种种安逸和闲适。”在十八世纪殖民和创建帝国的过程中，很难再找出另一批冒险创业的领导人能比他们更为无私和更没有不纯动机。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们的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却仍很明显地带有当时的世俗色彩。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现实的、有局限性的、而且没有老殖民地那种神学的狂热和夸张的味道。佐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应该如实地由其力量和繁荣程度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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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对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建立一个殖民地的计划就充满着奢望，期待这块殖民地能成为“人间乐园”。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在一七一七年就公布了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的蓝图。有可能进行投资的人们得到保证说，“大自然从未赋于这个世界以任何可与媲美的土地，即使是美若处女的乐园最多也仅堪与这一人间瑰宝相提并论。”十五年以后另一份关于佐治亚的宣传性文件，看来是对这种奢望进一步作了描绘并使之更为确凿可信。那就是《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两殖民地新纪实》（一七三三年出版），作者保证说那里的气候无比温和，“土地上什么都能繁茂生长……在同样纬度的最宜人之处所能找到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丛林可以很容易铲平，橙桔、柠檬、苹果、梨、桃和杏子的味道“如此之鲜美，谁品尝过后都会对英国那些淡而无味的水果嗤之以鼻”——而且数量又如此丰富，人们甚至把它们用来喂猪。要在餐桌上摆满野味、家禽、鲜鱼简直轻而易举。“只有诗人的妙笔才能恰如其份地描述出这样好的气候和沃土，因为无论怎样形容也不会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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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新英格兰清教徒抱着教条式的明确意图来建立他们的“山巅之城”，又看到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建立和平友爱社会那种带神秘色彩的宏伟愿望，读者在阅读佐治亚的历史时必然会感到兴趣和迷惑，那就是：当时人们对佐治亚的热切期望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混合体，即情感上含混不清而细节上却是具体详尽。其它殖民地的创建者们试图照着真理的宏大蓝图去做，但推动佐治亚创建事业的人们却一开始就注重周详的、几乎是琐碎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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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西瓦尔勋爵，即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在日记中对于佐治亚创建者们的动机有着出色而发自内心的记载。这位勋爵与奥格尔索普一样，也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之一。他的私人日记展示了在华尔普尔时代推动英国生活的那种令人烦腻的形形色色动机所凑成的画面：腐败、谄媚、美德、顽固不化、荣誉以及慈善的不调和的组合。日记有一页还透露了他如何花了很大力气想巧妙地为自己谋得一个爱尔兰的伯爵之位，以便自己的孩子可以与富贵门第通婚；在日记另一页上他又为当时的宗教没有生气而忧心忡忡。有一处他描述了自己试图为一个表兄弟在东印度公司里买个官做；另一处，他谴责首相的行为没有原则。他还对威尔斯亲王的桃色事件不怀好意地絮絮谈论；此外，他又披露了自己如何想得到亲王的青睐。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展示出这样令人讨厌的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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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嘴里道出了当时人们真实的想法：既暧昧、俗气、而又合乎常情，实实在在。他曾对女王说：“啊，尊贵的女士，做好事只能由那些身居高位而手中又有钱的人来做。”这样的想法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神学理论来加以作证。当时明智的英国人，被克伦威尔时代把英国闹得不亦乐乎的那种异想天开的狂热所激怒，看到有一批改革者站出来宣扬中庸之道和通情达理的观念，颇感欢欣鼓舞。在华尔普尔时代的特别词汇中，做好事就是做一些非常特殊的事情。尽管人们对开发佐治亚的计划可能有所指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计划乃是详尽的、具体的，而且是所有通情达理的人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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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位自傲而意志坚强的军人，对人友善，天生好动而且体格健壮，他一直活到九十高龄。用博斯威尔的话来说，他有着“不寻常的活跃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游宴伴侣圈中赢得了一席位，坐在埃德蒙·伯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旁边。约翰逊热烈地赞佩奥格尔索普；他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比奥格尔索普更有意思。他甚至提议为这位将军写传记。很多人赞赏奥格尔索普，认为他兼有积极好动的脾性与诗人亚历山大·波普所称的“灵魂中炽烈的仁爱”。这种仁爱异乎克伦威尔的刚烈，也没有约翰·班扬的激情或者约翰·密尔顿不可捉摸的敏感性。在平凡的年代里，这样一种美德确能给人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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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佐治亚这一事业的前景和弱点都象征性地体现在两位领袖人物身上：一位是珀西瓦尔勋爵，这位富有的贵族，热衷于为其同胞做些好事和加强英国国力，只要这样的目的可以坐在市内住宅的靠背软椅上、在国会会场或在咖啡馆里，或者在他爱尔兰庄园舒舒服服的环境中达到便成；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一个喜欢行动的人，目标明确而具体，处事专断而又缺乏耐心，同时具有“实干家”那种教条式刻板的百折不挠精神。珀西瓦尔和奥格尔索普两人合在一起，体现了笼统性和具体性的结合，这正是十八世纪人道主义的美德和缺陷之所在。他们的事业后来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既在于他们做好事的目的模糊不清，同时又在于他们着力要做的那些具体的好事过于细致烦琐。与请教徒或教友会教徒相比，他们两人很明显是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人，既不为神学的教条弄得迷迷糊糊，也不为神秘的热情搞得昏头昏脑。实际上他们致命的错误是所制订的具体计划远远超越了时代并且远远脱离了施行计划的实际环境——他们还把那些计划当成好象是基本原则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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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三二年佐治亚特许状中列名的二十一位托管人，早期全都曾活跃于纯粹是慈善性质的事业之中。其中有十个人曾是下议院监狱状况调查委员会（一七二九年）的委员；有些人并十分关心国会中关于解救受监禁负债人的委员会的活动。所有这些人都曾与托马斯·布雷博士共事，参与他为改变英国殖民地黑人的宗教信仰所作的努力，同时有些人还是当时基督教新教布道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但当为这块新殖民地制订的计划要从梦想成为现实时，计划的执行需要谨慎这一点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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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凡纳河（此河标志着卡罗来纳的南部疆界）上建立一个由英国人定居的强大的殖民地，将可保护边疆地区使之不受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侵犯，而这些土地的开拓发展又能使英国致富。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奥格尔索普与琅西瓦尔勋爵可尊敬的同事们事先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兹建议定居于该地的家庭种植大麻和亚麻，并将之作为原料送往英国，到时将有许多现金储存于英国，随时可以此向它国采购物品。而他们电能给我们供应大量上好木材。再者，他们还可以种桑养蚕，并送回上好生丝到英国。即使把情况设想得最差，他们也能在那里生活，并保卫该地不受恶邻之侵犯，而伦敦则可免于负担众多虽已出狱但其目前生计尚无着落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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