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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三 廉洁的出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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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很久，仍只有极少数商人知道自己收入的精确数字。没有几个人掌握关于销售和收入的准确或详细的记录。虽然百货店老板全部希望有一份一丝不苟的记录，而且实际上也指令他的店员在日志中记下所有的事情，“即使房子着了火也非记不可”，但店员却懒得操那份心。疏忽、无知和懒惰导致店主没法掌握一份完整的记录。当销售量很大，售货员或酒吧招待员拿自己的钱包里的钱或拿开启着的钱箱里的钱为顾客找零钱时，搞小偷小摸的诱惑力就实在太大了。结果，商人很难准确地了解他一天的收入究竟是多少，不同价格的商品备卖出了多少，或由于疏忽和欺骗，他又损失了多少商品。总之，他缺少他所需要的事实来计算自己的收入或利润。改变所有这一切状况的最有效装置是“现金出纳机”（cashregister），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出现于一八七九年左右，它在界定新统计社会的范围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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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里蒂，一位阿尔萨斯裔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现金出纳机的主要发明人。他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开咖啡馆时惊奇地发现，虽然每天顾客盈门，但店里却赚不到钱。里蒂怀疑这是由于他那些意志薄弱的招待员们的手总是被吸引到开着的钱箱里。他为这种损害他生意的小偷小摸行为焦虑不堪，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欧洲去度假。一天，他去参观船上的机房，发现有一台机器可以自动记录螺旋桨轴的每次转动。他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机器来记录咖啡馆或酒吧间的每一笔账目呢？里蒂提前结束了欧洲之行，匆匆回到代顿。他和他的兄弟设什了一种最原始的现金出纳机，并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取得专利权。这种机器只能把每一笔交易的账目显示在一个转盘上，他们很快又把转盘改造成一个板型显示器，帐目数字显示在一块升得高高的板上，店员和顾客都能看到。里蒂认为，把雇员应当放入钱箱里的数额公开显示出来，有助于减少小偷小摸行为。这种机器被称为“里蒂的廉洁出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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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里蒂又在机器上加了一个装置，把当天的每一笔账部记录在一卷纸上，这样，店主就可以检查钱箱里的数额并了解那天究竟做了多少笔生意，以及每笔生意的大小。里蒂兄弟俩开始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制造现金出纳机。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实在太辛苦，里蒂还是情愿开他的咖啡馆，于是他们把现金出纳机的制作生意及专利权以一千美元的代价卖掉了。里蒂现金出纳机专利权的新拥有者在机器上又加了一个放现金的抽屉和一个铃，抽屉每开一次，铃就随着响一声。现在，机器可以显示每笔生意的数额，店员必须把数额记录下来才能够打开抽屉，他们还要把所有各笔交易额相加，提供给店主。美国人又有了一个新的语言表达方法，当人们说”‘鸣铃记录一笔交易”这句话时，实际上是在证明这个“廉洁出纳员”的成功。美国人找到了把店主最小的一笔买卖也公诸于世的方法。购物现在成了一种半公开的社会活动，由铃声来宣告每一笔交易。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正式历史宣称，几十年之内，这铃声“将象列克垦敦历史性革命的第一枪一样……响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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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说法仅仅只是略事夸张的话，那是因为里蒂的发明现在落到了约翰·亨利·帕特森手里，而此人具有筹划高级推销术策略的才干，他把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发展成美国开拓性企业的一个榜样。帕特森生长在俄亥俄州代顿附近的一个农庄里，曾响应林肯总统的号召，参加联邦军队一百天。他战后在达特默思学院毕业，时值一八六七年。回到代顿后，开始做煤炭生意，在附近的煤矿买煤，然后直接小批卖给城里的消费者。虽然很多买主都支付现金，但他却不断地亏钱。他怀疑有人在他的钱箱里搞小偷小摸，于是安了一台那种新奇的现金出纳机。六个月之内，他的利润就相当可观了。一八八四年的一天，帕特森贸贸然同意用六千五百美元买下新建立而还未站稳脚跟的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控股权。代顿市其他的生意人都嘲笑他判断失误。第二天，他想付给卖主二千美元以解除这笔交易，但卖主没有同意。于是，帕特森就下决心吃下了这笔交易，并且还把创业者的信心注入现金出纳机这个平凡的领域，这使人联想起芝加哥、辛辛那提和丹佛这类新兴城市的创建者。同时，他也证明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完全可以和早期西部毛皮商和新英格兰的冰块贸易商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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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对现金出纳机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感情。当时，要想在这一事业中取得成功，确实需要坚定的信仰。生意人从没听说过这种机器，店员听别人给他们解释现金出纳机的作用时，往往气愤地误解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但是帕特森依旧不断宣扬他自己的福音——”做好财务记录”，他还用统计学帮助他的使者改变人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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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把推销术本身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根据推销员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原则，他开办了据说是第一所训练推销员的学校。他用公司的钱把推销员们集中到代顿工厂附近一所学校的旧址。他以定期推销大会的形式组织鼓动性的集会。帕特森看不起那种单凭经验强行推销的老办法。他说，推销员最好的工具是熟知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一些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的因素的重要性，诸如推销员的外表等等。有时，他会花公司的钱为一个推销员买一整壁橱衣服。他善于使用口号，其中有些口号是批评“钱箱的弱点”的。他还编写推销技术入门书。“每个商店都有一个需求，人们一旦发现这个需求，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就会多卖出一台机器。”“你为你的生命买保险。但为什么不同样为你的钱买保险呢？一台现金出纳机就可以帮助你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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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首先提出推销定额的概念，并划分“保证区”，在这个区域里，每做成一笔买卖，该区的推销员都可以得到一份佣金，而不管这笔生意是由谁成交的。这样做能在推销员中激发起对公司的亲切感，并避免他们之间出现破坏性的竞争。每一个保证区都有一个推销定额，这是根据该地区人口、银行清算额及以往销售情况，经过统计而确定的，该区的推销员应当完成这个定额。帕特森认为，定额制度将使销售工作减少推测成分，立足于牢固的数学基础之上，这样，就可以大胆地安排生产。完成定额也是加入帕特森“百分俱乐部”和“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荣誉团”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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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值得！”的口号下，帕特森精心制定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雇员福利和娱乐计划。他为职员们提供公司娱乐室，举办公司聚餐和野餐，在公司礼堂里开设课程，举行音乐会和演讲会。他把厂区布置成一个“工业花园”。他用道德、健康和爱国主义激发职工们的热情。当医生劝帕特森每天做健美体操时，他也要求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每天清晨五点和他一起锻炼。一直到他七十八岁去世为止，他总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他可以说是开拓型推销商的完美典范（如果不是漫画式人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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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出纳机的销售量与日俱增，远销全国和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机器本身也不断有所改进，这就使人们的“数字意识”更强了。还在很旱的时候，帕恃森本人就为机器增添了一个给顾客打印收据的装置。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机器后来新增添的装置可以自动为店主提供多种数据的总额，其中包括每个售货员的销售额，不同种类买卖的销售额以及不同部门的销售额。商人们现在掌握了有关自己生意的最新的可靠统计数字，可以精确地算出利润和亏损，并查出造成盈亏的原因。这些数据为商业会计学的革命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雇员开始从量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和收入，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新的统计社会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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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出纳讥同时问世的还有计算器。早在古代，世界上就有人试图制造这种机器了。很久之前，人们就造出了算盘。十六世纪早期，苏格兰数学家约翰·内皮尔做出一个原始的计算装置，这就是计算尺的前身。该世纪晚些时候，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发明了一种装置，用一个转盘把数字组合起来。十九世纪初，性格乖僻的英国天才查尔斯·巴巴奇——剑桥大学的数学卢卡斯教授——从统计学和天文学的角度出发，也对计算机器发生了兴趣。他想制造一台“差别机器”，这种机器应能进行计算、储存计算过程，并记录结果。他消耗掉政府一万七千英镑，但终告失败。为了应付银行家和商人的日常需要，美国早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就广泛使用计算机器了，但美国的计算机器并不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发明的，而是出自机械师之手。美国的发明家们试着改进一种通过按键就能很方便地记录数字的机器。一八五七年，一个由键盘操纵的“四则加算器”（请注意，不要把这个机器和伊莱泽·赖特的运算器混为一谈）得到了专利权，但这机器并不实用。因此，对一种实用的用键盘操纵的计算器的需求，就象对打字机的需求一样，激起无数能干的机械师以及乐观自负的狂人的热情。终于，有一个叫多尔·费尔特的年青人，忽然受到他操作的棘轮进给式刨床的启发，要制造一台使用棘轮的计算器。他把一个旧的通心粉盒子、从卖肉人那里拿来的烤肉又、五金店里买的U 形钉和当弹簧用的橡皮筋组装在一起做成了这种机器的第一个模型，并于一八八七年取得了专利权。这就是第一台键盘操纵的实用的多级（即在键盘上，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部分别排列）业务用计算器。费尔特推销的这种机器很快就成为美国财政部和纽约州气象局每日必用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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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能够计算、而是还能够记录下各个项目并打印出其结果的机器。当时工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事例之一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威廉·巴勒斯一八五五年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贫困的专门制造铸件模型和发明品原型的工人家里。年轻的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花很多时间把一行行的数字相加起来，他深感这项工作单调乏味，很容易出差错，需要不断地检查错误。后来，他的身体垮了，医生建议他把生活搞得活跃一些。于是，巴勒斯来到西部圣路易斯，并在一处机械工场里找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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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二十六岁时，一方面受到他当过会说话的加数机这种不愉快经历的驱使，一方面受到父亲店里那些喜爱幻想的发明家们的激励，决心发明一个既能相加、也能记录的机器。一八八八年，他为自己的一台记录相加器取得了专利权，还说服圣路易斯的几个商人筹集了十万美元生产这种机器。经过多次耗资巨大的试验以后，巴勒斯等人到一八九一年才造出五十台机器。然而，据已勒斯的一位合作者说，他“爱机器胜于爱美元。”公司里传说，当他发现他们造的机器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标准时，他就把它们全部从仓库里拿出来，一台一台地从窗口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尽管如此，他依旧楔而不舍。一八九二年，他又取得了一项专利，这次是一种改进了的型号，能够把计算过程中的每一个数字以及最后的总数都打印出来。一八九五年，巴勒斯的公司卖掉了二百八十四台机器，大部分是卖给银行的；第二年，他以二十万美元的价钱卖掉了这项英国专利权。但是过度劳累使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时患上的肺结核恶化了。他死于一八九八年，没来得及收取他的大量利润。八年之内，巴勒斯记录相加机的年销售量已达五千台。到一九一三年，公司已有了二千五百名雇员，年销售额超过八百万美元，比所有竞争者的销售总额加起来还要多。巴勒斯的机器开始销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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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巴勒斯称为“出纳员”的机器还只是第一步。几年之后，首台穆恩一霍普金斯会计机把打字机和记录相加机融为一体，加快了算帐和开具帐单的速度。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使商人们得到了有关本身企业的最新精确统计数字。这种机器今后还将经历无数次的完善和改进，但是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已经使美国的商业和会计体制同它的生产体制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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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化已广泛实现，电子计算机也已经象相加机一样普遍使用的时候，美国人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思考方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六七年，当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会计机问世后仅仅半个世纪，美国的现金出纳机和计算机的年产总值已超过了四十五亿美元。当人们随时可以得到有关任何东西的数量的最新最精确的资料时，也就难怪商人和消费者要从量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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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四 收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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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发现，以收入多寡为标准把人们分成等级是非常适宜的。然而，直到出现了现代工商业，金钱以及可以随意处置、可以替代并且日益单一化的财产形式被赋予新的重要性时，社会范畴内的“收入等级”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十九世纪之前，“收入”这个概念在旧大陆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只是间接地用它来衡量财产所有权以及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或者间接地把它作为选举改革的基础。“四十先令才能保有地产”这种英国说法和与之类似的选举资格检验标准，与其说是检验人们的收入，不如说是检验财产所有权。在一八三九年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塞缪尔·沃伦那风行一时的讽刺性传奇《一年赚一万》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查尔斯·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及其他描摹社会风俗的小说家主要利用收入的数目来刻划新发家的富翁们，他们的财产到手时间很短，所以很容易估计。“百万富翁”这个词是从法语传入英语的（通过本杰明·狄士累利一八二六年所著的《维维安·格雷》一书），此后不久，这个词便成了美国人的常用语。但是，由于这个词表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即这个人的全部财产，而不是他的年收入，因此它也是旧大陆用以估价财产和生活状况的一种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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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性好迁徙，他们在新大陆定居未久，经常迁来迁去，社会地位也不断升降浮沉，对于他们来说，“收入”这个衡量标准用起来比财产或资产更方便，适用范围也更普遍。就确定生活水平而言，收入是最准确的尺度，可以非常方便地表明某人是在标准之上还是在标准之下。然而，美国人在被纳入“收入等级”之前，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收入多少美元。二十世纪，美国人开始被要求必须知道自己的收入额。“收入意识”不再仅仅是技术或政府统计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公民义务，如不履行，就要受到罚款或监禁。早在一六四三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开始“根据一个人的财产或本领”征税。对美国人的收入，也就是挣钱“本领”（这是当时的术语）征税的基本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三年后，这个殖民地率先对商人和工匠的“利润和收益”征税，其它殖民地也起而效法。实际上，“本领”税起源于中世纪。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税并非所得税，因为纳税人不得以亏损抵销收益，而且被征税的只是某些种类的收入。从这种税收所得的数额一直有限。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与现代所得税基本相似的税。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间，六个州开始征收某种形式的所得税。例如，弗吉尼亚州在一八四三年通过一项法律，向年薪或一年职业收入超过四百美元的人征收百分之一的税，对利息则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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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威廉·皮特于一七九八年至一八一六年期间征收所得税，以资战争之用，后来又曾征所得税来应付特殊的和暂时的需求。美国国会仿效英国的做法，于一八六一年通过法律，征收所得税充作南北战争的经费，按照这项法律，收入超过八百美元者要缴纳百分之三的税。但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抱怨说，由于缺少统计数字，税款数额无法确定，因此他始终没有实施这项法律。一八六二年，国会再次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联邦政府第一次真正征收所得税。这项法律规定，年收入六百美元者可免税，年收入六百○一美元至一万美元之间者须缴纳百分之三所得税，年收入一万美元以上者须缴纳所得税百分之五。反对征收任何形式所得税的人的基本观点是，征收所得税具有调查个人私事的性质，这同一个自由民族是不相容的。此外，还有人反对激进的累进税制新原则。南部邦联也开始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某些阶层规定的税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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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一个特殊障碍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除按人口比例征税外，无权征收“直接”税（第一条第九款第四项）。为了绕过这个障码，最初一批所得税鼓吹者竭力强调，所得税根本不是直接税，而是“间接税”。为筹军费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国会于一八六四年重新通过时提高了税率）十一八七二年期满之后即告失效。此时，爱国主义和战争需求的压力不复存在，反对所得税的新运动增强了势头。一八六九年二月九日，纽约《论坛报》宣称：“在我国所有的税收中，要数所得税最可憎，最可厌，最侵犯个人权益，也最不公平……它是向诚实征税，同保护人民的原则全然相悻。这种税将使生活中优秀的东西荡然无存。”南北战争结束后，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国债减少，似乎不再需要征收所得税了。正如特派税务官戴维·艾姆斯·韦尔斯于一八六九年指出的那样，公众之所以要求征收所得税，主要是由于在这个三千九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里，缴纳所得税的只是二十五万人。但是，这二十五万人有权有势，因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也就在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五日期满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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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美国税收体制把联邦税收的全部重担压在消费上。无论对财产还是对收入，联邦政府概不征税。与此同时，巨大的财富积累起来了。及至一八六三年，仅纽约市就有几百人号称拥有一百万美元；而在此以前二十年，全美国也找不出二十个百万富翁。一八六三年，纽约百货业巨头A.T.斯图尔特（他的资产达五千万美无）上报联邦政府的收入额是一百八十四万三千美元。这笔个人收入在当时全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两千五百万美元在一九二九年全国收入中占的比例还大。刚刚流行起来的报刊不断登载有关这些大富翁的实况和传闻，他们的辉煌成就和蠢行都被大肆宣扬，结果，公众要求征收所得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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