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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七 费城：书籍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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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的角度看，殖民时期的费城在书本文化方面所达到的规模和自由程度使该地区显得有点异国情调。它那种教友会教派的奇特作风，更使它别具一格。因此，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费城终于没有能够成为美国文化的首府。在这个教友会教徒控制的大都会里，书籍的进口、买卖、阅读和写作的情况使你感到不是身在赞助人的客厅里或放荡文人的顶楼上，也不是身在文化界欢宴聚会的场所，而是处于医生、实业家、店主和机械工人零散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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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市塞缪尔·约翰逊的圈子和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圈子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书籍在较为古老的文化中和在较为新颖的文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在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著名信件中，表达了他对他的赞助人那种傲慢态度的极度蔑视；要是在费城，绝对不可能写这样的信。你能想象富兰克林去寻求一位赞助人，在爵爷府高贵的客厅里不耐烦地恭候良久，然后把时间浪费在写信斥责这个喜爱奉承的人的无礼吗！？在约翰逊博士的圈子里，常见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本等人，照传统的说法，他们都是文人逸士。与此相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会社”里，那些年轻而名不见经传的成员中，有一个装玻璃的工人、一个测量员、一个细木工、一个补鞋匠和几个印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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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费城教友会信奉的教义崇尚内向、厌恶教条和强调个人的作用。这一切使教友会教徒不善于妥协，也不善于统治一个庞大的社会，但是，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他们却很讲求实际。神秘主义的态度是无法预测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教友会教徒拒绝同主动进攻的印第安人作战，他们要攻击的是卖弄学问的坏习气。威廉·佩恩教导他的孩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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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不必太多。对要读的书必须精心挑选，认真阅读，不论是宗教题村的还是世俗题材的书……读的书多了，意味着沉思的时间就少了。通过与人的交往和为人处世去了解自己和了解自然，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智慧。只有了解人的内心，才能了解世间人事。真正的知识更多地是来源于沉思和内省，而不是来自读书。因为，读书太多意味着心灵的压抑，意味着扑灭自然的火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无聊文入学士的缘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英国清教主义的广博教义熏陶之下，要求人们博览群书：而费城的教友会则以同样的热情敦促人们注重实践经验。新英格兰的教条可能把博览群书的嗜好局限于建设天堂这一实际目标之上，而费城的教友会教徒却不重视读神圣的经典之作，他们更注意内心世界的活动和社会的罪恶现象。如果说他们信奉的宗教并没有鼓励他们去进行学习，至少也没有限制他们去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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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和清教徒不同，他们永远也不习惯于进行妥协。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步消逝，他们只是稍微有一点变化，这一点微乎其微的越轨在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威廉·佩恩尽管提出了上面所说的那段警言，他本人却拥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其他教友会的主要头面人物也都拥有“供消遣和求实利”的藏书。在十八世纪初期，北美殖民地三个最大的图书馆中，有一个属于詹姆斯·洛根（与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威廉·伯德的图书馆齐名）。洛根是教友会教徒，曾任威廉·佩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他在去世之前，几乎担任过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重要职务。洛根预料，那个为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汉堡商人，在“发现一个美国熊皮商人居然会对这类书籍感到兴趣”时，一定会深感惊讶。他热爱书籍，把读书视为进入老年之后的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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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文化生活为思想活跃的人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这里的人不象新英格兰人那样，他们不太受正统教义的束缚；也不象弗吉尼亚人那样局限于狭窄的实用主义和政治考虑；更不象伦敦人那样受到文化贵族痹好的影响。这些特点使费城丧失了作为全美国文化首府的资格，但它确实使混杂的殖民地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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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中期、费城涌现出许许多多教派和不同的信仰方式。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六○年期间对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作过一次非正式的统计：其中包括“一座属于共济会的精致会议厅，八所至十所专门进行宗教祈祷的建筑物，即两座教堂、三幢教友会教徒集会的札拜堂、两幢长老会的礼拜堂、一幢路德教派的教堂、一幢荷兰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一幢瑞典教会的教堂、一座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一幢再浸礼派教会的礼拜堂、一幢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礼拜堂；还有一所学校或学院，原来是为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建来作聚会所的”。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也鼓励了其它许多方面书籍和思想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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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一大中心，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渐消逝，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在一七四二年的时候，城里只有五家书店，到了一七六○年、营业的书店达到五十家之多；而到了一七七六年、整个城市的书店又增加到七十七家。十七世纪末叶，在整个讲英语的世界里，波上顿的书籍交易的地位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领先地位已转移到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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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垄断殖民时期北美的全部市场，但它已不断发展和繁荣起来。进口书籍的分类也随之而越来越细了，有些书店发现专门销售某些书籍更为有利。举例而言，詹姆斯·查廷书社主要经营教友会的小册子；斯帕霍克和安德顿书店则主要经营“内容极为广泛，专供北美少爷小姐们学习和娱乐用的书籍”；威廉·伍德豪斯书店专门经营罕见的贵重图书；查尔斯·斯塔汀书店主要经营古典著作和精装书籍；亨利·米勒书店经营德语书籍。到一七七○年，城里已有五分之一书店出售德语书籍。这种自由竞争的气氛也吸引来自法国的书籍，到了该世纪的后期，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没有任何地方的书店有象费城书店那么多的法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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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籍买卖是最先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并运用现代引人注目的推销手段的美国行业。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报纸上已普遍充满书商的广告（有时是整版的广告）。这些广告有时还连同专门为打开内地书籍销路而偶尔散发的传单和书籍目录，一起流入外地的城镇，书商就是通过这种宣传手法把文化传播给他们的殖民地同胞的。美国早期从事商业推销最为成功的人要算是罗伯特·贝尔了。他是苏格兰人，他的宗教信仰和品德都很“可疑”，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并且公开养一个情妇，但这些缺点看来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更有办法的推销员。他是首创“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在北美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他都刊登广告，宣传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美国首版以及其它这样书籍的出版。他在北美大陆上到处旅行，收购精选的珍贵藏书，把它们带回费城，然后转手出售或运送到北美殖民地其它地方去。他最著名的一次收购是买下了威廉·伯德在弗吉尼亚的图书馆，用了“多达四十辆大篷车”，把图书馆的藏书浩浩荡荡地运回费城。他配合着拍卖人敲打槌子的节奏，运用他那生动活泼的机智和幽默，把费城的群众逗弄得兴高采烈。他使拍卖书籍发展成美国一种重要的生意。书籍拍卖在欧洲大陆上早已流行，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才传入英国，波士顿的书籍交易虽然很兴旺，也是到一七一三年才出现书籍拍卖活动的。只有在繁荣而又自由自在的费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种通俗的书籍推销办法才取得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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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四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通过广告拍卖精选的书籍，每本标上最低的售价，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拍卖，拍卖的书不仅限于旧书，出版商还用这种办法直接向读者出售积存的书籍。贝尔在一七七○年通过广告进行拍卖，列出了他的新书的零售价格，并宣布每本均以半价出售。北美殖民地一位印刷商解释说，运用这种办法，他可以“把死的存货变成活的现金，并可能再购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把知识传播到美国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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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贝尔相匹敌，他的机智和幽默成为费城一项重要的消遣内容。”许多人去看他拍卖只是为了凑热闹，”报纸这样报道说，“他们出于对幽默感的欣赏，向他买一本书，听他的拍卖犹如看一场好戏……他几乎对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他们的一段逸事，使得听众哄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一罐啤酒，诙谐地为健康干杯，他说的笑话五花八门、海阔天空。”十八世纪中期，在这个一度是教友会控制的大部会里，书籍成为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商品。很难想象一个波士顿的牧师或者一个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会参加这种滑稽表演。对他们来说，书籍是为某种较狭窄和更重要的目的而服务的。但是，如果说贝尔在向城镇里“机械地工作的人们”和过路顾客推销书籍时，表现了他对日益发展的费城书籍市场有着精明的判断力，那也是过于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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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还有一种组织形式也是首先在费城站稳脚跟的，它使阅读进口书籍的读者增多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图书馆”，是美国早期自学进修的例证。虽然它并非美国首创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种形式的图书馆在英国并不少见），但它在这个美国城市的生活中却拥有特殊的地位。“社会图书馆”’是一种读书会，其成员付款入会，然后再缴纳一定的年费就可以使用集体的臧书。在北美殖民地，最早的这种组织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于一七二七年创建的“会社”发展而来的：这种由青年工匠和商人建立的以“互助提高”为宗旨的团体，是以热心的科顿·马瑟创办的邻里互助会计划为蓝本的，马瑟本人就参加了二十个这种互助会。互助会所宣布的宗旨有点象以后的一些美国“服务”组织，如扶轮社和吉瓦尼斯俱乐部。富兰克林组织的“会社”并没有就幽逢的文学作品进行附庸风雅的讨论，它有规定的“辩论”题目：“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安宁，把一个没有犯任何罪行的人置于死地；例如，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而弄死一些人，或者在这里处死威尔士人，这种行为是否正确？”如果国家权力机关企图剥夺一个公民的权利，（或者，他本人认为是他的权利），该公民是否应该进行反抗（如果他能够的话）？”“在夏天时，装着冷水的大杯子外面的露水是从哪里来的？”当“会社”的成员由于缺少书籍而在辩论中搁浅时，他们并不向有钱的赞助人要求捐赠，而是把他们私人的少量藏书拿出来。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把社员个人所有的书籍搜集到一起，放到俱乐部的书架上。但是，这样做仍然不够。一七三一年，富兰克林提出了费城图书馆协会的计划，“通过‘会社’朋友们帮助，我们发展了五十名会员，每人开始时缴纳四十先令，以后每年再缴纳十先令，为期五十年，这是协会预定活动的最长期限。后来我们制订了章程，会员增加到了一百人。”费城图书馆协会在它存在的长时期内（比富兰克林乐观估计的半个世纪要长得多）鼓励进行“有目标的读书”，这成了美洲殖民地从北到南全体人民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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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后来成立的“书社”的成员们一样，富兰克林所创办的“协会”的成员也不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判断能力，“委员会推崇洛根先生为博学绅士和书籍的最佳审定人，指示戈弗雷先生等候听取他的意见，请他为大家提出一份适当的书目单。”洛根选择的书籍价值四十五英镑，于一七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向伦敦订购，总共四十多本。书目里没有一本关于神学的书籍而是词典，文法，一本地图，几册多卷集的历史、旅行和传记书，还有几本关于政治和道德的书：书目中三分之一左右是着重实用题材的书籍：解剖学、生物学、化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农学，以及丹尼尔·笛福的《英国各行各业全书》。只有很少几本古老的经典著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荷马所著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德赖登翻译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和寥寥无几的纯文学作品。十八世纪英国杂志《旁观者》、《卫护者》、《闲谈》和约瑟夫·艾迪生的作品），显示出对伦敦文化界阅读口味的尊敬。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图书馆的范围扩大了，但它藏书的特点和吸引力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雅各布·迪歇牧师在一七七二年声称，“图书馆馆员向我保证说，经常到图书馆里来的，每二十个人中间，属于有钱有地位的高贵人士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两年之后，图书馆八千册藏书中，只有八十册是属于“虚构、机智和幽默类题材的著作”。这种须要缴费的图书馆和许多类似的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中十分盛行。在以后半个世纪里，成立了五十个这样的图书馆。在费城，图书馆协会还合并了其它几家图书馆，到独立革命时期，这个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费城文化生活中的主要机构。一七五一年，詹姆斯·洛根去世，他的丰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公众，这使图书馆协会的藏书更扩大了。后来，富兰克林吹嘘说，他的图书馆协会已是“目前北美为数众多的缴费图书馆之母”。实际上，它只是殖民时期美国文化普及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但是，当他说“这类图书馆提高了美国人的一般对话水平，使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和农民同其它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睿智，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维护他们权利的立场作出了贡献，”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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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这几节描述了各地对于书籍的不同态度，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还要繁杂得多。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从来没有对书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独立革命之前，纽约不象波士顿或费城拥有那么多书店，它的书籍交易规模大致相当于英国一些地方性城市，如纽卡斯尔、利物浦和巴斯。由于追求实际的商业利益，以及存在令人迷乱的荷兰文化残余和好几种语言文字的竞争，书籍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巴尔的摩在十八世纪中期兴起之前，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是费城以南的最大城市，它反映了一种贵族生活的特色，这在北美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上层社会因经营大米、靛青和奴隶买卖而迅速致富，他们享有完全属于私人的俱乐部，在仿效伦敦富人的生活方式方面，比美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为成功。他们整天忙于参加音乐会、舞会、打猎、赛马、斗鸡、打扑克，各个城市也以漂亮而衣着入时的女人而闻名于世。但这些到处胡乱花钱的贵族却不愿意在书籍上多花钱。直到一七五四年，查尔斯顿才有了第一家书店，那是罗伯特·韦尔斯开的，主要是出售“消遣娱乐性的”书籍。这个繁忙、欢乐、不爱读书的社会颇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肯定没有资格充当殖民地的文化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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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八 没有诗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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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各城市出于本身各自不同的理由，为美国普遍识字但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民有选择地吸收母国的书本文化。有意思的是，相距颇远的各个地区对书籍的爱好竟然全都集中于既具实用价值又有明确目标这两点上。殖民时期美国的居民几乎完全依赖伦敦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书籍，因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思想方法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照搬英国的情况而形成一个文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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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城市生活多姿多采，相互进行着平等的竞争，这使各个殖民地不可能自然形成产生文化阶层的环境。这种文化阶层除非是处于各种事物的中心，否则是不可能成长的，但是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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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英国文字语言顶峰地位的，当然要算是伦敦了。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基本上全部是从英国进口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对于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来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阶层，不仅可以容忍，甚至这倒是他们所希望的。实际上，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从海外进口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的纯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使美国人能够享受这一伟大文化的优秀果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一切坐享其成，而不必拥有产生这些优秀作品的体制。简而言之，殖民时期的美国人既能够充分欣赏最佳的诗作，又不需要容忍一个诗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随意取笑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某些文雅而毫无意义的作品，却不必去养活一个散文作家阶层；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领略格鲁伯街的作品，但无需自行建造这样一条街。总之，殖民地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几个世纪来贵族阶级优闲文化的果实，而又不必承受这种文化所造成的社会鸿沟以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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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留心观察事物的殖民地人士注意到，这种状况既提供了机会，也有不利的一面。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七四四年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一位经营书籍生意的朋友威廉·斯特拉恩说：“你们那里的作家很少了解他们在大洋这边享有的声誉。我们尊敬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后辈。”这些后辈的处境是相当舒服的，他们可以享受过去社会里人们最喜爱的果实，却不需要忍受那个社会的特殊习俗：他们可以拜读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而不需要亲身经历曾经是希腊社会基础的奴隶制度，他们可以重温意大利雕刻家本维努托·切利尼的丰功伟业，而不需要到文艺复兴时期该国充满仇杀的道路上去冒险。这些后辈可以进行选择，他们置身于那个环境和发生的事件之外，这使他们能够具有兼容并蓄的品味。“当你挑选要寄送给我的小册子时，请不要过多费神，”富兰克林在信中对斯特拉恩这样说，“我什么样的书都要，好的或者坏的，只要能引起争论和畅销就行。因为我这里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什么样的书都有人看，”他解释订购六套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著作的新版本时说，美国人对所有最著名的英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兴趣，“我们公正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完全不抱任何成见，因为我们之间相距太远，不可能受你们那里存在的派别、党派和偏见的影响。我们对他们个人的失败毫无所闻，他们个人的缺点也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他们作品中那些灿烂的、亲切的部分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或者我们的任何朋友，我们同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竞争，因此我们赞美和爱慕他们时也无所顾忌，不论汤姆森写了些什么，都请给我寄十几本来。我已经有多年没有读到诗了，直到我看到他的《季节》时为止，我几乎忘记读诗是什么滋味，”但是，美国的文人不是文学家，他们是牧师、医生、印刷商、律师、农民。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他们越忙，留下来可供考证的记录也就越少。关于十八世纪早期美国生活，我们拥有比较丰富的文字资料，但对十八世纪后期动乱年代的情况，则留下的资料较少。恐怕在所有现代的伟大事件中，没有一次象美国独立革命那样，参加者留下的记载是那么少得可怜。在美国，这种不存在一个文学阶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诸如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这些作家真正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之前，这种情况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在我们国内，并不明显地存在什么文学阶层，”杰斐逊在一八一三年写道，“每个人都在勤勉地从事某种专业，科学只是第二位的工作，经常是从属于主要的实业活动。因此，称得上是够格的人中间，有空闲进行写作的寥寥无几。”约翰·皮克林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美国很难说得上存在什么“职业作家”。“在这里，把各种才能充分地运用于职业或某种事业上的需求太大了，”约瑟夫·斯托里法官一八，一九年指出。”其结果是，我们中间那些能干的人很少有闲暇全力从事文学或美术的创作……这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职业作家竞是如此之少，而且作家也不是我们中最能干的人。”耶鲁学院的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对美国作为一个依赖输入外国文学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曾经作过明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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