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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精神:这是一种注重历史的民族风格。七月四日演讲所用的语言是为整个国家张目的,正如鼓舞人心的话、夸张的话和旨在鼓劲的话替美国西部和西南部那些新贵们的社会壮声势一样。两者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乐观,热情,不甚区分事实与希望、真正发生过的事和想必应当发生过的事。某城市的建设事业鼓吹者决不会由于该城市尚未成型或根本不存在而闭口不语,甚至还会因此而夸得更欢;同样,国家建设事业鼓吹者也决不会因为国家尚待发展而停止对她进行赞颂。七月四日精神好比一座“民族精神旅馆”,早早建造起来,以侍民族一旦形成,便打开大门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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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轮廓越模糊,便越需要充满信心的语言。因此,七月四日演讲的夸张语调可以视作一种尺码,它所表现的与其说是民族爱国精神的深度,不如说是民族爱国精神之模糊性。一八五一年七月四日,过分乐观的丹尼尔·韦怕斯特在首都庆祝仪式上说:“这个节日使人振奋、喜悦,把所有美国人的心连在一起了。在一年中的其它日子里,我们或许属于某党某派,彼此争吵不休(这些争吵或多或少涉及到公众利益)……然而在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其它身份不复存在,而只是美国人。”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詹姆斯·帕顿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出版了颇受欢迎的安德鲁·杰克逊传记,他给予杰克逊的最高赞美就是“最具有美国气质的美国人——他是《独立宣言》的体现,七月四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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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美国,这就是最高赞语。至高无上的《独立宣言》“最早”宣告了美国的“诞生”。对“最早”的赞颂(纪念《独立宣言》仅是其中一例)是美国生活的特征,外国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历史的短暂更加强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判断孰先孰后,不是用历史尺度,而是用游标卡尺。你有你的“弗吉尼亚最早的家庭”,我有我的“最早的长老会教堂”(如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美国人争夺“最早”,互不相让。美国历史本身恰如一片无主的大陆,准都可以前往落脚谋生,谁到得最早,准就能够得到荣誉和财富。绝对的“最早”,可以取得无可争辩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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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的目的在于证明:美国是一个“脱胎于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把庆祝国庆变成了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日子。七月四日重申建国的意义所在。宣读并赞颂《独立宣言》不仅是为了纪念国家的诞生,而且还为了纪念国家诞生的“理由”,宣告并重申国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就这样,美国人表现出他们对本国存在的意义是不断关注(和忐忑不安)的。美国人的出发点是: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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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我肯定的典礼仪式很多,我们或许应当称之为自我肯定的“狂欢”,而七月四日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目标”奇异地混为一体了。七月四日举行盛大节日的目的在于表明(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导致美国独立的原则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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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国家的目标”这个问题上所感到的困扰实有甚于其他民族。历史悠久的民族认为他们国家的存在早已被上帝和历史所认可,自然不必定期申明本国存在的理由。然而,美国却是在一次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行动中诞生的。首先,《独立宣言》不仅是向美国人,而且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不断显示自己负有世界使命,并不断向全世界证明这一使命的存在。美国人不可思议地把七月四日这个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节日变成了反复解释建国目标,并向全人类加以证明的日子。这一点在杰斐逊去世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不能前往华盛顿参加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的纪念庆典表示遗憾,接着便阐述了这个节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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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成为对全球发出的信号(有的地方早些,有的地方迟些,但终将遍及全世界),激励人们挣脱锁链,领受自治带来的幸福与安全。过去,僧侣式的愚昧和迷信使他们甘受锁链束缚。现在,我们建立的新国家恢复了自由运用理性与思想的权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或正在认识到人类的权利所在。普照世界的科学之光使每个人都能看清这样一个鲜明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是听由役使的骡马,那少数足登马靴的幸运儿也并非因为承受大恩而得以合法地驱策他们的同胞。这就是我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希望所在;愿每年的这一天能不断唤醒我们牢记人类权利并对此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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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八章 辽阔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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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政府好比是杂交新品种,世界上尚无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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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布里奇·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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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共和政体长期存在的最大的国家,然而它却比旧世界任何共和政府包含更多、更小型、更有效率、也更富竞争性的独立单元。美国的政治“制度”既是新世界新奇事物的反映,也是所有政治家预测、规划或约束政治发展的最大能力的见证,政党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权力和目标的真正核心,然而它们却简直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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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地方,一个政治国家的建立通常是由于一个强大的省份(如普鲁士、萨瓦或法兰西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或是由于一个入侵者(如征服者威廉第一或拿破仑)强行管辖当地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但是美国不知怎地却自发地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正是那些分散的力量使它得以巩固。在很多使人感到慰藉的幻想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美国这种政权方式能始终维持不变,或者经过一代人有意识的努力可以牢牢地把它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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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三 帝国内部的迷雾:从主权论到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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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独立是一场脱离母国的战争。它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是从欧洲思想体制中脱离出来的另一种方式,是废除旧世界专制主义的另一种手段。加速这场革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欧洲人顽固地坚持一种见解,认为当时正在发展的尚欠明确的制度,应该适应那些陈旧过时而不着边际的理论。在西欧,现代国家是通过权力的巩固得到发展的。例如中世纪末的英国,那里有象亨利第一和亨利第二这样强有力的统治者组织了一个中央行政当局,利用巡回法官建立“习惯法”,与此同时,日益巩固的议会又把决策权集中到中央;这样,国家便通过向心力的加强而得到发展。同样,在整个欧洲来说,中央集权已成为国家兴起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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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当不列颠帝国的扩张越过大西洋时,新问题出现了。美国社会所关心的问题甚至比英国本土最偏远的郡所关心的问题更难干预料、也更多种多样。显然,对美国的治理和对英国其它地方的治理应该协调一致,这才是明智的做法。然而美利坚地处远方,通讯联系不便,致使中央控制十分困难或者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审慎、灵活和有远见的英国行政官员,如果不了解情况,或者如果他们的信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落后几个月,那么他们也无从使自己的计划适应殖民地的状况。治理权和职责分散到各殖民地中心去,是由很多条件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通讯联系。十八世纪中叶以后,通讯联系开始有所改善,但为时已晚。一个有效的联邦制已经发展起来了。一种美利坚政治制度(它是新合众国的希望,也象征着它的艰辛),已经缓慢地从殖民地生活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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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各殖民地之间紊乱的通讯联系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明殖民地的政治势力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一七五五年以前它们和英国之间没有建立定期的邮递业务。贸易与殖民地委员会(一六九六年后改为贸易局)的官员们负责殖民地事务,对殖民地总督发布指示,并负责把殖民地和帝国连结在一起。他们不得不依靠友好的商船偶然帮点忙。这种通讯联系的次数虽然可能足以维持亲属之间以及语言、文学和手艺等方面的联系,但是要作为政府治理的渠道则太薄弱、也太不正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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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靠岸的都是些小型的沿海商船,远洋船很少,因此这些殖民地和“本土”没有什么有效的直接联系。例如北卡罗来纳总督通常要经由弗吉尼亚取得函件,而弗吉尼亚又往往要通过纽约才能取得书信文件。举例而言,一七四五年六月伦敦贸易局给约翰逊总督写信,埋怨说已有三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一年后这位总督从北卡罗来纳复信说他刚收到他们的信。由于缺少一个优良的海港,北卡罗来纳比其它殖民地更为闭塞,但即使有最好的港口,通讯联系也十分缓慢拖拉。例如,波士顿通常整个冬季都不能和外界接触。在正常情况下,一位辛勤的马萨诸塞总督在头年暮秋写的信,伦敦贸易局要在次年四、五月间才能收到。也就是说,贸易局本来应该在议会闭会前向议会提供最新信息,这一耽搁意味着它所提供的情况实际上至少过时一年了。战争的危险也阻碍通讯联系。从一六八九年到实行印花税法的那一年之间,有将近一半时间英国一直和至少一个欧洲的敌国处于宣战状态。即使一切都顺利,邮件终于到达英国港口,拖延仍未结束。有时寄给贸易局的文件包可在海关存放一年或更多时间不予投递。为了避免耽误,往往多次转手传递信件,结果这些信件在交给收件人以前其秘密内容就成公开信息了。由于贸易局的信件一般说来不能免费投递,贸易局就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一次投递大捆信件以削减邮费开支。直到一七五五年,旧大陆的法尔默斯和新大陆的纽约之间才开辟每月一次的定期邮船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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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伦敦要加紧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已为时过晚了。距离遥远,不定期的通讯联系以及当地存在的各种紧迫问题,已经在美国造成了至少十三个政府中心。这种权力的分散并非任何人计划的;它不是在应用某种理论;它也不是在表现任何众所周知的宪法的“原则”。它是在英国人最早建立永久性的定居点到爆发美国独立革命之间的一个半世纪中,一阵阵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列颠帝国的政治机器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没有任何人有意推动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联邦制度在美国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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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混乱和英国政府对帝国的管理不当也与此有一些关系。在十八世纪关键性的前几十年里,这些殖民他说是归贸易局管理,但南方事务大臣却控制了殖民地任命权,并由他委派殖民地的总督,这些总督有时是贸易局的对头,总是和它捣乱。英国国内政治胁紧张关系导致大臣们将殖民地总督的职位作为酬报赐给那些紧跟他们的人,而那些人对管理殖民地既不胜任,也毫无兴趣。这些挂名总督(例如弗吉尼亚的总督)往往只是领干薪,而把实权交托给代理人。所有这一切都造成英国政策含糊不清、犹豫不定,因而为美国方面形成有效的治理中心开辟了道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皇家的总督越来越无力,殖民地的议会就来填补真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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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殖民地议会除了制订其它措施外,还利用它们的权力来征税,预扣薪水,因而逐步处于统治地位。伦敦派来的总督虽然直言不满,但却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同时,在这十三个殖民地里都有一批人取得政治经验,可以遂心顺意地在自己的议会里开会。在新英格兰和由新英格兰人推行他们制度的任何地方,市镇会议又进一步扩大了自治的机会。就这样,从殖民地的经历中产生了美国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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