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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关于樱桃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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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说谎，爸爸。你知道，我不能说谎。那棵树确实是我用小斧头砍的，”——最最亲爱的孩子，来呀，快到我这儿来，父亲激动地叫道。乔治，你弄死了我的树，但我却感到高兴，因为你已经千倍地偿还了。我儿子这种敢做敢当的气概比一千棵树还要值钱，即使它们开的是银花，结的是金果。接下去的故事就是讲华盛顿的同学们怎样和他挥泪惜别；华盛顿如何厌恶打斗，但又有出色的武艺；布雷多克战败之后，一个著名的印第安武士发誓说：“华盛顿命中注定不会被子弹打死！因为，我用步枪瞄准他射击了十七次，却不能把他打倒。”还有，华盛顿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华盛顿是如何伟大，还梦见了独立革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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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史实材料对华盛顿的了解、特别是对他早期生活的了解所存在的巨大空白被威姆斯填满了。他用借来的、剽窃的或编造的各种事件填补空白。但这些事情就其性质来说，又几乎是不可能予以反驳的。有谁能够肯定他说在老华盛顿家里没有过樱桃树的插曲？或者玛丽·华盛顿没有做过如此这般的一个梦？也许，象马库斯·坎利夫所猜测的，这些不足凭信的轶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跟英雄人物有关的某种普遍存在的真实性，尽管表现得很粗糙，也很不确切。当然，威姆斯所讲述的正是很多人所愿意相信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故事，威姆斯卖掉了他的书；而借助于书，他也卖掉了另外一件商品——英雄。这是不是一场骗局？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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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姆斯不过是造成对华盛顿个人崇拜的众多吹鼓手中的一个。华盛顿生前，一些杂志和一般性质的书，例如杰第迪亚·莫尔斯的《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也登载一些华盛顿的传记资料。但似乎从未有过一本专门记述他的生平。一八○六年，威姆斯著作的修订本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另外几种或多或少让人还读得下去的华盛顿生平，但多为严肃的作品，并非为青少年读者和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写的。在若干年里，威姆斯几乎垄断了通俗作品的市场。后来，一八二九年，安娜·里德撰写的华盛顿生平史发表了。这是为主日学校（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教育体制）所写的。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塞缪尔·古德里奇为年轻人出版了一本华盛顿传，很成功。他的写作班子曾以“彼得·帕利”为笔名出版过一百多种儿童读物。人们还以很多别的方式歌颂英雄的生平，如长诗和话剧。一位俄亥俄州的学校教师甚至写了一本《拉丁文散文——乔治·华盛顿传》（一八三五年）。与此同时，学者和文人们纷纷用大部头著作复述着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一八三二年），马歇尔的华盛顿生平史修订本出版了，只有些微的删节。这件事恐怕最能说明华盛顿的名字在人们当中所能引起的虔诚了。在这之后出版的是一卷本的学校版（一八三八年）。其他人也开始著书，但大多是纪念性的，并不受读者喜爱。这些巨著中比较不那么严肃的是小说家詹姆斯·柯克。波尔丁的两卷集华盛顿生平史（一八三五年），接下去是贾雷德·斯帕克斯所著的虔诚和冗长的华盛顿传，作为他的巨著的第一卷出版（一八三七年）。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要算华盛顿·欧文的五卷集了。但他的著作也未能摆脱那时的流行病——枯燥乏味。欧文的这部书在二十世纪还可以找到，有些部分根本就不曾被翻阅过，由此可见，很多人只是买了书，而从未读过。但在当时，华盛顿死后的岁月还只是刚刚开始。神圣的著作 必须强调指出，对华盛顿的崇拜早在这位英雄的著作被收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学者们无从读到真正出自华盛顿之手的文章，更别提一般公民了。对华盛顿的崇拜越普遍，出版他本人著作就越显得多余，从很多方面说，人们对他本人的著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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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去世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气氛当中，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开始发行了。贾雷德·斯帕克斯（1789—1866）早就开始考虑编辑出版一本这位英雄人物的著作。他是新英格兰人，出身贫寒。在哈佛学院毕业之后，他以自己的社交风度打入了波士顿的上层社会。他研究神学，并在巴尔的摩当了几年上帝一位论教派的教士。回到波士顿后，他接管《北美评论》，把它办成了一家全国发行的重要评论性杂志。斯帕克斯才华横溢，具有文人圈子里那种鉴赏艺术和爱好藏书的情操。华盛顿著作出版后，斯帕克斯更是在全国出了名，因而在一八三八年被委任为哈佛大学古代及近代史麦克莱恩教授，这是美国大学第一位历史学教授（教会学校除外）。后来他又出任哈佛的校长（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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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华盛顿家族同意发表他们先人的著作绝非易事。华盛顿遗作管理者和芒特弗农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一个刻板而毫无想象力的人（他在一七九八至一八二九年间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拒绝了斯帕克斯的请求（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三日），理由是，他正和马歇尔计划把独立革命时期的书信选编成三卷出版，以后再编辑一本独立革命以前的书信集。斯帕克斯毫不气馁，六个月后，再次劝说布什罗德·华盛顿让他阅读那些文件，并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千这件事，他决心到所有能够找到资料的地方收集有关文件；既然文件最终还是要公诸于世，布什罗德不如主动答应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斯帕克斯还答应布什罗德，他可以抽掉他认为不宜发表的文件。“如果华盛顿的全部著作能以适合于他的尊严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一定会激起全国公众的兴趣和民族感情，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广泛而体面的赞助。”然后，斯帕克斯又补充了更有份量的一点，他答应把所得利润的一半分给布什罗德·华盛顿。一八二七年一月，在马歇尔（斯帕克斯也耐心做了工作）的敦促下，布什罗德·华盛顿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根据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利润的一半归斯帕克斯，另一半由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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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年里，斯帕克斯便收集手稿、复制官方文件，并致力于收集美国历史学界从未见到过的材料。他很炔决定，全书的卷数应根据“市场可能的需求和工作的性质而定”。斯帕克斯的十二卷版（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出版）中有十一卷是著作选编和斯帕克斯撰写的华盛顿传（一八三七年出版），尽管编辑出版费用浩大（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美元三十六美分），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一八三七年，斯帕克斯把第一笔利润分成送到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的继承人手中，两家共分得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美元六十三美分。二十年来，斯帕克斯不断把再得利润的分成交给华盛顿和马歇尔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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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斯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和著作》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华盛顿的遗属认为此书完美无暇，于是送给斯帕克斯一根用华盛顿墓旁雪松树的枝条做成的手杖。爱德华·埃弗雷特在《北美评论》中以六十三页的篇幅把这赞誉推向了顶端：“在他这部著作中，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真实。”很快就要开始其事业的乔治·班克罗夫特也认为此书的“平实、准确和对真实性的重视，是我倾尽一切语言都赞美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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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幸运儿，”班克罗夫特早在一八二七年就写信对斯帕克斯说，”你得到上帝的青睐，被挑选出来把一艘好船驾驶到永世长存的港口，你也将作为谨慎的舵手而载名史册。”其实，斯帕克斯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吹鼓手；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人，不如说是赞扬美德的人。恰好，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个极力宣扬崇拜华盛顿的人。斯帕克斯一次又一次地摆出要努力研究历史的姿态。在他出版独立革命时期的外交函件（共十二卷，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年）、华盛顿著作和富兰克林著作集（共十卷，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年）之前，人们无从得到美国历史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文字材料。但是，正如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指出的，对于美国大学里的近代史研究来说，这只是一个“虚假的开端”。斯帕克斯，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位教授，身后没留下一个门徒。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历史才作为一个学科充分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斯帕克斯及其同代人对这个题目的表达方法。斯帕克斯在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在于，他不是通过罪恶而是通过美德来展现这个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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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斯的风格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格。华盛顿著作集的前言是他执笔的，那是一篇虔诚、呆板、毕恭毕敬的传记。华盛顿这位英雄是个威严的人物，他五官匀称，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完美的品德和准确的判断力；“他的品德同他的智慧组成了一个极其和谐的整体。”斯帕克斯在附录“宗教观点和习惯”中为华盛顿不参加圣餐作了巧妙的掩饰，在他笔下，这正是华盛顿笃信宗教的一个论据。”他可能认为公开参加某种宗教仪式不太合适，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仪式为世俗世界的活动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还认为，郑重宣誓去履行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也是不妥的。这种想法对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很自然。……他是一个非常自觉、一向笃信宗教的人。”斯帕克斯强调，华盛顿的著作中，没有一处对基督教的启示表示过怀疑，对于一个具有这种基督教品德的人，还需要什么更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宽容心的基督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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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的编辑工作也是本着类似的精神进行的。从足以编成四倍于十一卷的材料中选择十一卷的内容，斯帕克斯可以自由自在地美化他的对象。虽然他没有加进任何他自己写的文章，但他却任意删掉一些章节，而并不告诉读者；而且，他还修改那些他认为同英雄的身份不符的语言，他在前言中对所有这些作了解释：“在一个作者死后，把他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文章，特别是信件，事先不经仔细的修改而印刷出版，这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不公正。”后来，当有人对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提出质疑时，他带着可爱的天真辩解说，他真的是忠实于他的写作对象的，因为华盛顿本人在晚年也修改了他自己早期的信件。只要有可能，斯帕克斯总是选择华盛顿自己修改过的信件（依旧是不告诉读者），而不选用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所写的原件。斯帕克斯也自行修改这些材料。例如，华盛顿把新英格兰私掠船船员称作“流氓船员”，斯帕克斯则简称为“船员们”；华盛顿笔下康涅狄格军队“卑鄙的雇佣性”变成了“雇佣性”；他们的“丑恶行为”则被轻描淡写成“行为”；“老普特”被加上了尊贵的称号，成了“普特南将军”。华盛顿轻蔑地把一小笔钱称作“在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点跳蚤食”；斯帕克斯则把它润色为“这完全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斯帕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词句，使它们符合英雄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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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五年之后，才有相当大量的公众舆论就斯帕克斯对华盛顿的不引人注目的修饰提出了异议。一八三三年，斯帕克斯给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送去一部样本，斯托里私下里热情地称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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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华盛顿还活着，这正是他希望你做的事。”但是斯托里担心，将来某个时候，某个“玩世不恭的批评家”会对这些润色提出非议。不过直到一八五一年，才有“玩世不恭的批评家”开始了这种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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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一位未表明身份的人给纽约《邮报》写了两封信，把斯帕克斯的文本同新近发表的独立革命时期华盛顿给他的军事秘书约瑟夫·里德的信的另一文本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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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一位尊贵的勋爵和颇有造诣的学者，开了第一枪，对斯帕克斯在编辑中的真实性发动了一场重大（然而最终是不成功）的攻击。美国学术界对这攻击感到愤怒，坚决支持斯帕克斯抬高美国英雄的做法。这表明华盛顿著作是充满一种带个人崇拜色彩的神圣性的。一八五一年十二月，马洪勋爵（后来的斯坦厄普勋爵）发表了他的七卷本《英格兰历史，从乌德勒支的和平到凡尔赛的和平》的第六卷。他是个著名的英国文人，曾积极参加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附录中指出，“斯帕克斯先生出版的书信中没有一处是完全按照华盛顿的原作刊印的，而是经过了很大的改动，随心所欲地对这些信件进行修改或润色。”他指责斯帕克斯“窜改历史的真面目”。放在这么不显眼的地方的这个评论，假如不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如此神圣的人物，一定不会引起注意。著名的上帝一位论教派教士、历史学家、继斯帕克斯之后成为《北美评论》编辑的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首先站出来，以评论马洪著作的形式，写了一篇八十页的反击词。在长达三年的小册子论战中，斯帕克斯（当时是哈佛学院的校长）捍卫了自己，也捍卫了他的英雄；后来，敌对行动以马洪勋爵和斯帕克斯的私人交好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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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说明，那些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崇敬之意的美国学者们是遵循正统观念的。支持斯帕克斯的有弗朗西斯·帕克曼、威廉姆·普雷斯科特、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他们为斯帕克斯的“胜利”欢呼）；有詹姆斯·麦基（国务院图书馆馆长、华盛顿文件的官方法定保管人，这些文件已归政府所有）；最妙的是，还有大名鼎鼎的安德鲁斯·诺顿教授，他是因为首先使用新的“批评性的”方法来确定《新约全书》的真实性而出名的。斯帕克斯的书出版后半个世纪中，没有出现过其他有关华盛顿著作的版本，这正是人们对于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普遍感到满意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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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遗体就英雄遗体的保留权和合适安葬地点所进行的斗争，即使不能和圣杯之争相比，至少也反映出同样的崇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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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逝世之际，国会一致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将在华盛顿市内国会大厦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请求华盛顿将军的亲属允许把他的遗体安放在碑下；纪念碑的设计旨在颂扬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伟大业绩。”华盛顿夫人同意了这个计划。一年以后，一八○○年十二月，众议院又通过一项议案，拨款二十万美元建造一座底座一百平方英尺、金字塔形的大理石陵墓，安葬华盛顿的遗体。那时，国会大厦只有一翼，还没有现在的圆顶大厅和地下室。当时好象有一种打算，就是使华盛顿墓成为整个国会建筑的一部分。一些南方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说，神圣的遗体应当放在原来停放的地方——芒特弗农。部分是由于意见的分歧，一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八三○年，一个新成立的众院委员会建议，“把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的遗体安葬在同一个国家墓地里，在坟墓的正中和在国会大厦的大厅里则分别放置一个大小相宜的石棺形大理石纪念碑。……在这上面，也忧是在圆顶大厅的中央，请当今最杰出的艺术家制作一尊华盛顿马上英姿的大理石雕像。……这些纪念物尽管造价不高，朴实无华，却更符合我们国家的感情，而且能够比任何昂贵和豪华的纪念碑或陵墓都更好地纪念华盛顿完美而崇高的品德。”与此同时，当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迫近的时候，地方主义情绪（南卡罗来纳不承认联邦国会议案的运动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情绪）越来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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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布尔芬奇在英国人一八一四年占领华盛顿市并烧毁国会大厦的内部结构之后，重建了中间那部分（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九年〕，并造了一个地下室作为安放华盛顿遗体之所。国会两院纪念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联合委员会计划的重点就是如何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迁往国会大厦地下室。一八三二年一月和二月，国会进行了激烈辩论，南方人不愿放弃这件国家纪念物，提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反对迁墓。缅因州的一位众议员指出，这整个辩论就是弗吉尼亚州对整个美国的一场竞争。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极力主张迁墓，因为“他要区别对待华盛顿和自亚当斯以来所有其他人。”南方代表们预料南北战争即将爆发，南方势必从合众国分裂出去，因而他们想象着随之而会遭受的侮辱。佐治亚州的威利·汤普森警告说：“把我们尊敬的华盛顿的遗体从他的配偶和先人的遗体身边迁走，从芒特弗农和他的家乡州迁走，放在这个大厦里，看啊！随着合众国的四分五裂，华盛顿的遗体将躺在异乡的海岸上！”还有一些人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他们的论据是，随着人口向西部流动，国会大厦无疑也会西迁。“难道我们的华盛顿的遗体将被丢弃在这国会大厦的残败瓦垣和城市的废墟之中吗？”宾夕法尼亚州的乔尔·萨瑟兰答道：“假如我们的人口要扩张到西部大洋，而政府的所在地也随着迁移的话，那么，我们从此地带走象征权力的旗帜的同时，也会带走华盛顿神圣的遗骸。”还有人认为，只要华盛顿的遗体在这里，就会使国会的讨论保持平静和神圣的气氛。佛蒙特州的乔纳森·亨特声称：“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象把华盛顿安葬在国会大厦这件事那样，在团结人民和巩固合众国方面产生如此深刻和长期的道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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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离预定举行纪念仪式的日子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芒特弗农的主人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断然拒绝迁移英雄的遗体，致使这场辩论猝然终止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有人企图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墓地盗走的神秘事件。于是，便在那里建成一座新墓，加了锁，钥匙被扔进了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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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纪念和演讲仪式 二十世纪中叶，台众国所有各州在二月二十二日华盛顿生日那一大部举行庆祝。这是唯一成为法定节日的诞辰纪念日（除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之外）。十九世纪初叶，当这个新的国家几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每年到了华盛顿的生日和七月四日——共和国自己的诞辰，都要举行充满爱国热忱的仪式。在这两个节日里，最受注意的是每次的例行仪式——一篇讲演，这篇讲演内容重复、辞藻华丽、夸夸其谈、冗长不堪，而且格调雷同，好象是由什么礼拜仪式权威规定了似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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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新世界的前列，屹立着华盛顿。自华盛顿诞生一百年来，世界变了。这变化的大部分都发生在华盛顿的国土上，而华盛顿本人则是完成这些变化的主要人物。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是充满了奇迹的时代和国家，而他则是这时代和国家的领袖。演讲者们说，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华盛顿的伟大足以弥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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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七年约翰·泰勒（后来成为总统）在约克敦宣称，英雄华盛顿比希腊英雄利奥尼达斯和圣经先知摩西更伟大，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和自己的战士一起身亡，另外一个永远没有进入希望之乡。华盛顿就大不一样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华盛顿的性格融合了统帅精神和温顺谦和，比阿伊尼厄斯或大卫王更胜一筹。亚伯拉罕·林肯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演讲时说：“给太阳增添光辉或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要做这种尝试吧。满怀敬畏之情，我们呼唤着他的名字，他英名不死，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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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和最广为传诵的是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篇演讲，这是他为芒特弗农协会购买华盛顿住宅、使之成为一个公共圣地而募集资金时所作的巡迴演讲。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埃弗雷特在全国各地把这一篇两小时长的演讲演说了一百二十九次，募集到九万美元。他的演讲——《华盛顿的品德》，马上就成了国家纪念仪式的经典作品。他从年轻时的华盛顿讲起，概述了华盛顿的英雄业绩：“二十四岁的华盛顿是男性力量和美的典范，他具有绅士和战士的所有品德和功绩，他的智慧和思想超出了他的年龄。在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领悟到，爱和信心往往只能通过为人服务而获得。”在“我们民族史册上第一次探讨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改革以及力求才智的普遍发展”的时代，华盛顿是最伟大的人物。在俄国彼得大帝、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和法国拿破仑大帝堂皇而庸俗的专制之上，放射着光芒的就是华盛顿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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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对他的其它方面有什么不同看法，一个象华盛顿那样受到全体人民尊敬和崇拜的伟大人物，绝不是历史中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不能仅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对待它——这是上大的旨意。杰斐逊先生一七九二年写信劝华盛顿不要拒绝再次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在信中说得好，“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有你和他们在一起，南方和北方就会联合在一起。”华盛顿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象我们的祖辈那样亲眼见到他；但是对他的记忆犹存，我要说，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吧。让我们把他的诞辰作为全国的节日和假日；让我们永远记住，每当二月二十二日来临，我们举行庄严而愉快的仪式庆祝这个伟大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从哈得逊河到波托马克河、从南方平原到西部湖泊的公民们，都在举行同样充满感激和爱忱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们。越过俄亥俄，跨过密西西比，沿着从东向西移民的逶迤漫长的行程——随着他们的西行，更多的州成立了；移民们正穿过西部草原，蜂涌通过落基山脉的山口，蜿蜒走下群山——在那美好的夜晚，华盛顿的名字和对华盛顿的记忆将伴着天上的月神，从东向西跨越经度六十度，直到她皎洁明亮的情影穿过加利福尼亚的金门桥，安详地去接受大洋洲群星们的午夜觐见。只有在那里，在文明的人类还未留下足迹的野蛮群岛上，华盛顿的名字才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一旦这些岛屿上聚集了千百万文明的人们的时候，他们也将和我们一起纪念和赞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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