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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民族太年轻,因此我们总感到缺少一种民族性,任何能够表现“美利坚”民族存在的东西都使我们欣喜莫名,我们没有英国、法国那样几百年的盛衰兴亡可资回首;有关美国民族性的记载全告阙如,而我们感到确有补阙的必要。于是,联邦各州都成立了“历史学会”,它们抓住并垄断殖民时期和独立革命时期每件本无价值可言的注事。我们渴望有自己的历史,但既然我们没有那些古老民族(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兰克一查理曼、霍恩斯多芬、吉柏林……)那样悠久的历史,我们便本能地津津乐道自己那虽然不长但充满意义的历史,对早期移民、殖民地总督和独立革命英雄的每桩琐事都尊崇有加。在美国,一篇生动描述纽约五十年前生活习俗的文章会受到热烈欢迎,而伦敦人对皮特和福克斯所处时代的风俗素描是不会这么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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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全国同庆的节日总不免与国家的诞生有某种联系。从十七世纪初起,美国人对“建国的目标”一直进行着与众不同的执着探求,有限的史料更使这种着迷劲头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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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回顾本国并不久远的历史时(即使他们自己不曾亲历这段历史,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却是那时代的人),他们总是追溯立国的“基础”。这是个熟悉的主题,人们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不断提起它。“我们这个民族的起源完全有史可查,”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一八二八年在纽约历史学会说,“……我们不能象欧洲古老的民族那样追溯自己的根源,认定自己来自智慧超凡的祖先,也不能凭夸张与想象将我们的开国圣哲和英雄们罩上诗意的光彩。其实,我们也用不着这样做。能够从单纯而严格的事实记载中溯本寻源,已经赋予我们这个民族以足够的光荣了。”弗朗西斯·帕克曼在南北战争结束那一年说道:“与旧大陆各民族文明的发源不同,美国文明的渊源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得一目了然。表面看来,这未免显得单薄脆弱,其实却是丰富而有力量。本来无力的东西依靠生活源泉就变得强大起来,在其它地方本会消失在人群中的人们,在这里成为挺然而立、掌握命运的人物。”由于美国历史的这种独特性,美利坚民族习俗自然会有其独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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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美利坚民族特性——即其“独立性”的同时,不能不证明这个民族与英国分离的合理性,不能不赞颂这个民族所担负的世界使命。美国人认为阐明独立的理由对这个国家之诞生至关紧要,因而便开始对建国目标和民族使命显示出一种持久不衰的着迷劲头。对民族赞颂与为民族的辩护已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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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民族并不打算推崇某件事或某项行动,而是要赋予一项声明以圣典的地位:公开宣布法定权利和普遍原则。“宣布这项声明,这件事本身所散发的光辉就会使与之有关的实际行动黯然失色。”美国人在探索民族性的过程中逐渐地、无意识地作出了一些选择,其中以上述这个选择意义最为重大。对于一个以慷慨激昂的文献力其特汪的民族,一个由于成分复杂不清而急于探索民族共同目标的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美国在许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这使美国人比其他民族更觉得有必要用一种言过其实的明确概念来表明本身的民族性和民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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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全国性节日表现了美国人宣扬以往历史的热情,这是不足为奇的。美国人七手八脚、干劲十足地把本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可能发生过的事和应当发生过的事一古脑儿混合在一起。七月四日成了全国热心宣扬历史的人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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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挑中了七月四日,确切他讲,七月四日这一天究竟怎样成为节日,为什么成为节日并具有公认的重要意义,乃是一个可能永远解不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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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确定美国独立地位的决议案是大陆会议于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而非七月四日)通过的。大陆会议于七月二日正式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案是六月七日由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约翰·亚当斯附议的,它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第二天(七月三日)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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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相信,今后世世代代都将把这一天作为伟大节日。从这天起,直至永远,从美洲大陆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人们将于此日举行盛大游行、表演和体育比赛,礼炮轰鸣,钟声悠扬,烟火腾空,灯彩竞艳,纪念上帝信仰者作出庄严决定的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由于这一天所作的决定而无往不胜……结果,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理查德·李(连带还有约翰·亚当斯)享受不到全部的光荣。制订并提出这项重大决议案的是理查德·李,但他的名字既不见于当时的报纸,也不见于大陆会议记录,其中缘故至今仍不清楚。许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自传中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汉考克先生是大陆会议主席,哈里森先生是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大会秘书汤姆森先生是迪金森先生的表兄弟,而理查德·亨利·李先生和约翰·亚当斯先生都不中他们的意,”然而,无论在个人荣誉究应归谁这个问题上,公众怎样茫无所知、委决难断,但首次宣布独立的日期却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宾夕法尼亚晚邮报》七月二日晚所称:“今天,大陆会议宣告联合一致的各殖民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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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七月四日并非首次正式宣告美国独立的日子,为什么赋予这一天如此的荣耀呢?再说,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也不是在这天签署的。当然,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七月二日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宣言呢?答案很简单:大陆会议采用了通常为限制辩论、节省时间而采用的程序,即先行通过一个开门见山的提案,随后再搞一个提供论据的声明。实际上,早在独立提案付诸表决之前,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就开始草拟这份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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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查德·李提出的决议案正式通过后,全体委员会便于七月二日至四日讨论杰斐逊等人业已拟就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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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在费城表决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印出副本(上面只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名字)散发各州。七月四日就这个宣言进行的表决是按州投票的,纽约州弃权;直到七月九日,纽约地方会议才授权该州代表投赞成票,大陆会议于七月十五日得知这一消息。七月十九日,大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誊写于羊皮纸上之‘美利坚合众十三州共同宣言’”。但是,当时这份文件上还没有那著名的五十五个签名,而且,究竟为什么必须由这些人来签署,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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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大陆会议七月四日表决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托马斯·麦基恩说,签署这个宣言是作为一种公开的效忠誓言,即宣誓忠于已经开始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为了防止我们中间出现叛徒或间谍。”这样看来,签署宣言是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谁,只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之后,那年才能在大陆会议享有席位。”假设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宣言便是集原则声明和效忠誓言于一体了。美国人惯于以公开宣誓效忠使自己心安,而这个宣言称得上是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名气最大(引起的误解也最多)的效忠誓言。如果说,《独立宣言》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朗大陆会议的一项行动,那么,这一宣言的公布确实拖拉得异乎寻常。直到八月二日,大陆会议议事录上才记上了这么一笔:“与会代表签署了经过审议和正式誊写的《独立宣言》。”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当时并没有签署完毕。至少有一位签署者——新罕布什尔的马修·桑顿迟至十一月才签名(当时他首次成为大陆会议代表),至少还有另外五位“签署者”(拉什,克莱默,史密斯,泰勒,罗斯——全是宾夕法尼亚人)七月四日甚至还不是大陆会议的代表,至少一位(特拉华的乔治·里德)后来才成为“签署者”,他虽然出席了七月二日的会议,但拒绝投票赞成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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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签署于七月四日这一说法之所以流传于世,一来是由于许多人的记忆错误,二来是由于事后对历史的编造。神圣的一七七六年之后的十年间,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分别在文章中称《独立宣言》是于七月四日签署的。大陆会议可能是出于谨慎,想先看看各州对《独立宣言》如何反应,所以一七七六年甚至没有公布“签署者”的姓名,这样就更加重了混乱程度。一七七七年一月十九日,大陆会议首次公布了“签署者”名单。此后,大陆会议将正式议事录付印时,竟加以窜改(甚至删掉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二日两份记录中不一致的内容),以表明《独立宣言》是七月四日签署的。一八二一年,美国国会下令发表《秘密议事录》,过去印行的记录所掩盖的事实终于公诸于世,但此时七月四日签署的神话已经深入人心,以至杰斐逊本人都不肯相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份文件当年用法律字眼写成的枯燥无味的题目,直到此时才被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题目取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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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月四日这个日子很快发生关连的神话并非只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事,还有其它更多姿多采的例子,“自由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几乎与国旗齐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独立宣言》“签署”之后立刻得到全体人民的赞颂——“自由钟”也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全体人民何时得知关于独立的表决结果以及他们的反应。当时,消息传播速度很慢,一些报纸要等着抄其它报纸上的消息。七月八日,纽约报纸才登出有关理查德·李决议案的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更是迟至七月十一日才发出消息。出于安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大陆会议的进行通常是保密的。七月六日,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接到杰斐逊起草的宣言副本,下令七月八日中午在议会厅写读并予以公布。有关当时公众反应的证据居然相互矛盾,约翰·亚当斯写道:“群众欢呼再三,响彻云霄。军队游行,尽管火药匮乏,仍不断呜枪庆贺。”然而,查尔斯·比德尔在自传中却说:“在场的头面人物寥寥无几。将军(姓名被隐去了)发言表示反对独立决议,许多属于辉格党的有地位的公民也颇有异议、不过很快就听之任之了。”八月间,散驻各地的一些大陆军陆续得知七月初发生的事件,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这种庆祝往往非常喧闹,酒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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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全世界宣告《独立宣言》的签署(这口钟因此而被称为“自由钟”)——这个传说尽人皆知,但纯系子虚乌有。费城议事厅塔楼上确实有一口钟,不过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大陆会议议事录中都不曾提起过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反奴隶制运动兴起,这口钟才获得它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名称。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举行的马萨诸塞废止奴隶运动大会上散发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钟——自由之友的呼声》,刊有这口钟的画片;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有关这口钟之所以得名的最早来历。此后一些年里,这个名称和这幅画便流传开来。在这里,“自由”指的当然不是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而是指奴隶们得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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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个名叫乔治·利帕德的人编出一段传奇故事,从历史角度认可这口钟,以便其从事新的论战。此人是费城报纸撰稿人,多才多艺,曾先后当过牧师、律师,但在事业上并不顺心,此后便在其短暂的三十三年生命的余年进行了极其大量的爱国活动。利帕德称得上是威姆斯再世,他的小说专门描写修道士和捕奴者们耸人听闻、黄色下流的故事,并靠这个赚了钱。他还是个宗教怪人,坚持不要牧师主持结婚仪式,甚至还在一八五○年创建了自已的宗教组织“兄弟会”,把博爱精神、爱国主义以及初期粗略的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作为教派首领,他自称“至高无上的华盛顿”,为传教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临到去世前,他已在二十三个州建立了分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发表的连载《革命传奇》被全国各地广为传抄,据说,该报发行量从三万份增至七万份,全是仰仗《革命传奇》之力。利帕德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一八四九年,《高迪妇女读物》称他“无疑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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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帕德本人去世后很快就被人遗忘,但他却使“自由钟”名垂史册。作为《华盛顿及其将领——美国革命传奇》(一八四七年)一书的作者,他完全可以同威姆斯牧师相媲美:凭空编出一段故事,日后却被奉为美国“历史”上最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他为这个新国家所创造的庄严的象征——“自由钟”的图案不断出现在硬币、邮票、政府债券上,终于成为象征美国民族性、美国目标和美国使命的最受珍爱的标志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号召人们为自由事业购买债券的招贴画中效果最佳的一张画着“自由钟”,上面有一句口号:“再把它敲响吧!”若不是利帕德发挥丰富(虽然有些吹嘘)的想象力,这种情景怎么可能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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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及其将领》一书里,利帕德描绘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聚在费城议事厅周围那些“神情热切的人们”。独立会堂的塔楼里“有一位老人,白发苍苍,面孔晒得黝黑……衣着简朴,”他身旁站着“一个淡黄头发的男孩,碧蓝的眼睛透着笑意。”这位可爱的老人不识字,所以男孩把钟上的铭文念给他听:“向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宣告自由来临。”老人急于知道钟上的预言是否已成为现实,便让碧眼男孩去大陆会议会堂探个究竟。他刚吩咐完,蓝眼睛、黄头发的男孩就挣脱老看钟人的怀抱,走下漆黑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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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楼里只剩下老看钟人。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焦急地从塔楼栏杆探身朝栗树街张望,看那男孩回来没有。又等了半晌,还是不见男孩踪影。人行道旁、草地上面,人越聚越多,可是男孩还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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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老人叹息着,“他把我忘了!我只好拼着这老胳膊老腿爬下爬上了,全怪这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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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只听见一阵欢乐、清脆的笑声。蓝眼睛的男孩站在下面人行道上的人群里,拍着小手,轻风拂动着他那淡黄色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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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挺起小胸脯,踮起脚尖,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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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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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老人眼睛里的闪光了吗?你看到老人怎样迅速挽起袖子,用他那枯瘦的手抓住铁制的钟舌了吗?老人似乎变年轻了,身上充满了新的活力。他挥动臂膀,坚定地摆起钟舌。钟声响了!街上的人们听到钟声,发出持续不断的欢呼声!老特拉华听到了钟声,上千名水手用欢呼作为回答。全城的人都听到了钟声,一齐从书桌、工作台边跃起,就象发生了地震。全是虚构——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头发淡黄、碧蓝眼睛透着笑意的男孩,都是想象的产物,历史记载中寻不到半点踪影。约翰·亚当斯确实意味深长地记述了七月八日宣读《独立宣言》之后,费城基督教堂(那里的牧师还是继续为英王祈祷)的敲钟人敲响了钟声,但他和别人都不曾提起议事厅塔楼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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