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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方面，汽车对城市地区组织严密的日常犯罪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黑社会帮派往往装备精良，远胜于执法机构，因为执法机构的预算有限，还要努力说服公众团体相信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汽车给禁酒时朗作奸犯科的黑帮插上了“翅膀”，使他们能够甩脱警察，处置仇敌，并迅速地转移到那些追赶他们的警察的管区之外另一个地方。汽车也可使其使用者更富机动性，因此能够把他们的非法活动疏散到偏远乡村的小客栈里进行，或在较为方便时，就把赌窟、妓院或私酒窝集中设在芝加哥的锡塞罗一类郊区。很难想象，私酒贩子靠磨磨蹭蹭的马匹和大篷车或路线固定的铁道，如何能够大发其财。对他们来说，卡车是最理想不过了。而且还要再过一段时期，无线电广播才能真正为警方带来好处。芝加哥wCN 电台最初设立警局广播时，声音便混入了民用波长，这就意味着配备齐全的黑帮可以和警察同时得到信息。直到一九三○年，警方才设置了专用无线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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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时期犯罪活动中的风云人物自然非艾尔·卡彭莫属。不过，他也只是衣钵相传的犯罪活动巨头中的一个——从坦内斯到科洛西莫，到科洛西莫的继承人约翰·托里奥，再到卡彭本人。每人都沿袭并改进了前人的组织技巧。当卡彭于一九二○年走出纽约的贫民窟来到芝加哥时，黑帮已经形成了传统，有自己的一套帮舰和效忠精神。卡彭的任务不是发明，而是发展、改善与组织。情况表明，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非常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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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艾尔·卡彭接替了约翰·托里奥，后者自五年前科洛西莫被谋杀后，一直掌管着芝加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卡彭的组织与芝加哥的其它一些黑帮不同，社会学家约翰·兰德斯科以轻描淡写的诙谐语气描述道：“它并非一群逞着性子胡闹的小痞子。卡彭黑帮的组成，为的是对吃喝嫖赌等罪恶勾当进行商业管理。”在两年之内，卡彭便控制了这些罪恶场所，向芝加哥市民提供他们乐于付钱的非法服务和商品。卡彭不愿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风险，而听任其他人开设私酒窝、妓院和赌场，他只是策划了一套坐收渔利的“保护”制度，靠此种敲诈手段从这些场所定期收钱，而他则保证这些场所不受警方的抄查，也不让他的手下人或其它黑帮去那里纵火、爆破、谋杀人命。为了强制实施这套保护制度，卡彭收罗、训练和组织起一支人马，这些人既有某种特长，又对他忠心耿耿。富有的顾客可以从他那里选购进口酒，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港口和古巴大搞走私活动。卡彭的制度需要执法人员给予有组织的合作。因此卡彭的手下人便同法官交好，从他们那里得到批准，携带左轮手枪；卡彭还操纵了锡塞罗地区的选举，那里是他在芝加哥郊外的大本营。芝加哥市长大比尔·汤普森也帮助卡彭奠定了他所有事业的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据说一些全国性的政治领袖还招聘卡彭的助手来管理联邦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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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卡彭沿袭前人的做法，小心地保持自身的“清白”，他要手下人去敲诈、绑票、谋杀，而同时又避免跟这些事情发生任何在法律上有线索可查的联系。但是关于卡彭的行当和他发迹的手段，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到一九二九年，这个“握有大约两万个反沃尔斯特德加油站（译按：意指私酒窝）的约翰·洛克菲勒”（这是一位传记作者对他的称呼），至少积蓄了两千万美元的家财，而他的权势之大，则更无法估量。卡彭本人一口咬定他不过是另一个开拓者，并努力抓住他的典型美国式机运罢了。“我靠满足公众的需要赚钱。如果说我犯法，我的主顾们，那成百上千个芝加哥的大好人和我一样逃脱不了罪责。我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我卖出，他买进。人人管我叫诈骗犯，我把自己看作生意人。我卖酒，那是贩私货，但等我的主顾们在湖滨大道把它用银盘端上来，那就成了殷勤款待。”改革派认为用不着减少需求便可以制止烈酒的供应；但卡彭却晓得，时代的传统习惯造成了他的机会。一九二九年，他退隐到佛罗里达州；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他终于因逃付联邦所得税而被判有罪，进了牢房。他原被判处十一年徒刑，但在一九三九年因健康不佳而获释；并于一九四七年死在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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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勃兴，不过是新近归化的美国人探求机遇的冒险传奇中的又一段插曲，这些人不肯安于现代，抓住各种机会谋求扩大财富，争取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细数把犯罪勾当作为服务行业组织起来的成功人物，可以发现其中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多得惊人。坦内斯、科洛西莫、托里奥和卡彭都出生在意大利，从小来到美国。虽然二十世纪初，在旷日持久的国会调查会上和卷峨浩繁的移民履历报告书中，存在着强烈的反移民和反意大利人的偏见，但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任何移民群体性喜犯罪。意大利移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纪录中占据突出地位，与其说这显示了意大利移民自身的素质，不如说显示了他们初到此地后面临的处境。他们是主要移民群中最后在美国登岸者。因此，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发现那些较为平坦和较为体面的成功之路，都已被早期到达的人捷足先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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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的大多数意大利移民都是农民出身，很少掌握什么技能，足以帮助他们在城市工业社会中安身立命。雅各布·里斯说，意大利人“起于最底层”。甚至在意大利教徒占有相当比例的天主教会中，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身居要津。直到一九六○年，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占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六分之一时，在一百名天主教会的主教中仍没有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当主教，而二十一名大主教也同样与他们无缘。比意大利人早半个世纪大批来到美国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执掌着美国天主教的统治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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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如贝尔所说，意大利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尚未有人涉足的事业上以及不需要资本和专门训练的地方寻找他们的机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组织供应非法商品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成功，适足以表明他们要决心从这里入手，谋求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在旧世界的家乡，他们世世代代都不敢奢望有此可能。艾尔·卡彭的牢骚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他说：“嗨，我曾两三次试图做些合法营生，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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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往往禁不往要在西西里人的黑手党与二十世纪美国城市中的黑帮之间作出简单类比，前者是一个秘密恐怖组织，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贫苦农民，反抗凶暴地主的压迫。虽然由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主持的参议院犯罪问题委员会在电视上广播的听证会，意在证实存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黑手党，但听证会的主要结果却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电视节目，并为凯弗维尔参议员赢得了提名竞选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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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手党更为活跃，名声更为响亮。例如，人们传说，在同盟国一九四三年七月进占西西里时，“幸运儿”卢西亚诺（据称是美国黑手党头子，当时正因六十二项强迫卖淫的罪状，被判处三十至五十年徒刑，在监狱服刑）曾策划西西里黑手党给予合作，帮助同盟国军队登陆。卢西亚诺原籍莱卡拉弗里迪，那个村庄正处在同盟国进军巴勒莫的路线上。一九四五年，海军情报人员在卢西业诺假释问题听证会上作证时，曾拒绝证实这则传闻；但到一九四六年，卢西亚诺却获释出狱，并回到了意大利，住在巴勒莫一家旅馆的套房里，隔壁便是公认的西西里岛黑手党头子唐卡洛。他在新世界的非法活动能够使西西里黑手党得到多大好处，便谁也无从知道了。西西里黑手党的经验也可能顺便传入了美国，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爱尔兰移民曾经引进了他们反抗英国地主压迫的组织手法，以适应美国城市的新的政治形势。意大利一些特有的习尚，诸如：密切的家庭关系以及意大利某些地区居民之间强烈的部族感情，对于美国一些城市犯罪组织的成功也起了作用。卡彭手下的人，就靠部族忠诚感结合在一起，都愿意为他卖命，这使他与那些见钱眼开的黑帮相比，占了很大的优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卡彭帮在芝加哥的一个强硬对手是奥巴尼恩帮，后者的头领除爱尔兰人奥巴尼恩外，还包括一个犹太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波兰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种族联合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增加票数和力量，但对干犯罪勾当的黑帮来说却是另一回事。黑帮更多地依赖对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公开的号召力；因之奥巴尼恩帮终于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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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黑社会帮派人物，先前不久还是遭人蹂躏的农民，来到美国后，很快便改头换面成为富商和市长制造人。而这一切又迅速反映在多姿多采的美国开拓者冒险传奇之中。二十世纪的美国电影制片人，从城市中找到了忠诚、精干、雄心勃勃的黑帮和腐化、愚蠢、得过且过的警察，取代了以往西部故事中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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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精明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废除禁酒法，正好反映了美国人对是否放弃标榜道德的禁酒法仍然犹豫不决。但是，经济大萧条和失业以及需要在一个合法化的酿酒工业中创造就业机会，使得道德主义成了一件代价过高的奢侈品。一九三三年二月，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订新的宪法修正案来废除禁酒法。不到一年功夫，批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州就达到了必要数目，而酒类饮料也就此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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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禁酒法之后，一些州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禁酒法。甚至迟至一九五九年，俄克拉何马和密西西比两州还在禁止酒类饮料。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活剧就发生在那年四月，当时，俄克拉何马州居民再次面临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修改州宪法，使酒类合法化。在公民们即将前往投票站的最后一刻，私酒贩子（他们把俄克拉何马看成庇护其昔日繁荣的福地）和新教牧师还在徒劳地彻夜祈祷，反对废除禁酒法。直到一九六六年，密西西比州才通过一项在禁酒问题上的当地居民自决法，放弃了以禁止其公民嗜好为乐的做法，在这方面，密西西比是最后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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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禁酒法后，法律造成的最有指望的商业机会便与酒类绝缘了。十九世纪末期非法行业的致富之源——街头卖淫——也逐渐丧失其商业前景。电话既便利了对禁酒法的违抗活动，同时也引出了高价卖淫的“应召女郎”（callgir1，这又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进入语言的美国创用词），使她不象以往那样惹人注目，动辄便被抓捕。与此同时，松弛的税收法又提供了报销门路，可以把她的服务归入“款侍顾客”一类的商业开销。同时，不断变化的性道德已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日益开放，加上医药上的新发明也减少了随意发生性关系的风险，如此一来，使得妓女这种性商品供应充足，到了难以推销的地步。正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所抱怨的，卖淫业就象演戏业一样，“让票友们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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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法赌博业的利润却与日俱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有识之士便认定，这是一个数十亿美元计的行业，恐怕是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单独收入来源。一九六七年，据总统直属的执法委员会估计，非法赌博的每年收益约在七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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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成功地由贩卖私酒转向贩卖毒品。在禁酒时代，私酒贩子的目的在于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转向贩毒后，却同时激起了需求。这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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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二章 消费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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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主要的事情是——买东西。许多年以前，当一个人心情不舒畅，又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上教堂去，或者去搞革命——总要做点什么。如今，你觉得心里别扭吗？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办法解脱呢？买东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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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密勒的剧作《代价》中所罗门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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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要是月亮要做广告，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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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桑德伯格著，《人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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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内容不同，因此形成了各种无形的新共同体，并一直维持下来。古代各种工匠的行会便是由于在制作各种东西——诸如滑镗枪、衣料、马蹄铁、大篷车、橱柜等——的过程中，同行者都有共同的秘诀、技巧和传统而形成的；现在这种关系已被更为广泛、更为公开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了。人们都使用类似以至相同牌子的物品，这是前所未见的。而建立在技能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也被以现金力基础的大众化现象所取代了。在美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美国式新方法，它们把人们所占有和爱慕的物品变为社会联系的媒介。取和用这类行为有了新的含意。从人们穿戴的衣服鞋帽到吃的食物，几乎所有物品都成为新社会的象征和工具。现在消费品已比信仰更能使人们集结在一起。过去，几乎人们占有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一物一个样”；而现在，除去首饰和工艺品外，你要是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就会成为怪事，甚至引起别人的怀疑。一种设计和牌子完全雷同的物品广泛为人们所使用，这本身似乎就是其价值的保证。于是许许多多消费者共同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相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的人们，由于使用相似得连物品的主人都无法区分的物品而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共同体发展得非常迅速，与意识形态无关，形式大众化，并且是公开的、松散的而又变化很快。这些消费者共同体又产生出更多的消费者共同体。它们是人为的，能够适应形势，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快。这么多物品把这么多的人联结在一起，乃是空前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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