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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陆现有面积的四分之三都已明晰地分为以直线为界的块形，许多公路的走向全是按照指南针方向。这些美国土地先是划分为面积一英里见方的小方块，这些小方块又集合在一起而成六英里见方的大方块，它成了至今人类历史中最大的先验论的遗迹之一，而且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一个经常以适应力和经验主义自诩的国家！这个年青的国家需要把土地变为商品，因而甚至还未勘查和测量，便匆忙绘制成图，加以出售。我们的土地模式就是这个年青国家当时的需要所遗留下来的陈迹。这也是主要的例证之一，说明在美国把土地划分成块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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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块以备出售的商品就是大批小块的边远荒芜土地。一位国会议员于一七八四年对国会必须选择其一的两种政策作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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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各州的习惯是由一个土地管理机构发放证书。取得证书的人必须找到同他证书相符的无主土地，然后为这块土地付出一笔款项。按照这种方式，好地首先被人挑走和占有，价值小的地和不成形的非整块地则继续保留为公共领地，但是这种土地……价值会很快上升，并且会被附近好地的持有者买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各州……习惯的做法是通过债券出售六英里见方“镇区”单位的土地（地界已事先确定），或者整齐均匀地划出一片片土地，好坏搭配，以整块的形式作为定居地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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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南方体制，土地是先开垦定居然后再进行勘测，国会将推广这种南方体制吗？还是发展新英格兰体制，把已经测量过的小块连接成片，让定居者一块接一块地逐步迁入？南方的体制适合于把土地直接卖给各个定居者；而新英格兰体制则基于把土地的产权先颁给整个“镇区”，交到有组织的业主集团的手里，然后再通过“镇区”分配给个人。因此，这种体制适合于业己形成社会的定居点。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和北卡罗来纳的休·威廉逊都是公地制度的创始者，自然倾向于他们熟悉的南方体制。为了西部的需要，那种体制是非常有利于在勘测之前接受大批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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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又出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杰斐逊热衷于推广十进制和威廉逊大力提倡荷兰经验。此时，杰斐逊的得意杰作之一就是简化全部度量单位。他可能受到法国提出的通过基准线进行全国勘测的计划的影响。荷兰则是一个奉行罗马法的国家，在荷兰接受教育的威廉逊十分熟悉罗马与荷兰的划分土地的长方形体制。他们两人各自根据不同的理由，不约而同地都赞成不考虑自然特点而把全部土地划成整齐的方格。他们一七八四年致国会的报告，经修正后纳入一七九六年的《土地法》中，后来在辽阔的联邦领地上得到有效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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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划分成整齐的长方形这种想法远非新的发明。早在一六六九年，甚至卡罗来纳的贵族领主还未向新世界派遣殖民开拓者之前，他们在卡罗来纳基本法里就规定把殖民地的全部土地都划成方块进行勘测，每个方块为一万二千英亩（约为四英里见方）。十八世纪初，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为来自伦敦给佐治亚制订计划的人员提供的方案（一七一七年），也曾经规定在阿尔培马哈河同萨凡纳河之间划定几何图形地区，共有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个方块为六百四十英亩（一英里见方），一七六五年出版的亨利·布凯将军提出在俄亥俄河上游地区设立警备定居点的计划书，也提供了类似的蓝图。丹尼尔·德雷克在十九世纪初期就曾指出：“大家知道，曲线象征着乡村，直线象征着城市。”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这类西部城镇街道的模式全都是棋盘那样整整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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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纳入一七九六年《土地法》的方案是一种按新英格兰模式进行修订的南方土地证书制，即允许在勘测之前进行移民定居，但是土地只能按长方形地块进行购买。每个长方形小块为六百四十英亩，即一英里见方，称为“分区”，而这些小块又集合成为较大的长方形地块，成为六英里见方的“镇区”。不论质量如何，所有土地的每英亩价格都是固定的。“镇区”的一半按“分区”一块块单独出售，其余的一半则以每八个“分区”作为一个单位出售。除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外，这种棋盘模式己强加于几乎整个国家：肥沃的河谷，半湿的草原，荒凉的沙漠，石山斜坡，全都切割成方块，并以同样大小的块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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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出售方式根本无视每块土地所具有的特性，“只注意尽量减少费用，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每方地只需标出两条边就行。”人们还认为这样简化地产界线可以“永远避免由于边界而引起的争执”。每块地都按照标准号码制来编号。这样可以不用由欧洲输入美洲殖民地的那种繁琐惯例，即“用界石和边界”来标明地段。在殖民时期，一个马萨诸塞的土地所有者可能拥有这样一块土地，要用法律同语作如下描述：“从他房子下面的集水沟底部开始，向北偏西五度延伸三百二十杆直至一棵标有AB 的红橡树；然后向东延伸八十三杆到一棵标有AB 的针机树；再向南延伸三百二十杆到一棵标有AB的脂松；最后向西偏南延长五十三杆。这块土地共有一百三十四英亩。”而按照新的方格体制，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的地块简单描述为“第三十九镇区北第六分区的东北部，第三主子午线东第十四行”。任何掌握基本测量方法的定居者都可以自行查证他购买的土地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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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地球是球形的，其子午线向南北两极会聚，这就产生了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土地边界线与真实的子午线相符，那么地块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方块。这个问题在一八○四年就已经找到了具体解决办法，即在进行每项大面积勘测时，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任意点来定出一条“主子午线”（在一个经圈上），然后确定一条“基线”（纬度平行线），两线相交成直角。从交点开始，把四个独立象限内的邻近面积都划分成为长方形小块。新的纬度平行线称为“标准纬度”，是以二十四英里为一段向外伸展的。这样就意味着只有第四个“镇区”才是以真正的纬度平行线作为边界的。虽然在每条标准平行线上都会产生微小的边界偏差，但是这不会造成重大问题，因为每隔二十四英里就要对“标准纬度”重新核定，这样便可把误差积累减到最低程度。整个体制都是以勘测先于定居作为先决条件的，这在实践中就造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辽阔的公共领地上，要对每个小地块部进行事先勘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正如我们所知，大批移民不等正式合法手续办完就纷纷涌进西部广大地区。他们垦殖的土地往往会侵入其它地块，多达四分之一“分区”或者甚至整整一个“分区”。在方块棋盘上，人们对于哪里可以找到边界线，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的，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记住河流流经什么地方，或者哪里是砂地、石地、沼泽地或排水良好的土地。许多基层社会通过他们的产权俱乐部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一旦联邦终于派人来勘测时，地方势力就会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预防措施，防止现有地产布局遭到不适当的干扰。土地本身千姿万态，远非杰斐逊及其伙伴们所能想象得到。那时，甚至对于“远西地区”（当时的西北领土）的地理全貌也弄不清楚，冰雪覆盖的群山、副极带的冻土地带、密密层层的亚热带森林、大片的沼泽地、沙漠和盐碱地——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但是，长方形土地勘测法却给所有这些地方一概加上了同样的方格。在所有地方，这种方格成为道路、田野、藩篱和街道的几何图形布局的基础，原来把土地划分成这样形状和大小的地块纯粹是为了出售，但是从长远看，甚至土地的使用也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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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始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准备向市场提供土地的利便方式。但这种体制的其它后果却发现得太晚。一个正常的农业单位的大小（基本的“分区”是六百四十英亩，再细分则还有三百二十英亩大的“半分区”和一百六十英亩大的“四分之一分区”）当然是根据潮湿的东海岸农民所熟捻的需要决定的。在东部，每年平均降雨量非常均匀（全年大约在四十到六十英才之间），广泛分布的河流网对土地进行自然灌溉。在这个地区，举凡面积等于“半分区”的土地都很少缺水。但是在西部的大多数地区，特别是西经一百度以西的地区，水源极为匾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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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一八七八年在他划时代的著作《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中，指出了这种重大的差异，按照他的说法，整个美国大陆（阿拉斯加除外）“干旱地区”占十分之四以上。在辽阔的西部，平均年降雨量低于二十英寸，类似东部海岸的那种农业在这里是无法推广的。西部凡是能务农的地方，一概都得依靠灌溉。在这些面积不大的可灌溉地区，主要的水源是大的溪流，而这种溪流的开发利用又只能依靠劳动合作，或者巨额投资建筑水坝才能实现。在这类干旱地区，林地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土地只适于放牧，由于草长得稀疏，这种土地需要很大面积才有利用价值。每个畜牧场都必须有一小块能够依靠小溪或泉水来灌溉的土地。缺乏水源的牧场土地显然是无用的，而在这些雨水稀少的地区，水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小溪。在西部干旱地区，划分土地的方格模式成了教条主义的胡话。一块六百四十英亩的“分区”实在大小，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以饲养牲口为生的家庭。许多这类长方形地块内一点水也没有。按照鲍威尔的看法，最小的牧场单位也应为原定面积的四倍，达到二千五百六十亩，但是仅有的水源可能集中于少数“分区”，那些能够幸运地占有这些“分区”的业主实际上掌握着左邻右舍的生死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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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认为，社会总是有自己所强调的东西，这是无可避免的。土地的边界应该同水源相适应而不是同指南针相适应。他说，牧民的生活将取决于他们分享水源的能力以及提供其它公共设施的能力。西部干旱地区的定居者将由于他们土地的这种特征而聚拢到一起，酷似两个世纪以前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出于他们的信念而聚拢一样。鲍威尔在一八七八年评论说：“由于放牧的地方应具有滨水区和水浇地，由于居民应集聚而居，由于在土地上筑栏围圈不合乎经济原则而必须保持公有，因而制订当地社会的规章和加强合作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从长远来看，西部很少出现强大压力要求全社会共同协作，来推行诸如引水灌溉、建筑水坝和控制水源等大型合作项目；相比之下，人们对于建国初期过分简化的土地划分所施加的压力反而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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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 作为一种服务机构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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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就提供了一种“创造”地产业主的全新机会。当时政府掌握的最大权力莫过于确认人们对新世界一块块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对土地握有如此重大的权力形成了美国人对待政府的特殊态度。这些自认为生来就有权拥有美洲大陆一块土地的人同时也认为，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使土地容易获得，提高土地的价值并扩大其用途。美国有着各种不同类型、形式和规模的政府，可以不断地向公民提供政治的或者其它性质的机构，从这些机构公民可以期望得到这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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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他所著的《国富论》（一七七六年）一书里指出：“新大陆各殖民地之所以能繁荣昌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拥有大量的优良土地，二是拥有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斯密吹嘘英国比任何别的国家更能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土地，使之广泛用于垦殖，并不断得到改进。他认为，在英国殖民地，少数大业主垄断土地的现象要比别处少得多。但是，美国人仍然感到英国土地政策的自由程度不够，难以符合他们的口味。美国《独立宣言》谴责英王“竭力抑制这些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这些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一七六三年英国颁布了国王的敕令，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为移民定居地同印第安人永久保留地之间的西部边界，堵住了殖民地移民西迁的去路。随之而来的是，英国议会又于一七七四年公布了《魁北克法》，由各殖民地背后把加拿大的边界向南扩展，直达俄亥俄河畔。这样，几个殖民地长期提出主权要求的大片土地都被囊括进去了。但是，美国人需要更多土地还有其它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殖民地农业的经营方式过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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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战争期间及战事结束之后，土地仍然是美国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主要绊脚石。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当中，有七个自称对大片西部土地拥有主权，而且这些土地要求还常常相互重叠（其中几个殖民地已经把这种要求扩展到西海岸）；其余六个州则限定在东海岸清楚标定的狭小边界之内。那些被边界团团围住的小州，在马里兰带领下，尽量推延参加新政府的时间，以图说服别的州把他们未拓居的西部土地交出来作为公共财富，这样一来，那些土地今后就可以由新的中央政府重新加以分配。马里兰州一直拒不承认《邦联条例》，非要其它州把土地让出来不可。直到一七八一年弗吉尼亚、一七八五年马萨诸塞同意让出它们的土地，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才真正成为现实。迄至一八○二年，最后一个声称拥有西部土地的大州才作出让步。拥有这样大片的“公共领地”，在欧洲现代史上尚无例可援。这个幼弱的新国家，连征税和立法的权力都得不到保证，却要处理比所有各州土地总和还要大，也比已经建立的任何西欧国家的幅员还要大的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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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头几十年，这种情况向合众国政府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挑战：首先是向联邦政府挑战，然后向其它各级政府单位间接提出挑战。如何占有并开发这块大陆？如何把地产分散到人民中间去？如何使这些土地更有价值和富饶多产，并使建立在这些土地上的新基层社会日益繁荣？美国各级政府依靠当时环境所赋予的力量，成了创造和保护新地产的机构。美国人打从开头起就期望他们的政府能帮助他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机遇。这里的各级政府也把新的任务和人们对这种服务的期望承担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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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由”的土地使美国人得以成为自力更生的人，这种说法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富于爱国主义色彩的虚构民间传说之中，但这与事实难以符合。在英国这类比较稳定的社会里，地产在很多世纪前就已经分配完了。人们一般是通过贵族、地主、父亲、祖父或长兄的施与而得到土地。但是，美国却大不相同。在美国，尽管通过个人主动性取得土地的机会空前广阔，但政府的直接帮助也十分重要。只有政府才能把占有转变为所有权。在美国，每个人，或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土地所有者。这儿的政府也就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某种对个人的恩赐。美国人期望他们的政府能给予他们界限清楚的成块土地，能肯定他们的所有权，并且保护他们的占有不致遭受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入侵者以及印第安掠夺者的侵犯，此外，他们还期望得到政府帮助，使他们的土地能够不断得到利用，并且提高土地的价值。由于美国的具体情况，人们期甲从组织起来的庞大政治单位——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那里得到远远超过他们的同时代人在旧世界所能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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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美国建造铁路的模式作为典型例子来看。在英国，铁路和大多数运河都是依靠私人集资建造的，政府不给帮助。在美国则完全不同，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县和市的政府，都给予大量资助。为何有这种差别呢？在英国，建设铁路所需的大量资金可从私人手中取得，但是，在美国，私人手中的资金仍然匾缺，公司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此外，在英国（欧洲大陆各国也常是如此），铁路是沿着已经建立并且蓬勃发展的商业中心而铺设的，例如，伦敦通向曼彻斯特的铁路线一旦交付使用马上就会有繁忙的运输任务。但是，一条美国铁路（正如英国《泰晤士报》一度指出的）可能“从说不上是什么地方通向根本就不知是哪里的地方”。美国铁路的建造，如同创业者在新兴城市创办旅馆和地方报纸一样，常常希望铁路本身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到来，再通过为这批人口服务而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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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移民有能力修建自己的铁路。”亨利·瓦农·普尔创办的《美国铁路杂志》一再重复这句话，这本杂志反复把长期拓居的地区和美国西部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的私人手中已累积有资金，而后者则仍需政府帮助。纽约州的威廉·西沃德一八五○年对参议院说：“象这样一个巨大而广阔的国家，在国内还未积累足够的私人资金来建造铁路和运河之前，就已经迫切需要铁路和运河了。”对于美国铁路的创办人来说，这点似乎是一清二楚、无庸置疑的，也充分说明所有各级政府的援助都是十分有效，也是非有不可的。那些事业心很强的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拨款和贷款，在充满风险、渺无人烟的地方修建铁路运河，他们的功绩在美国西部先驱建设者当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他们就象狩取毛皮的猎者、内河船夫、西行大篷车队的组织音和新兴城市的创建者一样，能够紧紧抓往美国特有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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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机遇当中，我们必须把政府单位（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数目众多这一点计算在内，还必须把各级政府能够拥有和支配幅员辽阔而财富举世无双的公共领地这一幸事也计算-在内。所有各级政府都缺乏经验——既缺乏传统，又缺乏历时悠久的信条。正因为如此，这些政府也就更加愿意利用其财富和手中的权力来进行各色各样的试验，对任何有前途的公共目标进行贷款。这些政府既没有“国家利益”这种简单的传统观念，也没有什么死板的原则来区分公共企业之间界限，因此也就更富同情心，愿意倾听所有争取援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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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建设的初期，也就是南北战争前的几十年间，美国人在想方设法争取政府资助以建设长而费钱的新铁路方面，表现出伟大的天才。十九世纪后期，人们有一种喜爱揭露丑闻的癖好，因此常常捕风捉影地描述这些活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都复印了“一八二三至七一年联邦拨地建设铁路和大篷车路情况”图，此图显示政府把大片土地拨给铁路建设者，这些土地在西部各州的面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时曾流传这样的风言风语，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罕见的贪污，否则的话，为何会奉送出这么多的土地呢？实际上几乎各种事业都得到政府普遍援助，铁路公司只是其中一个受惠的部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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