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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医生好比双桨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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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最快的速度送你到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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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年，杰斐逊理直气壮地评述了自命不凡的教条主义医生们的毛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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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命不凡的医生）既然经常看到大自然在恢复已经失调的人体机能上所起的作用，就应当相信这种作用，而不应当进行干扰，导致人体更多的不适，不应当冒险在血肉之躯这样一种复杂而神秘的机体上以神圣的生命力赌注进行捕风捉影的实验。即或看来很有必要做些事情使病人的希望和精神有所寄托，所做的也应当是把有害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我认识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医生曾郑重告诉我说，在他使用的药品中，面包球、加色清水和山核桃粉比任何其它药物加在一起的总量还要多。这当然是讹人，但却出自好心。但是，喜欢冒险的医生却无所顾忌，以想当然代替真知的见，他从少得可怜的已知事实出发，贸然闯入浩瀚无际的未知领域。他以某种想入非非的理论（微粒吸力论、化学作用论、机械力沦、刺激因素沦、应激性的积累或消耗论、手术刀放血论、水银填充论以及其它种种白日做梦的胡思乱想）作为捷径指南，使他能一举掌握自然界一切奥秘。他根据如此这般想当然的原则，制定自己的疾病分类表，把各种疾病分门别类，然后用类推的方法对各种被他武断地归在一起的疾病实行他所定的治疗方法，在我的一生中，我亲眼看到霍夫曼、波尔哈夫、斯塔尔、卡伦、布朗诸人的信徒走马灯似地相继出现，而他的高谈阔论则象每年一度巴黎女郎的时装一样，从标新立异之论变为风行一时的时髦，而后又把短暂的荣光让位给下。一个更新鲜的学说，根据这些时髦的理论，有的病人居然也给治好了，但这些人的痊愈并非得力于治疗，而是由于他们本身抗住了治疗。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就医药这门科学而言，大西洋此岸将最终把欧洲引上健康的道路。北美人虽然看来不那么容易迷信江湖医生的花招，但是他们的处境却把他们引向自然治疗的方向。书生气十足的医学博士们能够包治百病的说法有时被环境能包治百病的说法所代替，人们在广告中大事宣传新英格兰的空气、弗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大自然虽然是慷慨的，但人们却容易对它要求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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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史实未能证实戴维·拉姆齐医师的预言，他曾在独立二周年时宣称艺术和科学“需要新的土壤，它们在新的地方最能繁荣旺盛。”但是，他赞扬业余医生成就的那些话却比较接近实际，这些业余医生以其朴素的实际经验做到了书本学问所做不到或难以做到的事情。“看到或听到这些凭经验办事的人所取得的许多疗效显著的成就，骄傲的科学有时不免相形见绌。这些人没有什么理论或学说体系，只是依靠观察和实践而熟练地治好了许多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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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五 重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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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经验恰好是在常见病领域起了最大的作用，这一领域显然已成为公共医疗卫生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疾病在欧洲似乎已成了人生一辈子必不可免的遭遇，而在北美，却由于采取了合情合理的公益措施而得以避免。有些疾病在英国是一种地方病或流行不绝的病，而在北美则往往是时疫，对社会构成了突如其来的剧烈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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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心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它凶猛的来势给公众造成的印象而不是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虽然天花在北美白人移民中所造成的死亡率按人口比例计可能低于英国，但是它在北美几乎无一不是以猛烈时疫形式出现的。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一种儿童的常见病。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接触过天花，或是因体存下来而获得了免疫力，要不然就是具有先天免疫力。但在北美，以前根本不存在这种病，是欧洲移民把它带过来的，因而其流行远不如在欧洲广泛。许多居民在儿童时期根本没有接触过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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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时，北美许多人不愿把孩子送到英国去受高等教育，其原因就是怕染上天花这种致命的险症。一七○二年有一位法国来客弗朗西斯·路易·米歇尔访问了威廉一玛丽学院，他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学生居然有四十名之多；后来他才知道富裕的家长原先是把孩子送到英国上学，现在则宁愿把孩子留在北美殖民地受比较简陋的教育，以免染上天花。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注意到，“如果不是害怕往往会使人们送命的天花”，本来会有更多的弗吉尼亚人到英国去受教育的。如果当时打算让孩子从事神职的家长敢于冒险把孩子送到英国去上学的话，也许弗吉尼亚的教会就不致于形成一套不同于英国教会的特色，也不至于变得那么独立自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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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美的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得过天花，他们对这种病的抵抗力就特别差。据托马斯·哈钦森总督所著《历史》一书的记载，一六三三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缺乏任何防治的药品或措施，死亡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了英国移民。温尼西麦特部落的约翰·萨加莫尔和林恩部落的詹姆斯以及他们部落的几乎全部成员都死于这种病。”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若干以前倖免于天花的部落还被该病夺去大批生命，有些部落的死亡率竟超过百分之九十。死于传染病的印第安人比死在白人毛瑟枪下的印第安人还要多，这一点是没何什么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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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主要也是一种时疫。这种疾病有间歇地（有时相隔整整一代人）在整个殖民地肆虐一次，殃及大批成人。它已经不再是人们在幼年时期必需过的一关，而变成了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可以使整个社会陷于瘫痪，使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政府工作全都陷于停顿。在居民群人数少、各种技工都十分稀缺的地方，往往一地只有一个木匠或枪械修理工，失去他们就会使大家深感不便。所以，仅只死亡率异常之高这一点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该病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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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医学特别重视公共医疗卫生，其最生动的事例应该说是在新英格兰。波士顿人口密集以及请教徒对公益事务的关心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条件。整个北美历史上一次最为成功的防治疾病的斗争是于十八世纪在那里发生的。医生们、牧师们和新闻记者们就如何防治天花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出人意外的是，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竟然不是别人，而是好几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出于误会而痛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但是，根据近来客观研究的结果，已开始证明马瑟并非向魔鬼出卖灵魂的人，我们现在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既体现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又体现其局限性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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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顿·马瑟大生是个杂家，善于观察，注重实用。如果我们把马瑟看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先驱，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事实上，富兰克林（1706—1790）确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讲道。他也读过马瑟的《劝人行善文》（富兰克林所用头一个笔名就是“默默行善”），他在《自传》中说马瑟此书“很可能促成了我思想的转变，影响了我一生中的一些重大事情”。他也许还从马瑟的著作中发现了他后来在《穷理查》一书中加以发扬光大的文字风格。甚至富兰克林的“共读会”似乎也是以马瑟的波士顿邻里福利会方案为蓝本，从指导思想到开会具体程序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富兰克林的某些最有特点的事业是直接受到马瑟启发的，但是比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识思想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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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角度上比较“加尔文主义”和“启蒙运动”.并依此来区分马瑟和富兰克林是不合适的。这两位伟大人物在兴趣上和成就上的相似，说明了处在草创时期的美国文化的若干鲜明特色：兴趣广泛，无所不包，而又惊人地不受先入之见所束缚；缺乏独创性，浓厚的实用性；对待哲学的态度既无系统而又随便；此外，最突出的一点是乐于接受新世界各种机会的挑战。科顿·马瑟重视研究北美新奇事物的声誉当他在世时即已闻名于英国科学界，他们授予他阿伯丁大学的名誉学位（一七一○年）和受人景仰的皇家学会会员头衔（一七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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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时代的标准而言，马瑟是一位敏锐而精细的大自然观察家。他写给欧洲朋友和博物学界同行的科学信件（一七一二年以后即有近百封）包含大量札记，内容遍论北美的植物和印第安人的药物、北美的鸟类（野火鸡、鹰和鸽子的长途飞行等等）、响尾蛇、北美雷电的狂暴程度、蝾螈、一个鸡蛋里含有另一个鸡蛋、印第安人的记时法以及数十种诸如此类的琐碎事物。在一七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一封信（随信寄出的还有六、七种北美特有的植物）中，他作出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植物杂交的论述。有意思的是，他所观察的植物是玉米，而后来的遗传学家也发现这种植物特别适合于做实验用。马瑟的思想相当开放，他甚至接受了纽希米亚·格鲁提出的关于有花植物有性繁殖的假设，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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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从早年起就对医药有浓厚兴趣。他曾经一度想以行医为业，但是由于哈佛学院当时还没有正式设立医学课程，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主要是通过看书自学。在这方面，马瑟的事迹和后来富兰克林的事迹也如出一辙。马瑟的医学思想，和后来富兰克林电学方面的发现一样，都不是那些饱学的专业人士头脑里所能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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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迄今所知，英属北美殖民地最早的医药论著是科顿·马瑟于一七二四年写成的，题为《贝西斯达的天使》，其典故出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至四节）中所提到的著名的治病之地，但是看来马瑟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标题，是受到了知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博伊尔的启发。马瑟等人印行过许多天花、麻疹之类的专题性零散文章，但是这样一部概论性著作（尽管人们早就听说有这样一部手稿存在）却迟至十八世纪才正式发表。马瑟的儿子塞缪尔为了印行该书在马瑟死后奋斗了整整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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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的清教徒神学观很可能增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因为清教徒神学强调人的原罪和人性黑暗的二重性。请教徒强调原罪的观点间接加强了北美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倾向，甚至还可能有助于使北美的医疗实践摆脱同时代欧洲学者的教条主义。至少，在马瑟看来，这两种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他在该书第一章开头就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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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罪恶看成疾病的根源。疾病可能有两千种之多，每一种都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清君牢记，是罪恶把疾病带到罪恶的人间，并使人们为种种疾病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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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的著作实为一部疾病手册。主张把该书印行出版的各种建议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关于人类常见病的论著，它首先提出病人在患病期间应有的有助于病体康复的虔诚信念，然后是关于治疗各种疾病的丰富而容易掌握的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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