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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这个全国性的铁路修筑业和肉类加工业的中心，势心也会成为新兴赌业的中心。注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全国赌业巨头的蒙特·坦内斯，就是在芝加哥逐步起家的。坦内斯表面上是个房地产商和一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老板，全靠他的组织才能而飞黄腾达。到一九○四年，他已经拥有好几间酒吧，并在北克拉克街一百二十三号开设一家烟草商店，还掌握一群竞赛马匹，在赌业中名气响亮，人称芝加哥“北头之王”。警方几乎每星期都要对他的各个地盘突击搜查一次，但这些地方很快又会重张旗鼓。坦内斯不时宣称要抽身退隐，一家报纸称之为“反复唱给警方听的哀歌”。一九○七年，赌业“辛迪加”。Syndicate，刚刚开始按此意义使用的一个美国创用词）之间由于六起爆炸案而触发了一场火并。坦内斯对芝加哥《美国人晚报》说：”我是个显眼的人。有人悬赏要干掉我。我比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更可能被人行刺。”到这场混战结束时，坦内斯成了全国赌业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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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内斯把联号商店的想法运用到他的非法赌博场所中来，仅在芝加哥一地的酒吧和弹子房里，他很快就开设了三十个赛马博彩投注处。他在赛马赌博圈中的领导地位全凭他有组织地控制了电报服务业，从而每天都可收到全国各地赛马场的比赛结果。赛马消息服务网对开设场外博彩投注处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使他可以得知赛马场内直到最后一刻的赔率，好从容受注，也便于人们迅速、准确地结清赌帐。但内斯每日支付给辛辛那提市的佩恩电报局三百美元，以独家控制其在芝加哥的服务。随后，他又利用放火、爆炸，有时甚至利用警方本身来促使其他赌徒到他那里下注。后来，坦内斯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通用新闻社”，来收集赛马场上“更为可靠”的赛马情报。他并指出，他的竞争对手企图以散布关于赛马胜出者的”“假情报”来搞垮他的业务。在芝加哥三位最有影响力的市参议员——欣基，丁克·肯纳、“热火炉”吉米·奎因和巴尼·格罗根——的支持下，他又成功地阻止了对他的一次调查。为了安抚革新派，芝加哥的警察局长约翰·麦克韦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大力取缔“引诱儿童为赢得糖果而赌零币”的吃角子老虎机，并扫荡赌烟酒的掷骰子赌博。与此同时，州际贸易委员会又决定传送赛马结果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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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九二三年，仅在芝加哥一地，坦内斯每年便从他的二百个赛马博彩“投注处”净赚三十六万四千美元，虽然在革新治安运动和虚张声势的搜查之后，警方会不时宣称他们关闭了他的生意，但坦内斯却不断抗辩说，他不过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体育消息发布人，而他自己也从未被捕过。最后，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坦内斯被迫退出了赌业，这倒并非警方的功劳，而是慑于芝加哥新近崛起的卡彭黑帮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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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内斯只是非法活动的开拓者的一个典型，这类人靠引诱美国人去做一些事情发达起来，而这些事情却是美国人希望法律明文禁止的。一九一○年，国会通过了《曼恩法案》（即《禁止贩卖妇女为娼法例》），不准越过州界运送妇女卖淫。一九一三年，最高法院裁定这一法例合乎宪法精神，理由是禁止卖淫应属联邦对“州际贸易”的管制范围。但五年之后，在一九一八年，最高法院在《哈默诉达金哈特》一案中却又裁定，联邦无权在州际贸易方面管制重工制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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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大吉姆·科洛西莫却把芝加哥的卖淫行当组织了起来，生意越做越大，并且名利双收。他在一九二○年被同行竞争对手暗杀后，那场盛大的葬礼又证实了公众对此人和他的事业的推崇。乔治·芒德莱因大主教拒绝按天主教仪式给他下葬；但一名神父则巧妙地解释道：“不能只因某人当了黑社会的歹徒或私酒贩子，教会便拒绝按宗教仪式为他下葬，具体问题必须具体考虑。”当日有五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据芝加哥《论坛报》的说法，“送葬行列仿佛跟在凯撒的灵车后面行进……向这位十余年来人们公认的芝加哥黑社会霸主表示他们的忠诚。”榜上有名的名誉扶棺者包括三位法官、八位市参议员、一位州的助理检察官、两位联邦国会议员以及芝加哥歌剧院的一些著名艺人，此外还有赌客和科洛西莫在卖淫行业中的当前和以往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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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非法行业而言，巨大的机运来自禁酒法。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并提交各州批准，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全部领土。”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该修正案经由规定数目的州批准为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一年后生效。只有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两州没有批准。为实施这项宪法修正案，国会又通过了来自明尼苏达州乡间的国会议员安德鲁·沃尔斯特德拟订的一项法案（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这项《沃尔斯特德法案》限定任何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的饮料均为“致醉酒类”，并授权由财政部税务局执行这项法案。为使这项法案尽善尽美，沃尔斯特德很快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禁止向病人出售药方上开出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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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主要是什么力量推动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通过，历史学家意见纷坛，各执一词。四十六个批准该修正案的州议会的表决结果显示，州参议院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议员和州众议院中大约百分之七十八的议员赞同通过该法。到一九一七年，甚至在这一宪法修正案提出之前，已有二十三个州在本州范围内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禁酒，有十三个州更是滴酒不准沾。在解释为什么要通过全国禁酒法时，我们须列举以下原因：长期以来酒吧老是误人误事，战时需要把酿酒的谷物节省下来当粮食，人们对精于酿造和蒸馏酒类的德裔美国人抱有沙文主义情绪，以及在大批男人参军之际反酒吧同盟出奇的巨大政治影响力，等等。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乃是“确保世界民主运动”所煽起的道德狂热。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全国禁酒的后果，人们的看法却很少分歧。那就是：它开创了美国历史上、也许是整个现代史上最大的犯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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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Prohibition）这一普通名词在美国法律中本来可以指很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在这个时候则专门用于禁止酒类饮料。二十世纪下半期仍然存在的“禁酒党”，有时还被称为美国“第三”党中历史最悠久者，因此，它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创立者们本来的意图。联邦法律中，从没有哪一项法律，甚至包括《逃奴追缉法》，曾触发了如此广泛的非法活动，或在总统政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以往从没有哪一项联邦政府的立法触动到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的个人习惯，或公然侵害到他们的日常习俗和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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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法无力禁止它要在法律上禁止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没有比美国语言史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没有哪项法律能够阻止美国人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而美国语言也显示了其惯常的丰富表现力。根据哈罗德·温特沃思和斯图尔特·伯格·弗莱克斯纳编纂的《美国俚语词典》（一九六○年），“醉酒”（drunk）一词有三百三十一个俚语同义词，其数量之多，超过描述一种活动、状态、概念（包括性行为）的任何其它词汇。一些表达法，例如“醉了个半半拉拉”（halfseas over）或“醉得腻乎了”（oi1ed），可以一直上溯到殖民时期。还有一些出现于各类移民群体初来乍到的适应时期，按照温特沃思和弗莱克斯纳两位编辑的解释，当时“许多人因为初到异乡，遭受排斥，只好借酒浇愁。”但大多数关于“醉酒”的字眼却是在禁酒时期产生或流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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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时期，一套全新的犯罪方面的词汇也进入了美国语言，这基本上也得力于禁酒法。例如，“黑帮”（gangster）一词在于九世纪末期开始使用，意带轻蔑，专指那些拉帮结派的行为不端的政客，后来，这一层意思废弃了，大约在一九二五年，转而用来称呼犯罪分子。“女郎”（moll）这个高雅的英文古字原指少女或情人，但这一层意思也废弃了，在禁酒时期转用来称呼黑帮分子的姘妇。“请人乘汽车去兜风”（to take someone for aride）在那些年头则指美国一种新的犯罪手段——汽车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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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方面，汽车对城市地区组织严密的日常犯罪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黑社会帮派往往装备精良，远胜于执法机构，因为执法机构的预算有限，还要努力说服公众团体相信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汽车给禁酒时朗作奸犯科的黑帮插上了“翅膀”，使他们能够甩脱警察，处置仇敌，并迅速地转移到那些追赶他们的警察的管区之外另一个地方。汽车也可使其使用者更富机动性，因此能够把他们的非法活动疏散到偏远乡村的小客栈里进行，或在较为方便时，就把赌窟、妓院或私酒窝集中设在芝加哥的锡塞罗一类郊区。很难想象，私酒贩子靠磨磨蹭蹭的马匹和大篷车或路线固定的铁道，如何能够大发其财。对他们来说，卡车是最理想不过了。而且还要再过一段时期，无线电广播才能真正为警方带来好处。芝加哥wCN 电台最初设立警局广播时，声音便混入了民用波长，这就意味着配备齐全的黑帮可以和警察同时得到信息。直到一九三○年，警方才设置了专用无线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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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时期犯罪活动中的风云人物自然非艾尔·卡彭莫属。不过，他也只是衣钵相传的犯罪活动巨头中的一个——从坦内斯到科洛西莫，到科洛西莫的继承人约翰·托里奥，再到卡彭本人。每人都沿袭并改进了前人的组织技巧。当卡彭于一九二○年走出纽约的贫民窟来到芝加哥时，黑帮已经形成了传统，有自己的一套帮舰和效忠精神。卡彭的任务不是发明，而是发展、改善与组织。情况表明，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非常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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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艾尔·卡彭接替了约翰·托里奥，后者自五年前科洛西莫被谋杀后，一直掌管着芝加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卡彭的组织与芝加哥的其它一些黑帮不同，社会学家约翰·兰德斯科以轻描淡写的诙谐语气描述道：“它并非一群逞着性子胡闹的小痞子。卡彭黑帮的组成，为的是对吃喝嫖赌等罪恶勾当进行商业管理。”在两年之内，卡彭便控制了这些罪恶场所，向芝加哥市民提供他们乐于付钱的非法服务和商品。卡彭不愿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风险，而听任其他人开设私酒窝、妓院和赌场，他只是策划了一套坐收渔利的“保护”制度，靠此种敲诈手段从这些场所定期收钱，而他则保证这些场所不受警方的抄查，也不让他的手下人或其它黑帮去那里纵火、爆破、谋杀人命。为了强制实施这套保护制度，卡彭收罗、训练和组织起一支人马，这些人既有某种特长，又对他忠心耿耿。富有的顾客可以从他那里选购进口酒，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港口和古巴大搞走私活动。卡彭的制度需要执法人员给予有组织的合作。因此卡彭的手下人便同法官交好，从他们那里得到批准，携带左轮手枪；卡彭还操纵了锡塞罗地区的选举，那里是他在芝加哥郊外的大本营。芝加哥市长大比尔·汤普森也帮助卡彭奠定了他所有事业的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据说一些全国性的政治领袖还招聘卡彭的助手来管理联邦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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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卡彭沿袭前人的做法，小心地保持自身的“清白”，他要手下人去敲诈、绑票、谋杀，而同时又避免跟这些事情发生任何在法律上有线索可查的联系。但是关于卡彭的行当和他发迹的手段，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到一九二九年，这个“握有大约两万个反沃尔斯特德加油站（译按：意指私酒窝）的约翰·洛克菲勒”（这是一位传记作者对他的称呼），至少积蓄了两千万美元的家财，而他的权势之大，则更无法估量。卡彭本人一口咬定他不过是另一个开拓者，并努力抓住他的典型美国式机运罢了。“我靠满足公众的需要赚钱。如果说我犯法，我的主顾们，那成百上千个芝加哥的大好人和我一样逃脱不了罪责。我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我卖出，他买进。人人管我叫诈骗犯，我把自己看作生意人。我卖酒，那是贩私货，但等我的主顾们在湖滨大道把它用银盘端上来，那就成了殷勤款待。”改革派认为用不着减少需求便可以制止烈酒的供应；但卡彭却晓得，时代的传统习惯造成了他的机会。一九二九年，他退隐到佛罗里达州；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他终于因逃付联邦所得税而被判有罪，进了牢房。他原被判处十一年徒刑，但在一九三九年因健康不佳而获释；并于一九四七年死在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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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勃兴，不过是新近归化的美国人探求机遇的冒险传奇中的又一段插曲，这些人不肯安于现代，抓住各种机会谋求扩大财富，争取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细数把犯罪勾当作为服务行业组织起来的成功人物，可以发现其中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多得惊人。坦内斯、科洛西莫、托里奥和卡彭都出生在意大利，从小来到美国。虽然二十世纪初，在旷日持久的国会调查会上和卷峨浩繁的移民履历报告书中，存在着强烈的反移民和反意大利人的偏见，但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任何移民群体性喜犯罪。意大利移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纪录中占据突出地位，与其说这显示了意大利移民自身的素质，不如说显示了他们初到此地后面临的处境。他们是主要移民群中最后在美国登岸者。因此，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发现那些较为平坦和较为体面的成功之路，都已被早期到达的人捷足先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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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的大多数意大利移民都是农民出身，很少掌握什么技能，足以帮助他们在城市工业社会中安身立命。雅各布·里斯说，意大利人“起于最底层”。甚至在意大利教徒占有相当比例的天主教会中，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身居要津。直到一九六○年，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占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六分之一时，在一百名天主教会的主教中仍没有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当主教，而二十一名大主教也同样与他们无缘。比意大利人早半个世纪大批来到美国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执掌着美国天主教的统治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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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如贝尔所说，意大利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尚未有人涉足的事业上以及不需要资本和专门训练的地方寻找他们的机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组织供应非法商品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成功，适足以表明他们要决心从这里入手，谋求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在旧世界的家乡，他们世世代代都不敢奢望有此可能。艾尔·卡彭的牢骚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他说：“嗨，我曾两三次试图做些合法营生，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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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往往禁不往要在西西里人的黑手党与二十世纪美国城市中的黑帮之间作出简单类比，前者是一个秘密恐怖组织，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贫苦农民，反抗凶暴地主的压迫。虽然由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主持的参议院犯罪问题委员会在电视上广播的听证会，意在证实存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黑手党，但听证会的主要结果却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电视节目，并为凯弗维尔参议员赢得了提名竞选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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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手党更为活跃，名声更为响亮。例如，人们传说，在同盟国一九四三年七月进占西西里时，“幸运儿”卢西亚诺（据称是美国黑手党头子，当时正因六十二项强迫卖淫的罪状，被判处三十至五十年徒刑，在监狱服刑）曾策划西西里黑手党给予合作，帮助同盟国军队登陆。卢西亚诺原籍莱卡拉弗里迪，那个村庄正处在同盟国进军巴勒莫的路线上。一九四五年，海军情报人员在卢西业诺假释问题听证会上作证时，曾拒绝证实这则传闻；但到一九四六年，卢西亚诺却获释出狱，并回到了意大利，住在巴勒莫一家旅馆的套房里，隔壁便是公认的西西里岛黑手党头子唐卡洛。他在新世界的非法活动能够使西西里黑手党得到多大好处，便谁也无从知道了。西西里黑手党的经验也可能顺便传入了美国，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爱尔兰移民曾经引进了他们反抗英国地主压迫的组织手法，以适应美国城市的新的政治形势。意大利一些特有的习尚，诸如：密切的家庭关系以及意大利某些地区居民之间强烈的部族感情，对于美国一些城市犯罪组织的成功也起了作用。卡彭手下的人，就靠部族忠诚感结合在一起，都愿意为他卖命，这使他与那些见钱眼开的黑帮相比，占了很大的优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卡彭帮在芝加哥的一个强硬对手是奥巴尼恩帮，后者的头领除爱尔兰人奥巴尼恩外，还包括一个犹太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波兰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种族联合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增加票数和力量，但对干犯罪勾当的黑帮来说却是另一回事。黑帮更多地依赖对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公开的号召力；因之奥巴尼恩帮终于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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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黑社会帮派人物，先前不久还是遭人蹂躏的农民，来到美国后，很快便改头换面成为富商和市长制造人。而这一切又迅速反映在多姿多采的美国开拓者冒险传奇之中。二十世纪的美国电影制片人，从城市中找到了忠诚、精干、雄心勃勃的黑帮和腐化、愚蠢、得过且过的警察，取代了以往西部故事中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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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精明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废除禁酒法，正好反映了美国人对是否放弃标榜道德的禁酒法仍然犹豫不决。但是，经济大萧条和失业以及需要在一个合法化的酿酒工业中创造就业机会，使得道德主义成了一件代价过高的奢侈品。一九三三年二月，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订新的宪法修正案来废除禁酒法。不到一年功夫，批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州就达到了必要数目，而酒类饮料也就此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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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禁酒法之后，一些州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禁酒法。甚至迟至一九五九年，俄克拉何马和密西西比两州还在禁止酒类饮料。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活剧就发生在那年四月，当时，俄克拉何马州居民再次面临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修改州宪法，使酒类合法化。在公民们即将前往投票站的最后一刻，私酒贩子（他们把俄克拉何马看成庇护其昔日繁荣的福地）和新教牧师还在徒劳地彻夜祈祷，反对废除禁酒法。直到一九六六年，密西西比州才通过一项在禁酒问题上的当地居民自决法，放弃了以禁止其公民嗜好为乐的做法，在这方面，密西西比是最后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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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禁酒法后，法律造成的最有指望的商业机会便与酒类绝缘了。十九世纪末期非法行业的致富之源——街头卖淫——也逐渐丧失其商业前景。电话既便利了对禁酒法的违抗活动，同时也引出了高价卖淫的“应召女郎”（callgir1，这又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进入语言的美国创用词），使她不象以往那样惹人注目，动辄便被抓捕。与此同时，松弛的税收法又提供了报销门路，可以把她的服务归入“款侍顾客”一类的商业开销。同时，不断变化的性道德已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日益开放，加上医药上的新发明也减少了随意发生性关系的风险，如此一来，使得妓女这种性商品供应充足，到了难以推销的地步。正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所抱怨的，卖淫业就象演戏业一样，“让票友们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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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法赌博业的利润却与日俱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有识之士便认定，这是一个数十亿美元计的行业，恐怕是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单独收入来源。一九六七年，据总统直属的执法委员会估计，非法赌博的每年收益约在七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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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成功地由贩卖私酒转向贩卖毒品。在禁酒时代，私酒贩子的目的在于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转向贩毒后，却同时激起了需求。这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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