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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金西和他的助手们又出版了《女子性行为》。在十天之内，这部书就印行了十八万五千册，而且又是一连许多星期居于畅销书之列。金西写这部书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只是根据人们对他的统计方法提出的批评作了改进。书中就各种不同性行为的发生频率、男性和女性的相似之处以及性行为和性反应的不同之处，提供了新的事实，并指出女子中性冷感的比例是出乎意外的低。同上次一样，金西又是连人带书受到抨击，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抨击大都夹着冷嘲热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牧师称金西是“廉价骗子”，纽约的一位犹太教教士说这部书是“对全体女性的侮辱”。甚至连一向标新立异的《党派评论》也加入攻击的行列，刊登了莱昂内尔·特里林的一篇广为转载的文章。自由派的联邦神学院院长说，金西的著作“盛行一时”，显示着“美国人的道德普遍败坏，已近于古罗马时代那种最恶劣的堕落。最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研究著作激不起读者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感情。”曾对金西的调查工作提供资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遭到广泛的指责，不得不停止了资助。一位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要求邮政局长禁止邮寄金西这部著作，说它是“本世纪以来对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及姐妹最大的侮辱。”天主教的出版物断言，金西不仅在帮助共产党，而且在唆使美国人“象共产党那样行事”。但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校董和学生们坚决站在金西一边。金西的著作所造成的普遍效果很有讽刺意味，而且是他始料未及的。作为一个生物学者，金西一生致力于提高“个人”的价值。他认为：”个人差异这一事实是进行生物学推理的基本法则之一，并由于其普遍性而在生物学诸项法则中居于独特位置。这一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公众需要简单的规范，金西的意图被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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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西以统计学为手段，冲破一切清规戒律，搜集关于人的性行为的客观数据，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所有前人。此后，又有人在实验室对十万男女的性器官作了详细研究，这称得上是第二个里程碑，显示着有关禁忌己被漠视到何种程度。圣路易斯生殖生物学研究所的威廉·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夫人利用新的实验设备和电子记录仪器，直接搜集有关性行为的数据资料，发表了《人的性反应》（一九六六年）一书。几年内，这本定价十美元的书售出了二十五万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中提出诸如性交时的心率等方面的临床数据，将笼罩在有关性交的无数细节上的神秘色彩一扫而光。他们在序言中宣称，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仿效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展示“人的正常习惯和平均标准”。他们希望通过发表“简明扼要的统计材料和我们认为能够代表一般人的、正常的生理学概述”，同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者站到一个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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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科学家们视为“正常”的性行为，在上一代人心目中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稀奇古怪的。“群交”（至少三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在六十年代中期成为引起普遍注意的现象。金西在那部论述男子性行为的著作（一九四八年）中，对成年异性群交现象仅用一句话轻轻带过，论述女子性行为的那部著作（一九五三年）中，也只有一段论及“换妻”现象。到六十年代后期，“换妻”这句俗语渐渐被较为委婉的“交换性伴侣”所取代。及至七十年代初，已经有许多家杂志（其中至少一家杂志的发行量为五万份）专为性伴侣交换者服务。性伴侣交换俱乐部遍及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人类学家吉尔伯特。已特尔博士搜集了二百八十四对此类伴侣的资料，并于一九七一年发表；同时，有关群交的著述越来越多，所有美国人都可以读到。新统计资料有力而生动地证实，金西根据客观统计材料提出的多种性行为趋向的“规范”已流传甚广。巴特尔博士预言，流行群交的后果是，“将来的男女不仅会从公认的心理学意义上被普遍视为两性人，而且从仍然“令人难堪’的生理学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在交换性伴侣的过程中，这种情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甚至美国中产阶级也不例外。”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是以定量的形式、以科学化规范的形式出现的，于是规范取代了道德观念，描述取代了法则。然而，统计学意义上的新道德观念有着本身隐含的法则。有关这些规范的新知识就象亚当在伊甸园初尝禁果，既是“有罪”的，也是难以忘怀的。人们一旦知道了这些规范，就失去了纯真，对于冒犯父母权威、青年人陋行恶习、婚外性行为以及“非自然”的性满足，再也不会象祖辈那样一味采取唾弃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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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的无限多样性一旦得到肯定，甚至十诫中“汝不得有异常行为”的条文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害怕触犯伪科学的禁忌，不再遵守道德准则，而是相信自己对规范的不完全的了解，并以自己对难解的科学数据的外行解释当作依据。他们的经历与其他男男女女是否一致？美国人必须自己判断：他们的规范是否可靠？他们那偏离规范的行为本身是否合乎常理？其中苦乐，他们自会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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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四章 城市扩展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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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兴建新城市和占有新土地时，首先焚毁树林，迫不及待地夷平山坡，并且不论地形如何，都按照万变不离其宗的计划在当地开辟笔直的街道和十字交叉路口，简而言之，他从狂热地破坏自然景色着手，来开拓新的居住区，他之所以这样做绝非由于他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原来的自然条件不合他的心意，现成的东西从来不能使人满意……因此，第一个愿望就是变革，重起炉灶，兴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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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罗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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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为家的男男女女并不确知他们生活在何处，被紧紧束缚在自己土地上的旧世界的农民害怕搬到新的地方，他们对于祖先留下的土地，对于教堂墓地埋葬着他们父母、祖父母的村庄，传统上怀有眷恋之情。然而，一旦来到北美，移民们都乐于迁徙。他们刚来时不可避免地会先到一个城市，大批移民中的很多人会在该市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学会改变由大洋彼岸带来的风俗习惯。在这侨居城市的最初阶段，他们对于长期居住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在旧世界的人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他们保持了老的生活方式而又从中塑造出某些美国式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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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是消费社会的销售中心和统计社会的信息中心，它们成了移民定居下来并且改变生活方式的特殊场所。大多数人以前曾经眷恋土地，沉醉于地球某个角落的阳光、蓝天、树木和小鸟。此时，美国人试图在混凝土人行道的角落里，在笔直的碎石马路上以及呈几何图形的摩天大楼里重新寻找那种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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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移民们力图在那里扎根的城市多少有些解体了，财富、组织和发明已把美国人推入前所未见的社会，同时也使他们摆脱了原来各地的羁绊。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多都市化，美国的城市不再是在地理、经济、管理乃至外观上界限分明的单元。随着城市界限日益模糊，每个城市大大丧失了自己的特点。每个公民与其说是纽约人、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不如说是城市居民，一个美国的城市居民。然而，当美国人日益感到为自己的城市所困，为城市问题所烦恼而力图医治城市的弊病或者逃避这些弊病时，他们对于自己到底丢失了什么（除了犯罪和污染）感到困惑，他们不知在哪里可以重新发现城市社会。难道现代的美国城市要变成二十世纪的美国西部，充满其特有的迷离景象、神秘感、虚假的憧憬以及创业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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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九 美国人四处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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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迁徙中，旧世界向美国扩散人口。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欧洲迁来了大批移民，移居国外的五千万人当中，有三千五百万人来到美国。如果不是出现这一情况的话，新大陆到何时才能有人居住呢？一八二○年以前有关移民的统计是很粗略的，一八二○年联邦政府才开始登记移民的原籍。在美国独立革命结束到一八一九年的三十五年期间，大约只有二十五万人来到这里。自此之后，尽管人数有所起伏，但每年移民的流入量增长得相当可观。一八三二年时全年移民总数超过六万；一八五○年则超过三十五万。直到一八五八年，全年移民总数才又降到二十万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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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全部融化于一个国家。由于这些人来自农村占极大比重的旧世界，其中大多数人是一直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场主或村民，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当这些人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陆续跻身于美国社会生活时，这个国家正年复一年地城市化，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得不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寻找一席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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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历史上曾多次有大批人从世界的一地迁徒它处。杰斐逊等人在独立革命时期就提醒过英国人，告诉他们英国自身也曾充斥着外来移民。从长远来说，大多数国家里的外来移民早晚会同早期居民同化起来，在美国也是如此。然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移民的经历最为突出之点并不在于到美国来的移民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国家，而在于如此众多的人居然还多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美国从未完全丧失不同民族各自聚居的味道。其它国家把不同民族的人融合成为一体；而美国则容许不同民族的人依然故我地成为一体。美国把拉丁语中的“合众为一”作为座右铭，其实更为恰当的座右铭应当是“合众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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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是地区政治，也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集团的政治。”归化的美国人”，诸如意大利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等等，占了全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成功地控制这些移民集团是美国政客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的一项重要先决条件。移民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犹如宗教派别、经济阶级或社会阶级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但是，殖民时期的移民同美国立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大量涌入的移民之间有着重大差别。殖民时期的大批移民是由向往建立某种类型社会的人领导的。其他人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建立简单字面意义上的“殖民地”，即“一群人离乡背井跑到一块新地方建立起附属于母国或者同母国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定居点。”对于怀着建立“山巅之城”、“心灵深处的种植园”、”慈善殖民地”、“移植过来的英国农村生活”或者其它某种类型社会的理想而奔向这里的人们来说，缅怀往昔不如实现今日愿望那么紧迫。各种不同的见解至少凝成十三种各不相同的忠忱，而这就形成了美国的联邦制——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之后是移民时期，这个词最初见于独立革命时期，通常用以指那些离开别的国家来此定居的人。“移民”逐渐为“外来移民”（强调移入而非移出）或者“难民”（强调逃亡和寻求庇护）的提法所取代。殖民时期来到美国的人多数是抱有某种目标而来的，以后来的人多数是由于某种原因并为了追求某种具体目标而离开家乡的。在殖民者心目中，目的地占据重要地位；而在移民者心目中，原籍占据重要地位。殖民者是被吸引而来的，难民是被排挤而来的。这并不是说前一时期很多殖民者不是被迫害和贫困驱赶而来的，也不是说后一时期很多移民不是怀着憧憬“黄金国度”的理想而来的。但是，早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追求，后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清教徒先驱者确定了第一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移民先驱者确定了第二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第一个时期创建了各个州，第二个时期创建了一个国家。第一个时期建立了美国的联邦制，第二个时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全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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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再也没有别的人数雷同的民族对其原籍如此眷念了。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人们直到二十世纪还由于家庭观念以及对他们故土的怀念而维系在一起。他们来美国后的经历，他们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移民时的具体情况。虽然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犹太、波兰以及其他各类移民在旧世界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新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却很相似。每一类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并且通过保持自己的特点而在这个国家占有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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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哪一类人是典型的。然而，爱尔兰移民是南北战争以前半个世纪里来美国人数最多的一类人。南北成争以后，他们的经历继续显示，这个新国家是如何为那些既保留本身特性同时又多少参与探索美国民族性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在一八二○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来到美国的数百万人当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从一八二○年到一八四○年，爱尔兰移民总共近七十五万人，平均每年来三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四十年代猛增，于一八五一年达到大约每年二十五万的高峰。部分由于向美国移民的结果，爱尔兰的全部人口在南北战争以前的二十年里减少了二百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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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发觉他们居住的地方变了，而经济地位未变。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期受压迫的人有很多实际上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赢得了权力和尊重的。对于幸运的。朝气蓬勃和胸怀大志的人来说，美国确实先是向少数领导人、继则向芸芸众生提供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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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自传性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德达洛斯说，“历史是一场恶梦，我竭力想从中醒来。”他是在总结爱尔兰的历史，而美国则是他醒来的地方。爱尔兰人在爱尔兰的历史和在美国的历史形成一种绝妙的对照。美国是一块移民的土地，而爱尔兰则是遭受侵略的对象。从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及其诺曼人追随者开始，英格兰一直千方百计想强使爱尔兰人同化于入侵者。然而，尽管这块地方屡遭入侵，但是人民却从未真正被征服过。英格兰人管他们叫“野蛮人”，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拒绝皈依新教。十六世纪时，爱尔兰人的苦难达到了顶峰。仅在德洛杰达的一次事件中，克伦威尔就屠杀了包括牧师、平民以及士兵在内的二千八百个爱尔兰人，并称之为“绝妙而伟大的仁慈”。一六五二年以前的十年里，六十万以上的爱尔兰人（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瘟疫、战祸和饥荒。克伦威尔把大部分土地分给了他的追随者，并且把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当奴隶。英国加紧了对爱尔兰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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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与其说生活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莫如说在一部刑法的统治下。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自己国内毫无权利可言，甚至不能拥有价值超过五个畿尼的一匹马，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参加陪审团、携带枪支、教书、参军、从事法律工作或者担任政府官员。如果他们经商，不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学徒。天主教堂不能有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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