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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弗吉尼亚所有掌握治理权的家庭和该地财富的基础。土地可供使用，可供浪费，可以分给一个人的子女。授于或者剥夺土地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特别是在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手中，由他们来处置那些将在以后几十年里产生最大效益的广阔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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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代表们还对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享有重要的例行权力，而在英国这些权力是由法院拥有的。在英国，如果一个土地持有者继承了一块限定继承权的土地，并想成为全权的主人，他需要依循一定的复杂然而是例行的司法程序，这些程序是由聪明的法律工作者制订的。在弗吉尼亚就不然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继承人想要绕过这些限制，就得以自己的名义为那块特定的土地在公民代表院通过一项私人法案。从一七一一年到一七七四年，一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类法案，其中近四分之三是为主要的名门望族的成员通过的，例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普家族、佩奇家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那茨家族。所有这些家族，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成员，或者是通过亲戚，都在公民代表院享有代表席位，经过他们提出请求，公民代表院就立法行事。公民代表院的这类私人法案对殷实的大种植园主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没有这些法案，他就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也不能任意转移他的劳动力或者处置掉肥力耗尽的土地，以便在更注西的地方取得土地。更重要的是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对西部这座宝库所拥有的权力，这两个机构掌握着宝库的立法钥匙。对此没有任何秘密或见不得人的事。在当时流行的耗尽肥力另谋新地的制度下，伴随着烟草价格升降不定，伦敦的商人又要求苛刻，烟草种植主只得另作精明打算，纷纷变成土地投机商。乔治·华盛顿虽然精明敏锐和雄心勃勃，却不是尚赌之徒，但是他也抓住机会扩大自己占有的土地。他看到人口不断往西推移势必提高肥沃土地的价格，体会到心眼机灵和及早下手取得良好土地至关重要。当时华盛顿的不幸朋友约翰·波西上尉正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债务而不能自拔。一七六七年六月，华盛顿便劝告波西“向弗雷德里克看齐，看看海特家族和最先取得那些土地的人发了多少财；不仅如此，你看我们这块殖民地上最大的种植园主是怎样发家致富的。难道不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当年那些不值钱的肥沃的穷乡僻壤买过来，而如今居然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最值钱的土地了吗？”在十八世纪中叶，当华盛顿和布雷多克拆伙而尚未担任革命军司令官之前，他和许多弗吉尼亚贵族一样，按照道格拉斯·弗里曼准确的描述，简直就是一个“拼命猎取土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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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在弗吉尼亚满足猎取土地的欲望，不仅需要有坚强的体魄，而且需要有精明的政治嗅觉。通向土地财富的道路，不仅要穿过无主的广阔荒野，而且要穿过威廉斯堡政府大厦的走廊。这才是通向无人定居的南部和西部肥沃土地的“内部通道”，是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早已踩得稀烂的捷径，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一笔财产不是通过这条道路取得的。当威廉·怕德于一七二八年被政府任命去测量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分界线时，他看到肥沃的低洼地蕴藏着大量财富，于是把这片土地命名为“伊甸园”。这片土地是北卡罗来纳的官员们为政府工作而得到的酬劳。伯德抓住机会从他们手中买了两万英亩，这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一七四二年，他再次抓住了“幸运”的机会，独吞了十万五千英亩土地，本想可以分文不付，但结果还是付了五百二十五英镑的贱价。这个人死的时候共拥有这个殖民地最肥沃的土地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英亩，这是他服“公职”同时也是经营私人生意赚取的果实。华盛顿早年在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服务的时候，最吸引他兴趣的“公众事务”莫过于为他本人和他一七五四年的老战友们设法取得大块土地，舍此没有更能使他积极的事了。本来，罗伯特·丁威迪总督一七五四年二月的紧急公告似乎已经把“英王陛下在俄亥俄的土地二十万英亩”犒赏给这些老战士了。但只是由于华盛顿的活动，才在十八年后使他们真正得到成千上万英亩土地。这些活动包括在公民代表院推动法案的通过，写信向总督呼吁，到总督行政委员会发表讲话。华盛顿带头取得批文，确定土地的地点，并按级别把应得的亩数分配到各人手中。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二万四千一百英亩，其中一万八千五百英亩是他个人所得的分配额，这是他本人确定的，其余五千六百英亩则是别人分得的地，而他却倚仗自己的特殊地位以低价买了过来。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掌握第一手确切的信息，知道哪些土地即将分配，从而能充分知道那些为了褒奖其爱国精神而赏与的土地肯定不会辱没他的身份。在当时的情况下，华盛顿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给自己所谋取的利益是不恰当的。他写道，“我可以略微自夸地补充一句，如果不是由于我持续不断地密切注意一切有利的条件，恐怕连一英亩土地都永远得不到。”无须再进一步自夸，华盛顿也许还可以说他和其他的弗吉尼亚领导人通过大沼泽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取得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也是他的功劳：在每桩交易中，政府机构的协助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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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黄金时代代议制政府的缺点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过分强调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平衡。这些错误是事务家们易犯的，而不是理想主义者。改革家或革命家易犯的。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弗吉尼亚人可以更加富有，但另一方面，处在最低层的白人有时发现要往上升一层也办不到，而黑人更是根本没有机会摆脱奴隶阶层的地位。但是，弗吉尼亚的贵族政治确实也表现出和古往今来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同样高明的治理才能。而一个人一旦登上了青云直上的阶梯，便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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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英国或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如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棱的书本教条中去寻找根由，来解释弗吉尼亚的政治热忱，那该是何等的风马牛不相及！了解现实的美国人并不需要这种幻觉。为维护代议制政府而战斗的弗吉尼亚人，甘愿把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奉献给英国宪法的祭坛，却从来没有在政治理论方面写出一本重要的著作。他们既然懂得代议制政府是什么，那又何必思索它应当是怎样的呢？伟大的弗吉尼亚人与这个利益相互冲突的世界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他们对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是富有感性认识的，但对于不切实际的哲学抽象玄理却没有特殊的天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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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们为什么看轻普通人民，慷慨激昂地主张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来进行治理呢？他们生活的地方正是人民默默接受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进行治理的地方，也正是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没有过分压迫人民的地方。那些对人民的意志表现无限信任的弗吉尼亚人，他们的信心是建筑在扎实然而狭隘的经验之上的，这经验就是农村的乡亲邻里信任他们非常能干的贵族老爷们的政治才能。做生意，发财致富的机会或沦为赤贫的可能，使这种贵族政治增添了生命活力和机动性。一个人可以参加进去，然而如果没有能力，就几乎必然会被淘汰出来，或者至少无法走向执掌政治权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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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对于这里所描叙的治理形式没有多少不满意的证据。人民既然已经默默接受，掌握治理权的公民代表们便没有理由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意，虽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弗吉尼亚搞了一点微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它们基本上仍停留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既有的框框内。在比较有影响的（以及甚至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看来，美国的独立革命本身就是企图维护那个时代的中庸之道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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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统治权的弗吉尼亚人崇拜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严格遵循的上流社会教养准则便是中庸之道。与他们的某些同时代英国绅士不同，他们并不鄙视商业或劳动，也不崇拜游手好闲的贵族。同时，与某些后来的杰克逊派美国人或欧洲平权主义民主派也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颂扬粗手粗脚的劳工。弗吉尼亚人可以从理查德·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一书中读到，中庸之道有三个方面，必须在思想、身体和财富三方面同样贯彻实行。他们认识到“中庸之道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品德，身为绅士者必须（应当设想绅士是新来到这块土地的人，因而处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熟谙此道，因为没有别的品德比它更能显示人的身份。”这种古老的品德对于治理社会是必要的，对宗教事务也同样重要，而为了宗教问题欧洲人曾相互折磨了许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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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一 “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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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不是由宗教难民创建的，弗吉尼亚最早期的宗教既非乌托邦主义，也非“净化”的宗教。当时在英国正常流行的宗教后来成为在美国的英国绅士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弗吉尼亚的历史上，以及通过弗吉尼亚人形成美国的特点方面，没有哪一件事比这点更具决定性意义了。一七二四年，对这块殖民地十分熟悉的休·琼斯牧师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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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称新英格兰为侍反对意见者的招待所和宗教领域的阿姆斯特丹，宾夕法尼亚为教友会教徒的苗圃，马里兰为罗马天主教徒的休养地，北卡罗来纳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为海盗的乐园，那么尊称弗吉尼亚为道地英国人和真正教徒的安乐窝可说是很得体的；这样说既不捧得太高，也不贬得太低，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尊敬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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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教派都认为，他们的宗教的“纯洁性”要求他们抵制母国的宗教体制。但是，甚至早在别人建立他们的反对派宗教团体之前，弗吉尼亚人就已经开始把英国的宗教生活移植到北美的土地上来了。虽然一些小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从中世纪开始就经常扰乱英国的宗教生活，当弗吉尼亚殖民地于一六○七年创立时，除英国国教外，罗马天主教会是唯一的主要宗教团体。在弗吉尼亚，所谓英国教会实际上是统括一切的，几乎包括整个社会，而不是许多教派中的一个。弗吉尼亚从创立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弗吉尼亚的宗教却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统括一切的性质。这种宗教并不意味着一股炽烈的激情，鼓舞人们重建天国，或者缔造兄弟友爱的城市，而是一种静静地逐渐渲染的感情，它以神的教诫的温和光辉弥漫于这块殖民地的各种机构体制之中。弗吉尼亚社会的结构是由古老和持久的宗教绳索联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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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年七月十四日，罗伯特·卡特从拉帕汉诺克写信给在伦敦监督他儿子读书的代理人说，“别人愿意采取什么办法培养自己的后代就由他们去选择好了，我可是决定把我们神圣的宗教原则及早灌输给我的子孙，既然我属于英国教会，我希望他们也应这样。但是那些浮游在上的高深概念和对仪式的过度重视，一切超出高尚和合适度之上的东西，却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这些只不过是表皮，讲求实际的虔诚才是实质。”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弗吉尼亚，这种中庸的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教会怀着热情而又沉默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种兔疫力，使教徒们不至受到极端分子蛊惑人心的号召的影响。因此，任何教派都很少出现持不同见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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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庸之道是如何在弗吉尼亚产生的？第一条解释着眼于历史渊源。英国国教是在妥协的基础上诞生的，并且按照麦考利勋爵的说法，继续“在罗马教会和日内瓦教会之间保持一个中间的地位”。这种调和的精神使英国圣公会有条件成为一个开明社会的国教，并且有助于解释它的非凡生命力。那时候，即使在英国，圣公会教义的重点从传统上说是在机构体制方面而不是在教旨方面。弗吉尼亚教会统括一切的性质只是把上述重点进一步加以突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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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清教比它在英国时更讲求实际和较少注重教条。从教旨上说，英国的请教徒是处在一种受攻击的状态，但在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从理论角度反对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对磨快自己的理论宝剑不大感兴趣，统治新英格兰的责任也挫钝了他们那理论教条的锋刃，因而到十六世纪后期，他们开始进行谨慎的妥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十八世纪的教会自治主义和十九世纪的上帝一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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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注定要比它在英国时更讲求实际和更富于妥协性。弗吉尼亚比新英格兰更缺少理论著作，弗吉尼亚人集中精力处理圣公会的机构体制，处理教区、教区委员会和教区委员，以及如何协助政府、加强道德、救济贫民等问题。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通过他们的教条式的正教教义似非而是地形成了讲求实际的特点，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却是通过他们统括一切的性质和传统主义形成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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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而言，这种讲求实际的宗教精神在种植园主的图书室里便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图书室藏有大量宗教书籍。埃德蒙·伯克利是一位颇为典型的种植园主贵族，死于一七一八年。他的图书室里共有一百十三种书目，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类（共有三十二种书目）是宗教方面的。再举几例，威廉·费兹休、拉尔夫·沃姆利第二、理查德·李第二、罗伯特·卡特和威廉·伯德第二的图书室，全部如此。在这些藏书中，关于神学论争的书籍非常之少；宗教书籍中最多的是圣公会教徒的指南，如理查德·阿莱斯特里所著《人的全部责任》，或者克莱门特·埃利斯所著《异教徒罪人》，或者《英国的勇敢绅士》。即使偶而有一本关于宗教论争的书，也不会是神学理论方面的，而是关于机构体制，与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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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国教发展成为弗吉尼亚教会的过程并没有丝毫改变它的神学理论，但在机构体制方面却因跨越大洋而颇有变化。海洋把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同伦敦的论争隔绝开来，广阔的荒原则使英国国教会面目一新。英国国教之所以称为“圣公会”，是因为它有主教；但是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它却没有主教。与持不同见解的教会不同，英国国教等级森严，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弗吉尼亚，教会独立自治的特点，也同样是人所皆知。弗吉尼亚人有本领修改英国国教的机构体制，改变其外观形式而不触动其内在精神，上述关于教会的事例最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种改变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一是废除英国主教在殖民地的权力；其二是把圣公会的权力分散给地方教区委员会。弗吉尼亚教会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圣公会”，这就是说它没有一位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七八三年与英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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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是否应当有一位主教的问题使大洋两岸的人都为之不安。虽然法律根据很含糊，一般还是认为控制殖民地教会的权力掌握在伦敦主教的手中，但是比较谨慎的主教们却不肯维护自己感到无法实施的控制权。托马斯·夏洛克主教（一七四八至一七六一年任伦敦主教）写道，“让一位主教住在世界的这一头，而他的教会却在另一头，则这位主教执行职务时必然极不方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也没有好处。”由于法律上含糊不清，政治上存在种种野心，再加上人们歇斯底里的恐惧，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始终没有自己的主教；一七七一年，圣公会教派的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采取同请教徒的马萨诸塞一样的立场，反对设主教。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与母国教会的唯一联系是一名权力模糊的官员，称为“主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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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既然没有主教，圣公会神职人员的每个候选人都必须到英国去接受圣职，夏洛克主教在一七五一年抱怨说，“那里的人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为教会人员，因为送他们到英国来接受任命既危险又花钱，他们到了英国往往染上天花，而这种传染病对那里的人民是致命的病症。”英国教会人士主张在殖民地设立主教，他们大肆渲染了希望做神职人员的弗吉尼亚青年人的不幸遭遇。“纵然他们走上好运，平安到达，但在这里又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也只好凄凄凉凉捱日子，自己去找人，人家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既没有人推荐，也没有人介绍，只有口袋里的几张证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般勇气的人难道不望难却步吗？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难道不会受到压抑吗？”一位美国作家于一七六七年写道，去英国的路费至少要一百英镑，而且那时去英国接受神职任命的五十二名候选人中，只有四十二名平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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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的这些危险和花费，促使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决定在本地建立美国自己的教会，这种教会与他们企图模仿的英国教会有很大的不同。弗吉尼亚人创建了自己的新机构体制，没有发表宣言，没有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没有新的教义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响亮的神学宣传工具，而且一切都是在可敬的英国圣公会的外衣之下进行的。早在独立革命之前很久，弗吉尼亚就实现了自己的教会自治。它与新英格兰的教会自治不同，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缺少任何明确的神学理论为之辩护。英国教会古老的森严等级制度不过是一种防御性门面，弗吉尼亚人躲在它的后面建立了自己的有节制的自治机构。他们进行得如此顺利，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所做的事的全部意义一直长期不为人们所知。如果他们能够保持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即兴奇迹是他们所不能创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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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弗吉尼亚教会已有了一种定型的特点：它是一群独立的教区，在世俗事务方面由公民代表院管理，在宗教事务方面根本没有中央权力机构，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神职人员没有定期的集会，因而在教旨方面也没有统一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对神职人员的监督和界定宗教实践的职责就由教区的非神职领导人物执掌，他们当然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在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是从主教那里得到他的职务的；一旦“就职”，就对他的教区拥有某种所有权。不管教区成员同意不同意，有时甚至是根本不顾教区成员反对，他照样享有这种权力，只能由主教举行审判才能把他撤职。结果就造成十八世纪英国教区生活臭名昭著的双重弊病：其一是“多元性”，即一个神职人员同时兼管许多教区：其二是“缺席性”，即掌管教区的神职人员并不住在该教区，有时甚至从来没有去过该教区。不幸的英国教区成员是无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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