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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统计学变为工厂组织的一个工具，沃尔特·休哈特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西部电力公司（该公司为贝尔电话公司制造设备）新成立的检验科工作时，工厂的检验记录使他感到茫然。他的任务是设法使用检验资料，以便更经济地生产一种统一的产品。在休哈特之前，国外一些工厂曾试用过统计抽佯的办法。但是国外的抽样主要是为了评价成品的质量，也就是说，是为了了解生产工艺到底成功到什么程度。休哈特提出一个新的见解，即，不仅可以利用统计学去发现生产过程是否令人满意，而且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统计学重新计划和控制生产。他把统计学变为工业预言的工具，使工厂统计数字从历史资料转变成了生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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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哈特思想方法的核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外形成的一种基本的新概念。到一九○九年，“公差”一词已进入机械学词汇并具有了新的含义——它表明“一台机器或一个零件的尺寸中可容许的偏差量”。当然，使用极限规的想法以及机器生产中关于公差的新概念，同整个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设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新的美国机器生产体制一方面强调精确度，使用卡钳、极限砚之类的测量工具，又依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精确的机器产品，另一方面，它也有赖于一种新的折衷办法。所以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确定产品是否刚刚恰到好处。正如历史学家尤金·弗格森指出的，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不完美这个概念，即，如果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绝对精确，那么，它就是多余的。唯一慎重的工业目标是达到足够的精确，所以过去那种力求达到“完美”的格言应当改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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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哈特解释说，含混地提出要生产“更好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生产出成本又低又更加令人满意的产品。首先应当为产品的每一部分定出具体的、以数学方法界定的、有限的目标。现在己可以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概率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所制定的目标。休哈特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不完美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体制下的产品都不能没有“缺陷”。因此他强调，在生产任何产品之前，应事先定出可接受的缺陷的最大限度。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使最后存在的缺陷不大于这个限度（但也不一定小于这个限度）。休哈特简单得出奇的意向就是从不完美这个概念出发，建立起一种生产体制，这种体制基于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出色”往往只是一种感觉和直觉，而具体的缺陷则是既可数又可计量的。正象一个世纪之前第一种美国生产体制把缺少技术精湛的匠人作为建立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动力一样，这第二种美国生产体制旨在把机器的不完美作为更经济地进行生产的基础。休哈特毅然抛弃了空想，不求能工巧匠去制造“完美”的产品（美国制造商正因为不追求这种完美而受到指责），转而力求把美国的局限性变成一件好事。现在，终于有一个国家开天辟地第一次可以组织其工厂生产不大于可容许的公差和“缺陷”的产品，从而节约其资源。新的统计学的技术提供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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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制定生产目标时，首先要确定“公差极限”。仓库大门折叶的公差显然比手表发条的公差要大。当然，还有个成本问题。休哈特说：在确定公差极限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工程师希望得到什么结果，而是他能够得到什么结果，或至少是能够比较经济地得到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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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管理的第一篇论文（这显然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正式使用“质量管理”一词）出自另一个美国工程师乔治·雷德福的手笔。他在《制造业质量管理》一文里说，迄今为止，工厂一工程师们”为了降低成本，过份强调了产量。“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作为主要的指导方针和目标，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肯定会更容易达到。”这种相互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雷德福利用统计学把质量转化为数量，他的新体制是检查“加工工件的流程”。公正的检查员可以利用经过改进的测量工具来检验产品，就可以找出超过公差极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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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以最低成本达到限定的最低标准。”如果由于质量不断变化，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标准，那么必须确定可行的生产或加工标准。这种标准和理想标准不同，允许有一定的差别和误差，这种标准与设计方案和理想标准相结合，就得出一份完整的设计。”用雷德福的原话说，重复生产取决于“确定公差时的折衷”。而正是这种折衷，使制造商们避免了代价昂贵的为统一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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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质量是一种不断改变和变化着的事物的想法，一旦被甩于工厂，就产生了整个关于公差和极限的问题。……如果小把所有每一个重要特性的极限都加以明确，那么，对于合理的生产目的来说，任何设计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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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制造业是生产成批在一定极限范围内相同的同一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艺术工作是截然相反的。制造商想做的是使产品一模一样，而艺术家则要创作不同的和各具特色的作品。第一种生产体制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正是制造业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够更普遍地得到这种产品。我们把东西造得一模一样，不是由于我们想让它们的模样相同，而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成本。当然，从这种同一性中还可能引出其它许多从属性的好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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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福以价格较低的英格索尔表为例。他指出，一只表一旦卖出去并开始使用，除了玻璃、游丝和另外一两个小零件，其它零件即使可以互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更换这些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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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首要目的是搞“经济生产”。这就是说，生产的手表只要符合要求，卖得出去，就不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去追求不必要的高精确度（或较小的公差极限）。雷德福警告说，如果美国人没有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则那种引诱人们强调机器每一部件都须达到理想标准的所谓“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就会变成空谈。单纯强调机器制品的一致性，即为精确而“精确”，就会象旧世界能工巧匠们手工产品的标准一样变得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会阻止社会目标的实现，而我们的社会目标是：以低成本生产大批有用的物品。雷德福警告人们要注意一种在精确度方面矫在过正的现象，他的结论是：“当我们概括地提出最好把东西做成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质量是不断变化着的，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在极限范围内的质量相似、相同或标准化。总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质量进行管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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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质量管理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日常言谈中，“质量”和“出色”属同义词。那么，把质量“管理”作为工厂计划的一个目标就使人感到不安了，因为，正如一位工程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质量“管理”实际上就是要保证没有一件产品比它需要达到的标准高出一丝一毫。对于这样一种旨在让其产品仅仅是恰到好处而不再更好一点的文明，我们应当提出何种看法呢？“她不比她应有的状况更好！”难道这就是走向工业发展的道路吗？难道这就是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道路吗？在这个社会里，物品的“质量”由于要为所有人提供物品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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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程师不无怀旧之感地把质量管理的兴起看作是技艺的衰落。有一位工程师抱怨说：“现代设计大部是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的，但它却不能保持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文明。”现今的产品将被 设计得低于广告商故意夸下的海口，难道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吗？这些情况难道不正是放弃旧世界关于质量的贵族化概念，刻意为新世界的民主服务而走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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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哈特、雷德福等人创造出来的质量管理成了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几乎所有一切东西的一种生产体制。质量管理必须通过统计学进行，于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办法，保证产品抽样的“随机性”；他们设计了新的管理表格并简化了记录数据的方法。虽然休哈特只化了几天功夫就构想出了新概念的主体部分，但却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进一步充实这些想法并付诸实施。一九三一年他的《制成品质量的经济管理》一书出版时，他的体制的轮廓已初具规模。统计学同行们都承认，是他发现了应用这一新科学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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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责改进电话设备生产技术的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里，休哈特试验了他的新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休哈特工作成果的基础之上，军队进一步发展了质量管理技术，为战时目的服务。“序列分析”（或验收抽样）使用一种独特而简单的新方法保存累积起来的统计数字，以此简化抽样的整个过程。这样，就可能以尽量少的抽样得出可靠的结论，而在抽样检查必得损坏被检物品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更加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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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广大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但对统计学者和工程师们来说，统计质量管理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科学。休哈特本人于一九三○年首次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程。战争期间，正规训练变得广泛了，共培养了大约一万名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一九四六年，十六个地方质量管理学会共同成立了美国质量管理学会。这方面的出版物大大增加。休哈特的演讲“统计学在大批量生产中的前景”于一九三九年在《数理统计学年鉴》上发表之后，专业杂志里大量的文章把休哈特的技术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检验打孔资料卡的操作，预测流行病，检查超时雇用，以及起草保护消费者的法律。虽然“统计质量管理”（SQC）已经成了美国工业的日常用语，并左右着美国人购买的几乎所有商品的大批量生产，但它那深奥的数学词汇仍使得公众感到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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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里的种种问题和重重矛盾了。民主国家需要有一本新同典，重新为“出色”“优良”和“恰到好处”（这最后一个最为重要）这些概念下定义。美国生活水平建立在生产大批商品的新方法的基础之上，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些商品相互之间井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美国生产体制在二十世纪得以发展的基础则是仔细检查、测量和确定可容许的差别的极限。雷德福、休哈特及其同行很想把美国人从对“完美”的崇拜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民主和均等的目的是制造尽可能多的东西来满足尽可能多的人。一九五七年，关于质量管理的标准教科书引用了休哈特的一句座右铭：“管理的目的是使我们在节省的极限内做我们想做的事”。书的作者一开始就援引了蒙泰涅的十分民主的意见，“多样化是人们最普遍公认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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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三 廉洁的出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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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很久，仍只有极少数商人知道自己收入的精确数字。没有几个人掌握关于销售和收入的准确或详细的记录。虽然百货店老板全部希望有一份一丝不苟的记录，而且实际上也指令他的店员在日志中记下所有的事情，“即使房子着了火也非记不可”，但店员却懒得操那份心。疏忽、无知和懒惰导致店主没法掌握一份完整的记录。当销售量很大，售货员或酒吧招待员拿自己的钱包里的钱或拿开启着的钱箱里的钱为顾客找零钱时，搞小偷小摸的诱惑力就实在太大了。结果，商人很难准确地了解他一天的收入究竟是多少，不同价格的商品备卖出了多少，或由于疏忽和欺骗，他又损失了多少商品。总之，他缺少他所需要的事实来计算自己的收入或利润。改变所有这一切状况的最有效装置是“现金出纳机”（cashregister），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出现于一八七九年左右，它在界定新统计社会的范围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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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里蒂，一位阿尔萨斯裔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现金出纳机的主要发明人。他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开咖啡馆时惊奇地发现，虽然每天顾客盈门，但店里却赚不到钱。里蒂怀疑这是由于他那些意志薄弱的招待员们的手总是被吸引到开着的钱箱里。他为这种损害他生意的小偷小摸行为焦虑不堪，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欧洲去度假。一天，他去参观船上的机房，发现有一台机器可以自动记录螺旋桨轴的每次转动。他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机器来记录咖啡馆或酒吧间的每一笔账目呢？里蒂提前结束了欧洲之行，匆匆回到代顿。他和他的兄弟设什了一种最原始的现金出纳机，并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取得专利权。这种机器只能把每一笔交易的账目显示在一个转盘上，他们很快又把转盘改造成一个板型显示器，帐目数字显示在一块升得高高的板上，店员和顾客都能看到。里蒂认为，把雇员应当放入钱箱里的数额公开显示出来，有助于减少小偷小摸行为。这种机器被称为“里蒂的廉洁出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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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里蒂又在机器上加了一个装置，把当天的每一笔账部记录在一卷纸上，这样，店主就可以检查钱箱里的数额并了解那天究竟做了多少笔生意，以及每笔生意的大小。里蒂兄弟俩开始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制造现金出纳机。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实在太辛苦，里蒂还是情愿开他的咖啡馆，于是他们把现金出纳机的制作生意及专利权以一千美元的代价卖掉了。里蒂现金出纳机专利权的新拥有者在机器上又加了一个放现金的抽屉和一个铃，抽屉每开一次，铃就随着响一声。现在，机器可以显示每笔生意的数额，店员必须把数额记录下来才能够打开抽屉，他们还要把所有各笔交易额相加，提供给店主。美国人又有了一个新的语言表达方法，当人们说”‘鸣铃记录一笔交易”这句话时，实际上是在证明这个“廉洁出纳员”的成功。美国人找到了把店主最小的一笔买卖也公诸于世的方法。购物现在成了一种半公开的社会活动，由铃声来宣告每一笔交易。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正式历史宣称，几十年之内，这铃声“将象列克垦敦历史性革命的第一枪一样……响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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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说法仅仅只是略事夸张的话，那是因为里蒂的发明现在落到了约翰·亨利·帕特森手里，而此人具有筹划高级推销术策略的才干，他把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发展成美国开拓性企业的一个榜样。帕特森生长在俄亥俄州代顿附近的一个农庄里，曾响应林肯总统的号召，参加联邦军队一百天。他战后在达特默思学院毕业，时值一八六七年。回到代顿后，开始做煤炭生意，在附近的煤矿买煤，然后直接小批卖给城里的消费者。虽然很多买主都支付现金，但他却不断地亏钱。他怀疑有人在他的钱箱里搞小偷小摸，于是安了一台那种新奇的现金出纳机。六个月之内，他的利润就相当可观了。一八八四年的一天，帕特森贸贸然同意用六千五百美元买下新建立而还未站稳脚跟的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控股权。代顿市其他的生意人都嘲笑他判断失误。第二天，他想付给卖主二千美元以解除这笔交易，但卖主没有同意。于是，帕特森就下决心吃下了这笔交易，并且还把创业者的信心注入现金出纳机这个平凡的领域，这使人联想起芝加哥、辛辛那提和丹佛这类新兴城市的创建者。同时，他也证明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完全可以和早期西部毛皮商和新英格兰的冰块贸易商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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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对现金出纳机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感情。当时，要想在这一事业中取得成功，确实需要坚定的信仰。生意人从没听说过这种机器，店员听别人给他们解释现金出纳机的作用时，往往气愤地误解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但是帕特森依旧不断宣扬他自己的福音——”做好财务记录”，他还用统计学帮助他的使者改变人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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