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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08 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其他反对“那些东部富豪”的人们的精心组织下形成了一股公众压力，终于把一项有关所得税的条款纳入了一八九四年的威尔逊一戈尔曼税收法案。年轻的布赖恩自称“身披正义事业的甲胃”，他作为鼓吹征收所得税的国会议员，受到全国人民的注意。纽约富翁沃德·麦卡利斯特（把美国社会上流集团称为“那四百位”的就是此人）自命为那些因年收入超过四千美元而将被征收百分之二所得税的人们的代言人。他威胁说，如果国会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他就离开美国。布赖恩针对这一点在众议院发表讲话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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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10 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卑鄙之徒中，还没有一个人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以致我要说，他的爱国心的深度还不足百分之二……如果说，我国“最优秀人物”中的某些先生们竟宁愿背离祖国也不肯缴纳百分之二所得税，那么，请上帝怜悯那些最低下的坏人吧！……这些“好人”带着他们的钱财远走高飞是件好事，免得他们在这里散布有害影响，流毒四方……所以，让他们一走了事好了——他们既然在高开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家时竟能不怀丝毫憾意，那就让诗人的诅咒伴随他们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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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12 所得税制于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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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14 但就在第二年，最高法院又宣称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因而是违宪的，因为所得税并非按人口比例向各州摊派（见《波洛克诉农民信贷公司案》。一八九五年）。由于这一判决，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大选中喊出了反对“司法部门篡权！”这一战斗口号，所得税也因此而成了全国注目的议题。经过整整一代报人对丑事的揭发，经过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一九○四年）、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一九○四年）和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巨额财富积累史》（一九。一○年）等书的启发，美国人才认识到建立所得税制的必要性。一九○九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提了出来；一九一三年，国会通过了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授权国会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课征所得税，无须考虑任何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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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16 围绕所得税的争论促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来说明自己的物质福利状况，在关于所得税是否公正的辩论中，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终于把注意力转到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统计数字上来。威尔福德·伊斯贝尔·金博士在《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一九一五年）这篇论文中，对主张所得税的那些论点做了一个总括，结果这篇论文被税制改革派奉为经典。金博士说，美国之所以需要实行所得税制，是因为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他指出，在一八九○年，占总数百分之一点六的美国最富裕家庭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点八，到一九一○年则增加到百分之十九。此外，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人在一八九○年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一○年降到百分之六十二。金博士对社会各阶层一九一○年收入的估算表明，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的最贫穷美国人仅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人均收入一百九十六美元，而占总数百分之二的最富者则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人均收入为三千三百八十六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税收的需求急剧增大，所得税的税率便随之提高。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额，更加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当时的一位经济学泰斗说，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战时税收法乃是基于“迄今未在财政方面贯彻实施民主原则”。这一次，所得税制终于固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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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18 为了依法纳税，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纳入某个“纳税等级”，这样，他们对收入额越来越敏感了。不消说，他们已把自己置身于某个新的统计社会。自此之后，如果某个美国人自称与另一人属于同一“等级”，谁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年，美国出版的案头词典中，“bracket”（等级）一词增加了这样一条释义：“一个等级或集团，尤指接收入额划分的等级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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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20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美国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或至少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一三年，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美国人提交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二○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超过了百分之七，一九四○年更增至百分之十一；及至一九四五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到了一九七○年，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人，也就是约七千五百万美国人，都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法人所得税申报书另属一类，一九一三年提交的此类申报书仅为三十万份，一九五八年超过了一百万份，一九六八年更达到一百五十万份以上。与此同时，联邦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大。二十年代末，个人和法人缴纳的所得税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部分。这样，在制订政府活动计划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靠对个人及法人收入的估算。一个小小的估算错误，就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随着收入意识的深入人心和均化收入的运动日益开展，各州先后通过了各自的所得税法。一九一一年，威斯康星州开始试行征收所得税；一九一六年，纽约州的所得税成为该州税收的主要来源，一般财产税退居第二位；到了一九七○年，哥伦比亚特区和几乎所有的州部征收所得税了。为了提交联邦税申报书，美国人必须算出自己的收入额，这样各州征税就有了便利的依据，不必再制定各自的税收细则，只消按联邦税的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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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22 二十世纪中叶，在外国来访者看来，美国文化中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美国人填写所得税申报书时竟那般一丝不苟。在欧洲大陆、中东或其它地方，如果有哪位富人一笔不拉、老老实实地填写纳税申报书，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这位富人的声誉却未必会因此而提高。在美国则不然，甚至连职业赌棍、骗子、匪徒（这些人是靠于违反州和地方法律的勾当搞钱的）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向联邦政府申报不误，以免触犯联邦税收法而遭受处罚。臭名昭彰的黑帮头子、“头号公敌”艾尔·卡彭就是由于未交联邦所得税，终于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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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24 “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这个新职业的出现，表明了美国公众必须而且愿意遵守所得税法。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出现了第一批“领有特许状的公共会计师”，他们不但满足了因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六八年新颁布的公司法而产生的需求，而且使公众兔受公司伪造资产负债表之害。甚至在此之前，美国就有了“公共簿记员”，但南北战争结束后，各公司面对着本州和联邦政府那急剧扩大的法律网，商人们感到仅有簿记员是不够了。美国历史最久的会计公司——巴罗、韦德和格思里公司——大概是一八八三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一八九六年，纽约州颁布法律，设立授予公共会计师资格的官方考试。随后，其它各州纷纷效法，会计帅组织终于在一八九七年宣告成立，并于一九○二年召开了首次全国会议。然而，在联邦所得税法颁布之前，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一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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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26 为了避免被最高法院指为违宪，一九○九年制定的法人所得税法极其复杂，于是对会计师的需求大量增加，然而，在一九一三年通过所得税修正案之前，这项法律始终没有得到实施，实际上也没有要求各公司对收入做精确的记录。依照所得税修正案通过的有关法律是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们协助制订的，他们此时已经深深卷入了公司事务，但最初只是负责编制纳税申报书。这些会计师熟悉了大公司的内部情况后，就不但对公司会计程序说了算，而且左右着公司的关键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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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2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超额利润税和税率的提高，使得会计师这一行更加不可缺少了。一九二四年，税务申诉局裁定，只有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以及代理人）有资格代表纳税人向其提出申诉。此时的公共会计师既有势力，又受人尊敬。在这个行业问世后的头五十年里，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大约六万名，到一九七二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一九○○年美国商界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约两万，到本世纪中期增加了十九倍，达到近四十万人。即使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美国人，也纷纷求助于遍及全国的纳税谘询服务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H.和R.布洛克公司，一九七二年拥有六千四百八十六个纳税申报书编制处，共编制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七百六十万份，收入总额将近一忆美元。因为许多人被纳税规则搞得懵头转向，为他们而写的应时自学手册，如J.K.拉泽的《你的所得税》之类，也就成了畅销书。既然有了关于个人收入的统计数字，就能够从定量角度着眼，用新方式思考全美国的福利问题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改革派把收入统计数字当作武器，艾萨克·鲁比诺就是这样做的。一八九三年，十八岁的鲁比诺从俄国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学院和医学院读书，此后就在纽约市穷人中间行医。他一直猜疑穷人患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于是就着手分析有关统计材料，成为研究实际工资变动趋向和购买力分配问题的先驱。鲁比诺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期间的收入数字进行了详尽研究，结论是：尽管工人的货币收入和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他们从收入获得的购买力却提高得很少。他引用了有关所得税的统计数字，指出工人的收入在社会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最初鲁比诺把这些事实视为证实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据，他说：“那些今天看来与美国抵触的东西，明天很可能变为非常美国化的东西。”但是，他渐渐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借助统计学，可以找到一种应付工业社会所有风险的办法。他论证说，可以接受保险的项目不应只包括工业事故，而且应当包括疾病、老年、死亡和失业。在《事故标准表——确定赔偿率的依据》（一九一五年）一书中，鲁比诺力图为最广泛的社会保险提供依据。他呼吁建立新的保险方式，以便减少穷人和老年人的风险；此外，由于二十年代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他又想出种种办法，把这些构想纳入美国的有关体制。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拟订了全国失业保险规划，并协助起草了《联邦社会保障法》。在所得税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内，“国民收入”这个新术语开始为经济学家所用，而且出现于比较深奥的政治演讲之中。这个新术语和这种新概念的发明者是富于想象力的学者们，他们研究的是新兴的社会学科，并且建立学术机构，搜集定量材料，探索其中的含义。这些新建的经济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定量标准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正相当于美国新建的法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立法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而立法是被视作塑造社会的手段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罗斯科·庞德称之为“社会工程学”）。一九一九年，一群才华洋溢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者（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和阿尔文·约翰逊，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社会学家索尔斯但·维布伦）在纽约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办校宗旨是“所有领域的科学研究，都不应把主要力量放在证实己被人们接受的思想上，而是应当主要致力于发现新思想，探求应用新知识匡正时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各种方法。”过去，准曾见过哪个国家的学术权威们使用这种标准进行这样的探索？数字这种中性语言，一旦运用新的统计学词汇，便能促进自由的思考方法，一九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统计学家带头倡议成立国家经济研究局，其目的显然在于对公共福利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理事会包括各种社会哲学体系的信仰音，从公认不讳的社会主义者，到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代表，一应俱全，由此可见美国人普遍相信统计学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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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30 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不到一年，就发表了《美国的收入额及其分配，一九○九至一九一九》，这第一部全面研究国民收入的著作得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结论：战时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大。国家经济研究局指出，尽管人均货币收入从一九○九年的三百一十九美元增长到一九一八年的五百八十六美元，但按照一九一三年的物价计算，人均实际收入仅从三百三十三美元增长到三百七十二美元。这部著作还指出，在同一时期里，收入出现均化趋向：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于最高收入等级的百分之五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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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32 不久，其他一些经济学研究者效法国家经济研究局，也开始从事国家福利问题的探讨。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具有美国本色的机构，是自学成才的圣路易斯实业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的，此人靠经销木器发了财，四十六岁时停止经商，把他几百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布鲁金斯在老友安德鲁·卡内基的做法启发下，创办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家学院为美国的医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金斯负责领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设立的定价委员会，并因此对统计学产生了兴趣，在七十岁高龄时，开始钻研经济学。一九二八年，他在首都创建了布鲁金斯学会，旨在“搜集和解释有关经济的基本事实，并以清晰、理智的方式将其展示于公众，因为人们有必要对这些事实作出判断”；此外，还向政府政策决策者提供事实。就解释统计数字而言，这个不依靠政府资助的学会成了美国最有用、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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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34 战争时期，美国政府迫于需要，增设了搜集统计资料的机构。到一九二○年，已经积累起了极大量的最新统计资料，韦斯利·米切尔称之为“规划统计数字”。一九一三年在劳工部之下设立了劳工统计局，成为一个重要的统计资料斩来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杀来临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已经对“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相当熟悉了。一九三二年，商务部之下设立了国民收入局，“在领取救济食物的穷人上街排起长队之际……认真研究大萧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联邦政府开始每年公布有关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字。主持这些最初研究工作的是经济学界先驱人物西蒙·库兹尼茨，他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木语首次出现于一九四六年，此后便成了衡量美国经济状况的新标准。其他经济学家根据库兹尼茨的计算结果（库兹尼茨由于这些计算结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进一步把这种衡量标准应用于美国以往经济情况的研究，以期找出经济发展趋向。六十年代，“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被收入美国词典，成为美国习语，按照统计数字进行思考的方式流行之广，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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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39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1706291986]

1706299340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五 重新认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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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4 新教教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把“致富”所需的个人质素变成了美德，因而，人们开始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应当受到救济的穷人”一向就有，这些人之所以穷，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疾病或灾祸造成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很晚时期，英国和美国还普遍流行这样的看法：只有当人们陷于经济绝境，不得不靠公众赡养或对社会造成威胁时，政府才应该对他们加以关照。旧时的《济贫法》旨在防止有人饿死和预防犯罪。济贫法同有关公共卫生的法规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使富人生活得安全、愉快，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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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6 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所说，在整个十九世纪，慈善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是济贫，而不是帮人摆脱贫困。美国和英国的济贫计划都蒙着道德主义和宗教的色彩。但由于美国人对新大陆存在的机会充满信心，因而“自助”和“勤奋”这类老式道德观念有所增强。在美国，贫困应当只是通向安适甚至富裕生活的中间站。本杰明·富兰克林极力主张：“对穷人行善的最好方法，不是使他们安于贫困生活，而是引导或驱赶他们脱离这种生活。”除了最不走运的人而外，只要有谁立志摆脱贫困，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条被事实和传说所证实的美国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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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48 上述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观点用个人失败来解释贫困，而且认为贫穷的后果主要由个人承当。随着美国人对生活水平越来越关切，这种观点便显得格格不入，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衡量个人生活状况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生活素质和生存机会，所以穷人的贫困对周围境况较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幸。这些境遇较好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失去可靠的公民同胞，以及可能成为主顾、客户和病人的邻里吗？此外，他们还会丧失一个知足而有教养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好处，丝毫不能分享美国同胞勤奋、努力和创造性的成果。当然，真正的美国生活水准还应包括不受疾病、暴力、罪行的威胁，不受昔日那种“在伦敦街头纠缠不休的穷汉”的骚扰，而正是那种人在殖民时期促使佐治亚的慈善家们跑到这里来行善，在美国，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不仅是赤贫（衣食无着），而且是穷困（未能充分享用机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反对从个人成败解释贫困的激烈主张已经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形式，并触发了反对整个经济制度的革命。美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呼声，但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那些比较强调社会因素的观点则往往采取其它表现形式，由于国外的推动和促进，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整个贫困问题，“依赖”（即那些无力照料自己衣食住的人们给社会造成的负担）这个老问题变成了以“匮乏”为主要内容的新问题。原来美国人主要操心的是，需要政府付出多大代价来防止穷人饥饿或偷窃；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人渐渐转而更关心起那些因为得到的“一般必需品太少而不能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们来了。这是社会工作先驱罗伯特·亨特的话，亨特对贫困所下的经典定义是：“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及衣服。”热心公益的英国船主查尔斯·布思的不朽之作《伦敦人的生活及劳动状况》（共十六卷，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对美国人起了促进作用。这部书””用数字”展示了“贫困、苦难和堕落同固定收入和相对舒适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了各阶级的一般生活状况”。正是这部著作导致了英国《养老金法》（一九○八年）的产生。布思在书中并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列举了他在伦敦走街串巷辛苦得来的最新统计数字。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伦敦市区居民实际上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自满的伦敦人大为震惊。布思又进一步对贫困追根寻源，证明疾病和失业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酗酒这个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否定了道德说教家们的陈词滥调。总之，布思的著作表明，可以用统计数字来“科学地”探讨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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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0 美国人紧步布思的后尘，试图利用新的大量统计数字和新的社会学说，来探索美国的贫困现象。学者、牧师、分属各个政党的政界人士，普遍都对布鲁厄姆勋爵所称的“人数众多的被剥夺权利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心。一八九二年，国会采取了向无先例的行动，责成劳工局长（联邦劳工局是一八八四年成立的）对居民人数超过二十万的各城市的贫民区的状况进行调查。取缔酒馆派声称酗酒是导致贫穷的最主要原因，这话究竟有多少道理？酗酒问题五十人调查委员会采取了新的方法，针对酗酒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了有关贫民区娱乐俏遣设施的大量事实真相，写出了题为《酒馆的替代物》的报告（一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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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2 在这之后，美国人又就黑人的状况、低级公寓的状况、童工的状况以及劳动妇女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门研究，搜集了大量统计数字。在重新界定贫困的含义的运动中，罗伯特·亨特是一位颇有说服力的发言人。亨特先是在芝加哥慈善会做事，后来又到纽约市贫民区工作。他写的《贫困》（一九○四年）一书一炮打响，取得巨大成功。H.G.韦尔斯称之为“所有美国富裕成年人的必读书”。书中列举了大量有关赤贫现象、接受慈善团体施舍的人数、贫民的丧葬情况和工资率等方面的统计数字，展示出美国贫困现象的严重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亨特在书中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在人口总数约为八千万的美国，至少有一千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亨特这种以数字说明问题的调查研究，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那种更为传统的美国观念大相径庭，萨姆纳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对“穷人”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萨姆纳和其他一些美国人担心，所有那些轻易订下的定义只不过表达了改革者的热忱和“社会谬论”。然而，亨特所坚持的那种统计学观点——即可以根据收入是否在规定的最低水平之下，确定哪些美国人是穷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另有一些人根据更可靠的个人及全国收入状况的统计资料，对穷人的境况下了更确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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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4 一九○九年，《匹茨堡调查报告》对匹茨堡工人生活状况所作的一次极其详尽的调查，成了其它调查报告的样板。美国这种从社会和科学的角度着眼的新兴慈善事业得到了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实业家拉塞尔·塞奇的资助。塞奇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一辆西进的大篷车里，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最初，他从事食品杂货业，后来又同杰伊·古尔德合伙，搞起了轰轰烈烈的铁路事业。塞奇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他逝世后，妻子用他的财产设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用于“改善美国的社会及生活状况”。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作为对待贫困问题的社会新措施的象征，其宗旨是“尽可能根除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不只是减轻穷困者和愚昧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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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99356 美国公众对贫困问题的关切始于一些社会工作者、热情的改革家和崇尚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及至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关切已经扩展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在竟选纲领中提出具体补救办法，保证不仅帮助衣食无着的赤贫者，而且帮助所有那些按美国生活标准来说缺少必需品的美国人，否则就不可能当选。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热心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改革家多萝西娅·迪克斯，为了提请一些州立法者关心那些同精神病患者一道栖身于救济院和监狱的“贫民”的苦境，还遇到重重困难。一九三七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以洪亮的声音明确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住得差”。他向全国发出了警报，全国人民则悉心倾听他的呼声。各种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大量统计资料的积累，使“美国穷人”这一根据统计数字划分出的社会集团有了更明确的定义。例如，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和F.C.雷德利克合著的《社会阶级和精神病态》（一九五八年）一书，通过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统计材料的详尽研究，指出该市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曾经就医的精神病例，比最富有的五分之二人口中的同类病例多两倍。此外，后者病例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属于神经机能失调，仅有百分之三十五是更为严重的精神病，而在前者病例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精神病。这类研究以及有关饮食、健康、住房等方面内容更为明确的研究工作，在六十年代初达到极盛，是美国公众有组织地对贫困问题所表示的前所未有的关切。社会主义作家迈克尔·哈林顿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一九六三年）集中表达了这种关怀，书中用大量统计数字证明，生活贫困的美国人在四千万至五千万之间，哈林顿给“穷人”下的定义是“那些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可能达到的标准的人，即使他们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要好……按照我国目前科学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准，那些生活在美国必不可少的医疗卫生、住房、食物及教育最低水平之下的人”。哈林顿对“穷人”所下的这种有说服力的、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意义，使读者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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