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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这部著作的主旨,在于为父母们提供一种标准,这标准是专家们经过成千上万小时的科学观察、研究了无数精确的统计资料之后才确定的。这种标准不仅意味着对待儿童行为的新态度,而且意味着对待儿童“不规矩行为”的新态度。当然,按照传统,儿童的行为规矩与否,在于是否合乎道德准则和《十诫》。格塞尔警告说:“作为一种发育机制,不平衡现象(它常常与‘顽皮’行为有联系)的道德含义就少了。这种形式的不平衡是一个过渡阶段,生物体在此期间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或者说某种程度的重新定向。这是创新的阶段。”可能被祖父祖母认为“顽皮”的孩子,在二十世纪中叶格塞尔的美国读者看来,只不过是表现出“行为越轨”。格塞尔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儿童都是问题儿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儿童能够避开发育过程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问题总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困难。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和本质上说,几乎所有形式的不规矩行为都是正常机制的变异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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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非常知情达理,他提醒父母们——因为所有的父母都需要人提醒———他们的宝宝并非世界上第一个婴儿。他用严肃的心理学术语说出的道理,其实不外是历史学家们的一句提示: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了,普天下的父母碰到的问题都是类似的。然而,格塞尔赋予了这句老话一个新的特点:他引导父母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与孩子们的关系。在他的诱导下,父母们不再依靠老经验、老格言和道德训诫,而是把目光转向以科学方式确立起来的统计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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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指出了这种新规范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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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非常现代化的男孩,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一位善良的太太俯下身来,很得体地问他,”我的孩子,你几岁啦?”男孩摘下角质架眼镜,一面揩着镜片,一面一本正经也沉思着回答:“夫人,我的心理年龄是十二岁,社会年龄是八岁,道德年龄是十岁,解剖年龄和生理年龄分别是六岁和七岁,但我还没有被告知我的出生年龄——相对而言,这一点较为次要。”说罢,他又重新戴上了他那副角质架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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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塞尔这部书并不是写给所有家长读的,可人们竞相购买,仅仅一年之内就再版十一次之多。通过读者生动的转述,关于抚育儿童的新思想方式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出生于纽黑文、富有实践经验的儿科专家兼精神病学家本杰明·斯波克,一九四六年发表了《婴儿及儿童照管常识》一书,十年之内,这部书的廉价平装本再版了大约三十次,成为“照管儿童必读手册”。斯波克告诫父母们不要使用没有文化的老妇人常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劝他们要从孩子本人的发育状况着眼。斯波克基本上承袭了格塞尔那种根据婴儿“自我要求”喂食的观点,主张母亲们要“灵活地按照婴儿的需求和高兴情绪调整喂食”。尽管这本书绝不是革命性的,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此书“阐明了现代思想的精华”。如今,所有父母部能轻松愉快地进入新规范的领域了。这个世界给二十世纪的美国父母们带来了它所特有的问题。谁能忘记《十诫》和已被灌输进脑子里的关于“正确”及“错误”的观念?然而,父母们一旦领悟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一般行为的“规范”,就再也不理老一套的条条框框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个人——从格塞尔所称的“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半眠婴儿”开始——自然而自发的需要都理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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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八 统计学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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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欧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人开始对“性”采取一种新态度。到一九○○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些论述精神分析的基本著作已经问世。一九○九年,G. 斯坦利·霍尔把当时在欧洲科学界名声欠佳的弗洛伊德带到克拉克大学来参加会议,虽然免不了引起一些议论,但弗洛伊德在霍尔的帮助下,在美国所赢得的敬意超过在他自己的国家。霍尔本人在进行“儿童研究”和确立“青春期”这个新概念时,就曾经论述过性特征的发育情况,并主张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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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尔对性的论述是在大量甜腻腻的多音节词的掩蔽之下进行的,甚至连与他合作共事的心理学家们都说,这样的论述显得过于甜言蜜语了。霍尔是这样描述性行为的:“这是所有行为中最具一致性的行为,是生命的缩影和本质之所在,从中我们最强烈地感受到生之欲望,领悟到唯一真正的上帝是爱,领悟到生命之核心在于信仰。此时全副身心都投入了机体再生的过程之中。在那缱绻欢乐的神秘时刻,整个世界都应和着赞美之声。交融交并,至美至福。这是极乐的沉述,神圣的陶醉……。”与此同时,霍尔极力主张对性知识的研究务求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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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更为科学的性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英国文人哈夫洛克·埃利斯的著作称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埃利斯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致力于使英语国家的人民摆脱维多利亚时代流传下来的性偏见。埃利斯象后来的霍尔一样,在展示人类奇妙的多种多样性经历时,把科学性和诗意交织在一起。埃利斯于一八九七年在英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性心理研究》,但被视为淫猥之作、不得不拿到美国发表。到一九一○年,埃利斯已经发表了六部著作,第七部也在一九二八年问世。埃利斯广泛收集人类性行为的各种实例,其中包括许多种闻所未闻的现象(易装癖、弄水色情、色情偷窃狂),光是这些现象的名称就足以使人感到神秘了。埃利斯还研究了自体性欲这个禁忌题目,并把两性的性经历进行比较。他的著作出版后,学术界和知识界对于性问题不再那么讳莫如深了,但这些著作仍然只能摆在少数人的书架上,只有医生和律师才能随时参阅。埃利斯论述的主题包括性经历的无可置疑的多样性、人们性经历之间的细微差异以及“正常”人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包括那些一般被认为古怪和禁忌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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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的著作的寓意(如果确有这样一种寓意的活)在于:在人类所有行为中,唯独性行为最不适于套用道德准则或“规范”的一般性概念。埃利斯著书的目的一直是个谜。他的所有四个姐妹都终身未嫁,有人猜测,他是由于性机能不全,才产生了对性行为的兴趣。然而,他的著作所产生的效果则是显而易见的。他向传统的性道德观念挑战,指出教师、传道士和学者们那样虔诚地格守传统和自命贞洁是多么不现实,对“正常的”事情那样遮遮掩掩是多么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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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研究方面,美国的先行者所作出的贡献同埃利斯截然不同。艾尔弗雷德·金西的著作导致了性行为新规范的确立(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金西采用定量方法从事性研究,使这些规范取得了新的、经过科学验证的信誉。人们渐渐认识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同霍尔一样,金西生长在一个家教严格、重视德操的家庭。他父亲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对安息日烙守不怠,从不允许家里人在星期日乘车上教堂,即使和牧师一道也不行;全家人星期日从不喝牛奶,而且都要上主日学校,早礼拜、晚祈祷,谨遵不误。金西从缅因州的鲍登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二○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昆虫学博士学位。为了写关于瘿蜂科的两卷本专著《枹瘿蜂》(一九三○年,一九三六年),他先后搜集了大约四百万种标本,其搜集和解释统计资料的功夫颇深。这部著作使他跻身于当时第一流遗传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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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高等院校开始设置有关性教育和婚姻生活的课程。美国大学之所以会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应归功于霍尔的“青春期”研究、刚传入美国不久的弗洛伊德著作、精神分析这门新专业以及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所做的开创性临床研究。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迪金森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当妇科医生,仔细记录了五千多个病人的病历,并据此发表了《婚姻生活千例研究》(一九三二年)和《独身妇女》(一九三四年)。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就女性生理学、生育和不育症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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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印第安纳大学决定顺应时代潮流,开设讲授婚姻生活知识的不计学分的课程,并指派金西负责授课。金西婚姻美满,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又是个人德操无可指摘的著名生物学者,因此称得上是教授这门课程的理想人选。至于金西早先在这方面的态度,只见于一九二七年的一次男教职员特别会议。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对两个男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问题,这两个学生作为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让刊物上出现了“校园内的阴茎崇拜”这样的下流话。讲授古典文学的教授们被召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金西则在会上为这两个学生辩护,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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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西只是生物学家,并非改革者。在讨论开设婚姻生活知识课程的会议上,金西听到一位女同事谈起几年前某学校讲授这门课程的情形。授课的是一位女医生,她把有关知识讲得“遮遮掩掩,含含混混,丝毫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结果还把胆小的学生吓得够呛。讲课时总得有人在一旁守候,以便随时把晕倒的学生架出教室。”金西的课却不是这样。课程结束时,他请学生们把自己的经验填在调查表上,作为修改教案的依据。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如此贫乏,使金西这位经常处理数据资料的生物学家深感震惊。一些生物学家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使金西受到鼓舞。(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雷蒙德·珀尔,他研究过性交的发生频率和男性的性能力,并曾在布卢明顿大学讲授关于“人和动物”的课程。)金西越了解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极端贫乏,越是下决心要积累这方面的有用知识。于是,他把研究重点从瘿蜂的繁殖行为转向人类性行为,而且仍是那样如饥似渴地搜集事实论据。他坚持认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瘿蜂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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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西不厌其烦地训练调查人员,教他们如何避免把问题弄得“难以回答”。他让调查人员把各种性行为列成详尽的单子,然后逐一询问每个被调查的人。金西建议说:“要直视被调查者的眼睛,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对记录情况只要稍加留意就行了。人们目光对视,就能互相了解。”由于“含糊的措词容易导致不诚实的回答”,金西手下的调查人员从不使用委婉用语。“我们总是假定每个人都有过各种性行为。因此,我们总是先问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种性行为的。对于那些想要隐瞒自己经历的人,这种问题能够产生很大压力;此外,我们提问的方式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会因为被调查者有过这种性行为而惊讶。这样被调查者也就用不着隐瞒了。”调查记录使用的是代号,只有金西和调查人员才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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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西的目标是搜集十万份性行为史。到他临死前,已经调查过一万七千五百人,其中经金西亲自记录的调查就达七千次,即十年内平均每天都要进行两次调查。金西在从事性行为研究的那些年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而且从不休假。一九五六年,他已经六十二岁,且已犯过两次心脏病,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然而,医生们最多只能限制他一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就在这年,他终于因劳累过度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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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西和两位合作者所著的《男子性行为》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版。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曾向出版商提供过根据民意测验作出的“科学预见”,认为这部书的销路不会好。但该书问世三星期后,便列入了畅销书名单,而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六个星期,到了三月份,这部书已经出到第七版,售出十万册之多。金西一下子变成了名人,他的名字则成了对美国生活的隐秘的“惊人展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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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和辩护者一致认为,这部书是首次从数量角度对人的性行为进行探索。作者称此书的目的在于“搜集科学的论据,完全不涉及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方面的问题。医生们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病人需要这种客观数据。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则发现他们的病人大多需要帮助,以解决生活中的性矛盾。”早些时候的学者,如埃利斯、弗洛伊德、威廉·斯特克尔、克拉夫特一埃宾,也曾提供一些个人性行为史方面的材料,帮助公众树立有关性行为的科学观点。金西在书的开头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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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往这些研究者们,尽管对某些事实有着敏锐的认识,但对一般人的性行为情况并没有精确的、或那怕是大致的了解。他们积累了大量有关个人性行为的材料,但并不知道人们一般的性行为是怎样的。他们的材料来自大量前去看病的各种各样、通常是不具代表性的人,因此他们不知道哪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哪些情况是不常见的……本书的第一步旨在把有科学根据的事实材料汇集起来,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对某些集团(将来甚至还能对全体美国人)的性行为进行较为正确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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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展示出,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各不相同的男子以及出生年代和宗教信仰程度不同的集团,性行为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金西断定,手淫在青年男子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伪科学的民俗学曾提出造成“手淫蠢行”的原因),他还发现男子的性活动高峰期是在十八、九岁。书中证明,被视为禁忌的性行为方式比人们想象的流行得多。金西并不是简单地把人划分为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两类,而是订出一个异性恋一同性恋程度序列表,调查人员可以把每个被调查者的情况标示在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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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计学会的统计准则委员会研究金西的统计方法之后,表示“全部赞同”。这个委员会把金西及其合作者同早些时候的性研究者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在材料的系统性、研究项目的数量、典型事例的组合……所用检验方法的数量和多样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方面,都优于所有其他研究者……他们的调查工作可以说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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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反应不难预料。一位著名的牧师痛斥道:“这本书对已是世风日下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害之大,简直难以估量。”大学校长和妇科医生们也大动肝火,对这本书横加抨击。然而,那些“有罪的”事实一旦公诸于众,就再也不能把它们从美国人的意识中抹掉,美国人对性行为的想法再也不会同过去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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