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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塔姆梅尼协会的创建人威廉·穆尼是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曾短期服过役的家具商和壁纸经营者。穆尼及其友人的原意是打算成立一个慈善联谊组织，既反对信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制的辛辛那提社那样的“贵族政治论者”，也反对“外来冒险分子”。协会原来的章程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才能当选为协会的头头。穆尼本人的社会生涯远非洁白无暇的。他在主管救济院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八○八年至一八○九年），由于尅扣救济院的供应来为家里买酒及其它奢侈品而酿成丑闻。他帐目上的一个伪造的名目“穆尼夫人的杂物”，很快就在反对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中间传为笑柄。可是，这毫不影响穆尼重新当选为协会的大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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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早期以印第安情调的嫡戏为其会员消闲遣闷，并具有后来美国服务机构的性质。会员分为“猎人”和“斗士”两类，由十二名头头管辖，这十二名头头又由一名大头头统辖；以“月亮”为基准计算时间，并给每个月起个虚拟的印第安名字。总部称为“陋屋”。塔姆梅尼协会的好汉们每年在七月四日和塔姆梅尼节（五月十二日）都要象印第安人那样画着花脸，手持弓箭和战斧游行。纽约的圣·塔姆梅尼协会还批准设立其它塔姆梅尼小“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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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姆梅尼协会在大批爱尔兰移民由于饥荒而移居美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但除去一八○九年提名帕特里克。麦凯进入州议会之外，塔姆梅尼协会从未把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列入其同意的候选人名单之中。一八一七年四月二十四夜，两百名爱尔兰移民列队前往塔姆梅尼大厦，为的是说服协会提名才干出众的爱尔兰爱国移民托马斯·埃米特作为他们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尽管争论发展到挥舞椅腿和投掷砖头这样激烈的程度，固执的塔姆梅尼协会负责人依然拒绝提名这位爱尔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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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一年纽约州制宪会议扩大了投票权，一八二六年通过的一项修正案取消了纳税限制。爱尔兰移民在一八二七年秋纽约市选举中崭露头角。预期次年在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 亚当斯之间进行的全国竞选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爱尔兰移民是“生就的民主主义者”，热情地崇拜杰克逊将军。他是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在新奥尔良痛击了英国人。全副武装的爱尔兰保镖陪同杰克逊的支持者去投票。据目击者说，在第八选区，二百名爱尔兰人“由一名双手持着上了镗的手枪的杰克逊支持者引导走向投票箱，他们在投票箱前每人一连三次投了杰克逊的票”。第四选区的旁观者目击一名爱尔兰人同一名佛蒙特州人之间一场历时五小时五十八分的搏斗，这就给了爱尔兰籍保镖借口，来驱逐反对杰克逊的选民。此时纽约的爱尔兰人已在仿效他们家乡选举时的那种粗暴形式。不过，他们不是由地主而是由他们的移民头头们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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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理所当然激起那些彬彬有礼的老移民的恐惧。《全国鼓动报》抱怨说，”选举中只要出现一个爱尔兰人，他的选票必定会通过……。这是爱尔兰人的胜利。外籍人出了风头。”它警告人们说，爱尔兰移民是“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具有惊人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力的外国集团。”这类警告反过来又促进了爱尔兰移民的团结，他们利用诸如纽约《说实话》之类的报刊维系爱尔兰移民间的团结，从而维系着对民主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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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八三○年代，塔姆梅尼协会已把全市性的体制组织起来，每个移民团体都有自己的专门会议和合适的知名人物充当领袖。一八三二年的全国选举再一次激发了爱尔兰移民对反英将领杰克逊的狂热爱戴和对“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刻骨仇恨。他们指责亨利·克莱策划使美国银行骑在贫苦的美国人身上，就如同英国银行一度骑在贫苦的爱尔兰人身上一样。爱尔兰移民的增多和集中使得纽约的爱尔兰人在塔姆梅尼协会、在纽约市和在全国政治中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纽约市下东区的第六选区成了美国最大的爱尔兰天主教社会的中心，并且除了爱尔兰本身以及英国兰开夏郡和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爱尔兰社会。塔姆梅尼协会想尽办法争取移民，由于共同的感情、对故土家乡的怀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而连结在一起的爱尔兰人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争取到的。爱尔兰人先知学会提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技工互济会和布赖恩·博里赫姆俱乐部（尊崇爱尔兰贤人和英雄人物，也包括圣·塔姆梅尼）这两个团体也已经被理查德·康诺利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人们称理查德·康诺利为“狡猾的狄克”，因为他后来是特威德帮的成员，并且最终成了叛徒。爱尔兰移民、塔姆梅尼协会和民主党已经开始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塔姆梅尼协会的青年委员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的子弟提供政治实习的机会。例如，约翰·麦基翁便曾在这种委员会工作，并且成为依附于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的律师，一八三二年进入纽约市议会，一八三四年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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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爱尔兰裔的政治组织者当中最为干练的一个是迈克尔·华尔什。华尔什集乡下佬、煽动者、帮伙头目和真正的人民战士于一身。他童年时代就在城市街头混，熟悉那里流行的一套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于一八四○年组织的“斯巴达帮”是一伙年青力壮的爱尔兰小伙子，这些人跟随着他去出席会议并且迫使难驾驭的塔姆梅尼协会领导人听从他的意见。他与后来成为专门传播谣言丑闻的《全国警察新闻报》的创办人乔治·威尔克斯一起，在一八四三年创办了《地下工作》杂志。华尔什宣称，“我知道，我们这些在地下活动的民主派掌握着权力，只要我们加以行使就行了。”他问道，谁是那些可敬的舆论炮制者？”他们是一群肚子里灌满了酒却大言不惭地谈论禁酒，后背鞭伤未愈却夸夸其谈礼义廉耻，口袋里装着受贿得来的钱却侈谈诚实的虚伪恶棍！”华尔什预言他“将会战胜所有这些腐化的反对派，犹如气球飞越粪堆一样。”他确实做到了这点。他惜助其帮伙之力及其灵牙俐齿说服了塔姆梅尼协会，使之相信华尔什及其爱尔兰裔选民是值得争取的。一八四六年塔姆梅尼协会提名他取代塞缪尔·蒂尔登，选入州议会；一八五○年华尔什被选进联邦国会，并一直任职到九年后逝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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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大城市政治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爱尔兰人的作用，至少在纽约是如此。早在一八三五年时，当地贵族政治的代言人平衡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解释说，“助理市政官一职对于悠闲自在、有才有智但对妥善处理城市居民切身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来说，是令人向往的，也是梦寐以求的。”三十年以后，“大头头”威廉·马西·特威德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把这些市政官叫做“四十大盗”。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说美国城市政治中引进了“爱尔兰方式”，促使政治生活出现现金交易的风尚，那么，它还起了一些别的作用。它使得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为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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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裔政客通过其政治集团和他们的工具——塔姆梅尼协会，使自己成了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物，或者更确切他说成为个人服务的代办。爱尔兰移民和其他新来的移民是他们的主顾。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六选区的市政官，例如酒类经销商丹尼斯·麦卡锡、律师托马斯·布雷迪和杂货商菲力克斯·奥尼尔，都为他们的选民干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们是职业介绍所，提供政府职务或者向私人雇主施加影响。他们周济没饭吃的人，向病患者提供医药。由于无能或者不走运而经营失败的人，他们会帮助他们重整旗鼓。他们为穷苦的寡妇或破产的家庭筹措互济金。他们从事古老爱尔兰的牧师所干的许多事情。他们参加守灵和丧礼；他们开导没有文化的人和糊里糊涂的人。他们全日工作，终年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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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头头”个人的贡献同肯特法官所描述的“妥善处理城市居民切身问题”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头头”决非等闲之辈，他只不过是暂时为公众事务尽些义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对此，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在该世纪之末《关于实用政治的通俗谈话》一文里作过精辟的描述。当时人人讲究利害关系，“头头主义”盛行。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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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或者其它地方，没有任何政客跟塔姆梅尼协会的地区头头完全相似，或者象他那样办事情。这种人照例是除去政治之外，别无它业。他一年到头日夜玩弄政治，他的总部的牌子写明“从不休息”……是个慈善家？决不是。他只是无休止地玩弄政治。他是在塔姆梅尼协会培养起来的，懂得如何打动广大选民的心。他并不想开动选民的脑筋。他的信念是，辩论和竞选印刷品从来争取不到选票……下面是普伦基特所写的一日工作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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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两点：从睡梦中被门铃唤醒，来到门口，见是一位酒吧招待员，对方请他前往警察局保释一位由于违犯税务法而被捕的店主。交了保并于三点钟回家上床再睡。清晨六时：被行经房前的救火车惊醒。匆忙赶至火灾现场，因为按照塔姆梅尼协会地区头头的习惯做法，必要时应支援火灾受害者。遇到他选区的儿位队长，他们受命时刻注意火灾，因为火灾是赢得选票的大好时机。发现一些因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住户，把他们接到旅店，给他们吃穿，替他们安排临时住处，一直到他们能够租赁到新的寓所……。集团政治是不谈意识形态的政治。在爱尔兰，忠诚是局限于某地并以某人为对象的，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原则而是利益。在美国城市里，目标也是自订的，那就是：某区选民的需要和集团政治的长期生存。移民政治是个人需要的政治。职业、房屋、食物、友谊是要紧事，“头头”们在税收或者对外战事中的地位则无关宏旨。最重要的事实是，一八五五年纽约市一千一百四十九名警察之中有四百三十一人是移民，其中三百零五人是爱尔兰人。美国城市里的爱尔兰人实际上创造了自己特殊类型的政治，从而扩展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新内容。如同早期定居的美国人把政府视为服务机构一样，这些新来者也有他们自己的期望，只是期望不那么高罢了。他们最初所期待的首先是同日常生活手段有关的服务，而非同财产相关，首先是找个工作，而不是落实地权或资助修建铁路。正如在北美大陆无主的广袤土地上，美国人寄希望于州和联邦政府创办新的服务机构一样，在鳞次柿比的迅速发展的沿海城市里，无家无业的移民也期待着开办新的服务机构。在那里可以重新看到受压迫的爱尔兰乡下人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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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权的美国政治体制有助于爱尔兰和其他移民集团获得荣誉、财富和政治权力。如果只有唯一的全国性立法机关，只有唯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移民们在政治上的崛起恐怕就要推迟到他们同化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之后。而到那个时候，他们恐怕就难以有所贡献了。可是，联邦制连同其大量的地方政府和分散各处的政治机会，使得爱尔兰人和其他移民易于在同化之前参与政治。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使他们得以保留自己的特性并以此作为分享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新来的移民集团虽然不能选出一位联邦国会议员，但仍然有可能推选代表进入低一级的州议会或者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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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爱尔兰人并非围绕着重大的政治原则而团结在一起，但这一点并不构成他们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障碍，甚至还是一个有利条件。如果说扶贫济穷不足以作为治国纲领的话，但却足以把一个城市选区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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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一 扩展城市：主要街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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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出现之前的年代里，美国城市建设的格局着眼于使每个城市具有轮廓明晰而结构紧凑的形式。按照建筑学家凯文·林奇的话说，殖民时期的城市“一目了然”，很讨人喜欢。城市的区域和道路极易辨认，不难找到市中心。然而，每个城市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使外地人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何地，使当地居民有一种身在家乡的感觉。为了便于防卫和通往水路，城市往往紧凑而处于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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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沿海地带，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留下的影响各有其特点，形成了风格迎然不同的城市。圣·奥古斯丁、新奥尔良、莫比尔、威廉斯堡、查尔斯顿、安纳波利斯、纽黑文、纽约、费城、波士顿以及其它不大知名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格局，使得居民和外来的人很容易就记住城市的样子并且一眼便可找到商业区和行政区。同样，在具有西班牙影响的美国西部地区，教堂、堡垒以及传统的印第安人住所形成了圣菲、圣迭戈、蒙特里、旧金山、圣巴巴拉、圣安东尼奥以及几十个较小的居民点。当这个国家在波托马克河上建都时，这个首都便成了世界上轮廓明晰而紧凑的城市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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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美国人横跨北美大陆兴建新城镇时，倾向于把城市格局搞得简单化、系统化和程式化。由于西部未经测绘的原野是被划成整整齐齐的长方形地块出售的，因而西部的许多新兴城市不管地貌的异同，全都呈千篇一律的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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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天文学家弗朗西斯·贝利于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八年访问费城和巴尔的摩时，他很喜欢这两座城市那些象格子一样整齐的街道——”这是迄今为止城市设计的最佳格局。所有美国新建城镇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建立的。”可是，等到他来到辛辛那提，再次碰到格子状的街道时，他便抱怨太单调了。“往往是抱住偏见而置优美于不顾，特别是所有这些城市的街道都是十字交叉，毫不顾及地形和周围的环境……街道当中出现一座小丘或者被一条小河割断三、四次，从而使交通非常不便，这类情况并非少见。”然而，最早出现于费城，其后纽约又加以仿效的格子状设计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地产商认为长方形的地块易于勘测，出售起来也方便，而且与勘测全国公共土地所用的长方形地块方案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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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说，如此千篇一律的格局，由于不大注重不同的地形，即使街道显得整齐，可是却不利于许多美国城市保持其独特形象。草原、沙漠、山区和城市，到处都是格子状的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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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形的格局没有明显的市中心，可是十九世纪中叶及其后在西部发展起来的城市，新的交通方式有助于形成活动中心区和交通站。在铁路时代，一些快速线路可以把人们送往市中心。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制造和批发业通常集中在那里。城市里那繁忙、壮观的火车站无疑是个内陆港口，它曾是衡量城市的商业及其活力的尺度。铁路线的汇合点自然地成了市中心，而“铁轨”则成了城市里的天然分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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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城市里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十九世纪初，巴黎带头添置公共马车，或者叫做“大众车辆”，英文叫做omnibus，不久简称为bus。这是一种任何人只要交一点车费就可以乘坐的大车，它走一条固定的线路。城市里未铺砌石子的道路，在阴雨天简直是寸步难行，而铺过的路用的是大块鹅卵石，因此乘坐公共马车是既缓慢又颠簸的。其后，一项明显的改进是铺设铁轨，就象煤矿里已经采用的那样，车轮要同铁轨相吻合。当然，这些行走在铁轨上的车依然是用马来拉的。美国人所说的“有轨马车”大约在南北战争的期开始使用。至此，无力拥有私人车辆的人已有可能住在城 外而在城里工作。市内有轨马车和蒸汽火车一样是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开往市中心的有轨马车带来百货商店的顾客、参观博物馆和看戏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商业区”。随着郊区的发展，有轨马车也使郊区活跃起来，因为通常这种车都开往每个郊区的一个中央车站。车辆线路决定了费城、芝加哥、洛杉矶以及佛罗里达州最初居民点城外新建筑的位置。蒸汽火车由笨重的机车牵引，噪音大，有失火的危险，所以不适合短途和停站多的交通，也根本不适合用于市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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