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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把推销术本身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根据推销员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原则,他开办了据说是第一所训练推销员的学校。他用公司的钱把推销员们集中到代顿工厂附近一所学校的旧址。他以定期推销大会的形式组织鼓动性的集会。帕特森看不起那种单凭经验强行推销的老办法。他说,推销员最好的工具是熟知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一些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的因素的重要性,诸如推销员的外表等等。有时,他会花公司的钱为一个推销员买一整壁橱衣服。他善于使用口号,其中有些口号是批评“钱箱的弱点”的。他还编写推销技术入门书。“每个商店都有一个需求,人们一旦发现这个需求,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就会多卖出一台机器。”“你为你的生命买保险。但为什么不同样为你的钱买保险呢?一台现金出纳机就可以帮助你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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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首先提出推销定额的概念,并划分“保证区”,在这个区域里,每做成一笔买卖,该区的推销员都可以得到一份佣金,而不管这笔生意是由谁成交的。这样做能在推销员中激发起对公司的亲切感,并避免他们之间出现破坏性的竞争。每一个保证区都有一个推销定额,这是根据该地区人口、银行清算额及以往销售情况,经过统计而确定的,该区的推销员应当完成这个定额。帕特森认为,定额制度将使销售工作减少推测成分,立足于牢固的数学基础之上,这样,就可以大胆地安排生产。完成定额也是加入帕特森“百分俱乐部”和“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荣誉团”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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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值得!”的口号下,帕特森精心制定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雇员福利和娱乐计划。他为职员们提供公司娱乐室,举办公司聚餐和野餐,在公司礼堂里开设课程,举行音乐会和演讲会。他把厂区布置成一个“工业花园”。他用道德、健康和爱国主义激发职工们的热情。当医生劝帕特森每天做健美体操时,他也要求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每天清晨五点和他一起锻炼。一直到他七十八岁去世为止,他总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他可以说是开拓型推销商的完美典范(如果不是漫画式人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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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出纳机的销售量与日俱增,远销全国和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机器本身也不断有所改进,这就使人们的“数字意识”更强了。还在很旱的时候,帕恃森本人就为机器增添了一个给顾客打印收据的装置。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机器后来新增添的装置可以自动为店主提供多种数据的总额,其中包括每个售货员的销售额,不同种类买卖的销售额以及不同部门的销售额。商人们现在掌握了有关自己生意的最新的可靠统计数字,可以精确地算出利润和亏损,并查出造成盈亏的原因。这些数据为商业会计学的革命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雇员开始从量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和收入,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新的统计社会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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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出纳讥同时问世的还有计算器。早在古代,世界上就有人试图制造这种机器了。很久之前,人们就造出了算盘。十六世纪早期,苏格兰数学家约翰·内皮尔做出一个原始的计算装置,这就是计算尺的前身。该世纪晚些时候,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发明了一种装置,用一个转盘把数字组合起来。十九世纪初,性格乖僻的英国天才查尔斯·巴巴奇——剑桥大学的数学卢卡斯教授——从统计学和天文学的角度出发,也对计算机器发生了兴趣。他想制造一台“差别机器”,这种机器应能进行计算、储存计算过程,并记录结果。他消耗掉政府一万七千英镑,但终告失败。为了应付银行家和商人的日常需要,美国早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就广泛使用计算机器了,但美国的计算机器并不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发明的,而是出自机械师之手。美国的发明家们试着改进一种通过按键就能很方便地记录数字的机器。一八五七年,一个由键盘操纵的“四则加算器”(请注意,不要把这个机器和伊莱泽·赖特的运算器混为一谈)得到了专利权,但这机器并不实用。因此,对一种实用的用键盘操纵的计算器的需求,就象对打字机的需求一样,激起无数能干的机械师以及乐观自负的狂人的热情。终于,有一个叫多尔·费尔特的年青人,忽然受到他操作的棘轮进给式刨床的启发,要制造一台使用棘轮的计算器。他把一个旧的通心粉盒子、从卖肉人那里拿来的烤肉又、五金店里买的U 形钉和当弹簧用的橡皮筋组装在一起做成了这种机器的第一个模型,并于一八八七年取得了专利权。这就是第一台键盘操纵的实用的多级(即在键盘上,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部分别排列)业务用计算器。费尔特推销的这种机器很快就成为美国财政部和纽约州气象局每日必用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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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能够计算、而是还能够记录下各个项目并打印出其结果的机器。当时工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事例之一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威廉·巴勒斯一八五五年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贫困的专门制造铸件模型和发明品原型的工人家里。年轻的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花很多时间把一行行的数字相加起来,他深感这项工作单调乏味,很容易出差错,需要不断地检查错误。后来,他的身体垮了,医生建议他把生活搞得活跃一些。于是,巴勒斯来到西部圣路易斯,并在一处机械工场里找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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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二十六岁时,一方面受到他当过会说话的加数机这种不愉快经历的驱使,一方面受到父亲店里那些喜爱幻想的发明家们的激励,决心发明一个既能相加、也能记录的机器。一八八八年,他为自己的一台记录相加器取得了专利权,还说服圣路易斯的几个商人筹集了十万美元生产这种机器。经过多次耗资巨大的试验以后,巴勒斯等人到一八九一年才造出五十台机器。然而,据已勒斯的一位合作者说,他“爱机器胜于爱美元。”公司里传说,当他发现他们造的机器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标准时,他就把它们全部从仓库里拿出来,一台一台地从窗口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尽管如此,他依旧楔而不舍。一八九二年,他又取得了一项专利,这次是一种改进了的型号,能够把计算过程中的每一个数字以及最后的总数都打印出来。一八九五年,巴勒斯的公司卖掉了二百八十四台机器,大部分是卖给银行的;第二年,他以二十万美元的价钱卖掉了这项英国专利权。但是过度劳累使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时患上的肺结核恶化了。他死于一八九八年,没来得及收取他的大量利润。八年之内,巴勒斯记录相加机的年销售量已达五千台。到一九一三年,公司已有了二千五百名雇员,年销售额超过八百万美元,比所有竞争者的销售总额加起来还要多。巴勒斯的机器开始销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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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巴勒斯称为“出纳员”的机器还只是第一步。几年之后,首台穆恩一霍普金斯会计机把打字机和记录相加机融为一体,加快了算帐和开具帐单的速度。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使商人们得到了有关本身企业的最新精确统计数字。这种机器今后还将经历无数次的完善和改进,但是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已经使美国的商业和会计体制同它的生产体制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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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化已广泛实现,电子计算机也已经象相加机一样普遍使用的时候,美国人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思考方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六七年,当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会计机问世后仅仅半个世纪,美国的现金出纳机和计算机的年产总值已超过了四十五亿美元。当人们随时可以得到有关任何东西的数量的最新最精确的资料时,也就难怪商人和消费者要从量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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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四 收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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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发现,以收入多寡为标准把人们分成等级是非常适宜的。然而,直到出现了现代工商业,金钱以及可以随意处置、可以替代并且日益单一化的财产形式被赋予新的重要性时,社会范畴内的“收入等级”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十九世纪之前,“收入”这个概念在旧大陆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只是间接地用它来衡量财产所有权以及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或者间接地把它作为选举改革的基础。“四十先令才能保有地产”这种英国说法和与之类似的选举资格检验标准,与其说是检验人们的收入,不如说是检验财产所有权。在一八三九年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塞缪尔·沃伦那风行一时的讽刺性传奇《一年赚一万》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查尔斯·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及其他描摹社会风俗的小说家主要利用收入的数目来刻划新发家的富翁们,他们的财产到手时间很短,所以很容易估计。“百万富翁”这个词是从法语传入英语的(通过本杰明·狄士累利一八二六年所著的《维维安·格雷》一书),此后不久,这个词便成了美国人的常用语。但是,由于这个词表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即这个人的全部财产,而不是他的年收入,因此它也是旧大陆用以估价财产和生活状况的一种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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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性好迁徙,他们在新大陆定居未久,经常迁来迁去,社会地位也不断升降浮沉,对于他们来说,“收入”这个衡量标准用起来比财产或资产更方便,适用范围也更普遍。就确定生活水平而言,收入是最准确的尺度,可以非常方便地表明某人是在标准之上还是在标准之下。然而,美国人在被纳入“收入等级”之前,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收入多少美元。二十世纪,美国人开始被要求必须知道自己的收入额。“收入意识”不再仅仅是技术或政府统计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公民义务,如不履行,就要受到罚款或监禁。早在一六四三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开始“根据一个人的财产或本领”征税。对美国人的收入,也就是挣钱“本领”(这是当时的术语)征税的基本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三年后,这个殖民地率先对商人和工匠的“利润和收益”征税,其它殖民地也起而效法。实际上,“本领”税起源于中世纪。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税并非所得税,因为纳税人不得以亏损抵销收益,而且被征税的只是某些种类的收入。从这种税收所得的数额一直有限。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与现代所得税基本相似的税。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间,六个州开始征收某种形式的所得税。例如,弗吉尼亚州在一八四三年通过一项法律,向年薪或一年职业收入超过四百美元的人征收百分之一的税,对利息则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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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威廉·皮特于一七九八年至一八一六年期间征收所得税,以资战争之用,后来又曾征所得税来应付特殊的和暂时的需求。美国国会仿效英国的做法,于一八六一年通过法律,征收所得税充作南北战争的经费,按照这项法律,收入超过八百美元者要缴纳百分之三的税。但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抱怨说,由于缺少统计数字,税款数额无法确定,因此他始终没有实施这项法律。一八六二年,国会再次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联邦政府第一次真正征收所得税。这项法律规定,年收入六百美元者可免税,年收入六百○一美元至一万美元之间者须缴纳百分之三所得税,年收入一万美元以上者须缴纳所得税百分之五。反对征收任何形式所得税的人的基本观点是,征收所得税具有调查个人私事的性质,这同一个自由民族是不相容的。此外,还有人反对激进的累进税制新原则。南部邦联也开始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某些阶层规定的税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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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一个特殊障碍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除按人口比例征税外,无权征收“直接”税(第一条第九款第四项)。为了绕过这个障码,最初一批所得税鼓吹者竭力强调,所得税根本不是直接税,而是“间接税”。为筹军费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国会于一八六四年重新通过时提高了税率)十一八七二年期满之后即告失效。此时,爱国主义和战争需求的压力不复存在,反对所得税的新运动增强了势头。一八六九年二月九日,纽约《论坛报》宣称:“在我国所有的税收中,要数所得税最可憎,最可厌,最侵犯个人权益,也最不公平……它是向诚实征税,同保护人民的原则全然相悻。这种税将使生活中优秀的东西荡然无存。”南北战争结束后,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国债减少,似乎不再需要征收所得税了。正如特派税务官戴维·艾姆斯·韦尔斯于一八六九年指出的那样,公众之所以要求征收所得税,主要是由于在这个三千九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里,缴纳所得税的只是二十五万人。但是,这二十五万人有权有势,因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也就在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五日期满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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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美国税收体制把联邦税收的全部重担压在消费上。无论对财产还是对收入,联邦政府概不征税。与此同时,巨大的财富积累起来了。及至一八六三年,仅纽约市就有几百人号称拥有一百万美元;而在此以前二十年,全美国也找不出二十个百万富翁。一八六三年,纽约百货业巨头A.T.斯图尔特(他的资产达五千万美无)上报联邦政府的收入额是一百八十四万三千美元。这笔个人收入在当时全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两千五百万美元在一九二九年全国收入中占的比例还大。刚刚流行起来的报刊不断登载有关这些大富翁的实况和传闻,他们的辉煌成就和蠢行都被大肆宣扬,结果,公众要求征收所得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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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其他反对“那些东部富豪”的人们的精心组织下形成了一股公众压力,终于把一项有关所得税的条款纳入了一八九四年的威尔逊一戈尔曼税收法案。年轻的布赖恩自称“身披正义事业的甲胃”,他作为鼓吹征收所得税的国会议员,受到全国人民的注意。纽约富翁沃德·麦卡利斯特(把美国社会上流集团称为“那四百位”的就是此人)自命为那些因年收入超过四千美元而将被征收百分之二所得税的人们的代言人。他威胁说,如果国会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他就离开美国。布赖恩针对这一点在众议院发表讲话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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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卑鄙之徒中,还没有一个人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以致我要说,他的爱国心的深度还不足百分之二……如果说,我国“最优秀人物”中的某些先生们竟宁愿背离祖国也不肯缴纳百分之二所得税,那么,请上帝怜悯那些最低下的坏人吧!……这些“好人”带着他们的钱财远走高飞是件好事,免得他们在这里散布有害影响,流毒四方……所以,让他们一走了事好了——他们既然在高开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家时竟能不怀丝毫憾意,那就让诗人的诅咒伴随他们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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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制于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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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第二年,最高法院又宣称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因而是违宪的,因为所得税并非按人口比例向各州摊派(见《波洛克诉农民信贷公司案》。一八九五年)。由于这一判决,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大选中喊出了反对“司法部门篡权!”这一战斗口号,所得税也因此而成了全国注目的议题。经过整整一代报人对丑事的揭发,经过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一九○四年)、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一九○四年)和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巨额财富积累史》(一九。一○年)等书的启发,美国人才认识到建立所得税制的必要性。一九○九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提了出来;一九一三年,国会通过了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授权国会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课征所得税,无须考虑任何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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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所得税的争论促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来说明自己的物质福利状况,在关于所得税是否公正的辩论中,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终于把注意力转到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统计数字上来。威尔福德·伊斯贝尔·金博士在《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一九一五年)这篇论文中,对主张所得税的那些论点做了一个总括,结果这篇论文被税制改革派奉为经典。金博士说,美国之所以需要实行所得税制,是因为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他指出,在一八九○年,占总数百分之一点六的美国最富裕家庭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点八,到一九一○年则增加到百分之十九。此外,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人在一八九○年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一○年降到百分之六十二。金博士对社会各阶层一九一○年收入的估算表明,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的最贫穷美国人仅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人均收入一百九十六美元,而占总数百分之二的最富者则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人均收入为三千三百八十六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税收的需求急剧增大,所得税的税率便随之提高。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额,更加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当时的一位经济学泰斗说,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战时税收法乃是基于“迄今未在财政方面贯彻实施民主原则”。这一次,所得税制终于固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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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依法纳税,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纳入某个“纳税等级”,这样,他们对收入额越来越敏感了。不消说,他们已把自己置身于某个新的统计社会。自此之后,如果某个美国人自称与另一人属于同一“等级”,谁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年,美国出版的案头词典中,“bracket”(等级)一词增加了这样一条释义:“一个等级或集团,尤指接收入额划分的等级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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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美国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或至少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一三年,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美国人提交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二○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超过了百分之七,一九四○年更增至百分之十一;及至一九四五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到了一九七○年,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人,也就是约七千五百万美国人,都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法人所得税申报书另属一类,一九一三年提交的此类申报书仅为三十万份,一九五八年超过了一百万份,一九六八年更达到一百五十万份以上。与此同时,联邦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大。二十年代末,个人和法人缴纳的所得税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部分。这样,在制订政府活动计划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靠对个人及法人收入的估算。一个小小的估算错误,就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随着收入意识的深入人心和均化收入的运动日益开展,各州先后通过了各自的所得税法。一九一一年,威斯康星州开始试行征收所得税;一九一六年,纽约州的所得税成为该州税收的主要来源,一般财产税退居第二位;到了一九七○年,哥伦比亚特区和几乎所有的州部征收所得税了。为了提交联邦税申报书,美国人必须算出自己的收入额,这样各州征税就有了便利的依据,不必再制定各自的税收细则,只消按联邦税的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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