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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毫不妥协的对语言进行描述的观点在词典中却反映得比较慢。因为词典编撰者不同于搞语法的人，他们对语言的态度比较现实，而词典使用者对词典有一种假惺惺的尊崇态度，他们对语法则没有这种态度。人们一辈子都习惯于“查查词典”，搞清一个词的“真正意义”，弄明白自己是“对”还是“错”。除此之外，大词典的编纂甚至修订都是耗资巨大、需时多年的工作，如果词典只追逐时尚、昙花一现，不能受到学术界持久的尊重，慎重的出版商是不会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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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一本未经删节的足本大词典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新观点的力量和新颖之处。这本词典以口语为准，毫不含糊地采用描述法。由带绿色护眼罩的词典编纂者制作的成品能具有这种爆炸性也许是空前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G.＆C.梅里亚姆公司出版了《韦怕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这部巨著重十三磅半，厚二千七百二十页，售价四十七元五角。这是二十七年来第一部全新的未经删节的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词典。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词典，但斯普林菲尔德的出版商始终保持着一八四三年逝世的著名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的声誉。如果人们说“查一查韦氏词典吧，”他们总是指“查一下最新出版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足本大词典。”据出版商说，这部新版词典有一个长期雇用的编辑班子，集专家百余人，顾问数百人，耗资达三百五十万美元以上。词汇主体部分共四十五万条，以一千万例证作为基础，包含了以前几版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大词典从未有过的十万个新词或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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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关系学的话来说，这当然是出版界一件大事。出版之前报纸上已经登载了不少有关这本大词典的使人好奇的花絮新闻。出版商颇为自豪地说，这本书的出版“极尽宣传之能事，是任何出版商对任何单独一本书所作的最大广告宣传。”书一出版，各家日报都纷纷以头版报道并发表主要的社论，继之，发行很广的周刊和文学评论刊物又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和社论除极少数例外，都连珠炮似地发动了猛烈攻击。里士满《新闻导报》宣称：“韦伯斯特词典彻底失败。”理查德·埃姆里奇牧师在《底特律新闻》上发表评论文章声称：“新词典粗劣，错误百出，”并解释新的韦伯斯特词典如何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精神”。《纽约时报》副主编向该报工作人员发出通告，说明新闻消息版、星期日版和社论版等各部门的编辑“已一致决定，今后在所有拼写和惯用法方面仍须继续沿用韦伯斯特词典〔早期的〕第二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也告诫读者：“千万不要丢了老韦伯斯特词典。”《大西洋月刊》评论员一本正经地把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名之为“战斗的文献，它要摧毁的敌人是死板语言的一切顽固遗迹，一切坚持规范标准的尚存势力，一切区分优劣用法的准则。”这件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语言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许多人这样说），在当时被人称为“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可敬的新闻界人士和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发出的怒吼，反映了当时已主宰美国课堂的科学语言工作者在学术思想上所进行的未被觉察的革命是多么深刻。当然，这些评论者绝大多数都受过旧的“正误”派语法教育，他们对新的语言科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些有影响力的新闻界人士、传教士和著名评论家对新语言学家的成就虽表慨叹，但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子女却正在受《英语语型》的教育。新语言学家已经在悄悄的胜利中征服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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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多数语言科学家对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是热烈支持的。很少评论者可以否认，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对英语的美国用法作了最新的全面的准确描述，使外行的评论者最感烦恼的是，这部“权威性”巨著却故意对语言的“正”、“误”用法不加指引，他们所企望于韦伯斯特词典的，不正就是这一点吗？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应当可以拿词典，即神圣的韦伯斯特词典，当作指导的权威，即使社会在所有其它问题上都存在着混乱，至少在语言问题上应当对“正”、“误”有个一致的看法。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持强烈的口语观点，其程度之深，使词典中实际上可以不使用“口语”这个标记，这词典极少用那些常用标明“俚语”、“行话”、“诙谐语”、“非标准语”的标记，在旧版韦伯斯特词典中，所有这些标记是用来标志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标准书写语言中所不用的词汇。新版韦怕斯特词典不仅对旧版未收的十万字加以解说，而且收词标准也是极为宽容的，象“ain’t”（词典注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有教养的人口头使用”）“wiseup”。“get hep”、“ants in one’s pants”、“hugeous”、“passel”（代替“patcel”）之类的词全都收入，不加任何表示贬意的标志。作例证的引用语则选自他们存档的一千万摘句，这些摘句不仅引自政治家和著名作家，也引自电影明星。夜总会艺术，棒球运动员、拳击推广者，不仅引自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伊迪丝·西特韦尔、雅克·马里顿。艾伯特·施韦策，而且引自詹姆斯·卡格尼，埃塞尔·默尔曼、伯尔·艾夫斯、威利·梅斯、米基·斯皮莱恩、吉米·杜兰特、比利·罗斯和特德·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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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内市场上又出现了好几本同典，这些词典对新语言学有所重视，但仍然对读者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近似“权威”的东西。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是一本厚达二千零九十六页的巨著，由一百五十位编辑，二百名编外顾问，历时八年完成。出版此书意在与新版韦伯斯特词典竞争，售价仅二十五美元，目的在于扩大销路。出版者解释说，此书是在广泛考察了教师，教授、图书馆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的基础上编成的，这几类人正好就是当年对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大喊“你这凶手！”的人，这本词典为了避免象新语言学派那样“完全不加评注，不对使用者提供任何指引，至使其感到失望”，因而将传统方式至少保留到这样的程度，即把“长期确立的用法评语”告诉读者。比方说，“ain’t”一词就被标作“不标准的”，同时警告读者“凡不欲被别人视为缺乏教养的人均应避免使用此词。“to have antsin one’s pants”则被标为“俚语”，并举例如下“She had ants in her pantsever since she wonthat ticket to Bermuda”（她赢得去百慕大的机票以后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不可耐。）这部词典中的例证没有引用运动员、演员和其他不一定受过教育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以免独犯文人学士：也没有引自学识高深的作家和学者，以免使人觉得他们与新语言学派不和，于是便由编者自己来写。编者解释说，这是一种折衷办法，是在过时的”权威”论点和未来派的“描述”方法之间找出一条“语言学上站得住脚的中间道路”。但即使这样，这本词典的选词也是很宽容的，因为日常生活口语同汇明显地占着主导地位。在对“用法”进行规范时、只是为了使该书“充分具有描述性”。《兰登书屋词典》由于它和新版韦伯斯特词典的差别（这是一部分原因），在销售上赚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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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又出了一本规模较小的词典，再次向后退了一步，更趋向于传统的语言“正误”法，这就是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美国英语传统词典》，该书编者说，出版者“本着维护美国语言和历史传统的重大责任感……将忠实地记录下我们的语言，这是每一个词典编纂者的责任，但是，象这充满宽容精神的时代的许多其他词典编纂者一样，其责任远不上于此。不仅不上于此，而且要加上必不可少的指导，那就是，有知识的人希望从词典中找到的关于如何使语言变得精确文雅的指导。”编者比前面几本词典更加放开手脚地使用“俚语”、“粗俗”之类的标记，但他们也避免使用俨然以权威自居的标记，他们采用了大众默认的聪明办法，把他们的“用法注释”弄成一种民意讨论的产物。在这些“注释”中，由一个约一百人的“词语用法讨论会”说明他们对于有疑点的单词的意见，这些人中有许多正好是对新版韦伯斯特同典持苛评态度的人。在“ain’t”（标以“不标准的”）条下注明：“除极少数人之外……词语用法讨论会全部强烈谴责……ain’t 这种表达法，讨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认为，除非有意表示口语，否则不应使用在书写语中，即使作为口头语言，也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认为不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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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报道的一种看法，也许是对美国语言发展所作的最机灵圆滑的历史论断。它说：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是正确的”，不过要是晚三十年问世就好了。口头语言早就在积累其影响。新语言科学家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有意识地在反对真善美，他们也并非糟糕的科学工作者，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所揭示的原是一场早就在加速进行的革命，其规模之广泛、意义之深刻甚至出乎语言学家中保守分子的意料。美国人在语言科学中，也象他们所采用的其它无数出人意外的方式一样，只是使用他们的新技术来描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如此迅速运行，如此千变万化，描述起来使人感到新奇有趣，而要使之规范化却又如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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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所有地方都可见到，在今天这么急促前进的世界里，认为这个世界理应如何的那些传统标准似乎已变得无关重要了。科学和民主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至少在语言方面是如此。人们仍留恋语言方面“最优秀”分子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审慎的词典编纂者想要保持权威地位；不管这种企图怎样温和及开明，也不过是一种后卫战而已。他们一方面自觉地要“保存”语言，另一方面对新的描述语言学又表示认输，这就暗示着历史潮流的方向。当美国人为词语——这么简单的日常事情——寻求标准的时候，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毫不含糊的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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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一 从演说到向人民讲话：炉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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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一本很受欢迎的美国手册说：“演说是自由之父。”它解释说：“事物的构成注定了雄辩术应当是自由的最后依靠和支柱，有了它，自由便得以生存、发展和消亡。摧残并削弱雄辩术有利于暴君。这是他们保障安全的唯一办法。因此培养演说能力是自由国家的责任。”在南北战争之前，上述这段话曾是美国公共生活的格言，当时国内产生一种美国特有的辩论文学，人们认为雄辩术有一定的标准是理所当然的事。凡爱国的公民都熟知美国一系列著名的演说词；伟大的政治家为人民奋斗的同时，也就不断填补了世界演说文献的宝库。在半个世纪内，这种关于演说的观点就象人们穿的高扣鞋一样变得过时了。正是在那些曾经促进演说术成长的民主势力中，有许多竟成了促使其毁灭的因素。由于口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用武之地，它不再象过去那样受条条框框约束，它已经松弛了。随着涉及公共场面的美国政治方式的改变，人民大众也起了变化。甚至在说话的声音能够神奇地传播四方，让人人都能听到，使听众范围更为扩大之时，令人惊奇的却是，话语也变得更加亲切了。在人们崇尚演说之后的这个时期，公民的感觉是：他们与民主领袖之间更为接近但实际距离却更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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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讲授道德哲学的教授编写的《麦克古菲选粹读本》，自一八三六年问世以来几乎控制了课本市场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套读本之所以有名，乃因它在宣扬道德的同时，把某些美国经典文章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作品。但是，带进课堂的一亿二千二百万本麦克古菲读本确是向美国人传播了琅琅上口的作品，同时也使口语艺术平民化了。美国世世代代学童当作课本读的这套书，其目的在于教会孩子大声朗诵，这一点有时倒被人忽略了。《麦克古菲选粹读本第五版》（一八七九年版），一开始就说明“朗诵作为演说练习”的目的，接着提出十二条规则以及关于发音、转调、重音、强调、抑扬顿挫、诵诗停顿等各个方面“正”和“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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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九：句子中表示比较、对比、否定和肯定的不同成分，或用or作为转折而连接的部分，需要采用不同的语调。一般说来，第一成分用升调，第二成分用降调。但是，这一顺序有时也可以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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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麦克古菲建议，“为了表示庄严或严肃的思想，以及有时为了表示强烈的情感……声调应该一致。”给学生的第一篇练习就是一篇悼词，《富兰克林逝世（用庄重语调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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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时，小学生要根据他们“从容而正确地朗读”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能否升级。中学里经常举行带有“演说和练习辩论”性质的公开朗读和背诵仪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擅长老式演讲术的最后一批大师之一，他回忆在中学里一个文学团体和一个辩论会中受到的训练，那使他在“辩论技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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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美国高等院校大量兴起，辩论法、雄辩术和演说术成了主要课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哈佛学院上学的亨利.亚当斯对有教养的欧洲人颇为熟悉，他说，“欧洲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在大庭广众面前会突然吓得手足无措，这种事美国人听起来会觉得最奇怪不过了。”亚当斯在高等院校受过训练，他可以“站在美国或欧洲任何数量的听众面前神色自若，这种容易令人兴奋的场合反而使他神经更加镇定。”他接着说：“当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是否有话可说还有待分晓哩。”不过对年轻的美国演说家来说，内容问题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二十世纪初，各个高等院校之间出现校际足球赛之前先就有了校际辩论会，这是高等教育最有组织的活动之一，为这活动成立了专门的辅导组织，出版了教材，制订了计划.还组成了校际“竞赛联合会”。美国高等教育重视演讲术，是由美国某些特殊环境因素促成的。新成立的几十所大学和学院聘请附近教堂的牧师担任兼职教员。当时国家正在蓬勃发展，立法机构日益增多，大学本科生都怀有雄心壮志，争取将来在这些机构中谋得一个席位。由于演说盛行，由于美国人是通过爱国者和政治家的演说（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拟的）来了解本国历史的，于是这便成了美国民主的一个信条，即公开讲演确有其伟大典范和正确标准。人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对“辩才”一同有一致看法，他们对于选择哪些作品编入《世界著名演说集》也并无歧见，这一套布面精装十卷本的书销路很好，那些除了圣经和邮购目录册之外没有什么藏书的家庭，也都在客厅里摆上这部书以壮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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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样的年轻人渐渐认为，演说水平是对他们是否具备政治家伟大素质的一种测试。中学和大学仍然广泛教授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那些想了解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罗所用词语的学生来说提供了古典范文。学生们习惯于记忆和诵读.些爱国演说家的名篇，诸如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詹姆斯·奥蒂斯的《反对搜查令》；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向海恩质疑》：亨利·格雷迪的《新南方》等等。这种习惯使一代代学生培养了另一种兴趣，坚信历史上的“著名演讲同”确实不同凡响。教师将创作这些伟大范文所须遵循的规则教给学生。在美国中学和大学里，辩论术仍是一门基本课程，古典课程包括西塞罗的“演说术”，贺拉斯的“诗的艺术”和朗吉纳斯的“论崇高”。在语言文学的所有教学中都贯穿了正确演讲方式的训练。休·布莱尔（“其辩才足以使猎犬停下静聆”的苏格兰牧师）所写的《辩论修辞学与纯文学讲义》（一七八三年）早就是“耶鲁”和“哈佛”的课本，此书的费城版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已印刷三十七次。诸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辩论术与演说术讲义》（两卷本，一八一○年出版，是他在哈佛任辩论修辞学和演说术教授的讲稿）之类著作，则将古典范本和英国课本的原则应用于美国的具体环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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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竞争的辩论修辞学“各门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信条，并有专门词汇和教学体制，这都有助于让教授提高其课程的地位。詹姆斯·拉什博士（本杰明·拉什博士十三个孩子中的第七个）打算给“辩论修辞学家以生理数据”，他的《人类声音的哲学》一书（一八二七年出版，至一八六七年已出六版、及其一套详尽的词汇风魔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他对“根音”和“弱化音”的区分，以及他对“主重音音节”、“次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的分类，成了其它许多教科书的基础，这些教科书都试图用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来解释古代的辩论术。一派以“发音操练术”为基础。另一派名为“德尔萨特表意系统”，是巴黎声乐教师弗朗索瓦·德尔萨特建立的，用三式动作来解释宗教上的三位一体：一式名为“正常”，即围绕中心的动作，表示“生命”；二式名为“离心”，即离开中心的动作，表示“心志”：三式名为“向心”，即朝向中心的动作，表示“灵魂”，于是演说论辩的一切姿势和态度都可以分入九个细类，从“正常——正常”，到“离心——向心”，再到“向心——向心”。弗朗索瓦·德尔萨特的美国弟子为了要与拉什的课本及“发音操练术”竞争，提出“和音操练木”，这种方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初，不过，对这类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也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不祥迹象。早在一八三五年，“哈佛”第一位教演说术的“科学”教师乔纳森。巴伯（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认他为师）要学生们使用竹条制的球体掌握三百六十度范围内姿态变化的层次时、学生起来造反，竟然强迫这位有才能的教授辞去教职。他的继任者，有名的爱德华·钱宁，在南北战争前那段时期曾培养了许多新英格兰的著名演说家。他提醒学生不要一味模仿古典范式：演说家不应是“群众领袖”而应自认为是“群众的一员，和他们一道讨论休戚相关的事，”但是大家对“著名演说词”的崇敬心理依然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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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表的“金十字架”演说使他在一八九六年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事充分证实了群众对辞藻华丽的重要演说词存在着敬畏之心。当时，有势力的传统型“演说家”在社会生活中居有显赫地位，致使这种传统得以保持下去，这类演说家包括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泊特·拉福莱特、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诸如鲁弗斯。乔特、伊莱休·鲁特、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克拉伦斯·达罗这些律师在美国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似乎是向年轻人保证，辩护及辩论技术是成名致富的途径。旧式大演说家伍德罗·威尔逊恢复过去的做法，以演说方式向国会发表总统年度咨文，再次向全国表明演说家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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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仍然教授演说辩论术；新的全国性演说课教师团体的成立使这门课程更加流行。到一九三○年时，在规模较大的中学里，正规课程中都包括演说课，这并非因为校方对古典范文重新发生兴趣，而是因为美国教育部门是按照科目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生活并使生活获得成功”来开设课程的。至于通过“新评论”的形式来重振辩论修辞学，则仅限于立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范围，这种“新评论”是由埃兹拉·庞德和T.S.埃利奥特的作品所带动，并由L.A.理查兹和肯尼思·伯克的评论文章使之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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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对演说兴趣的日益扩大很难称之为“新辩论修辞学”的发展，因为它与传统的学习没有什么关系，后音是要学习古典范文和受尊崇的原则，现在重点已转移到实际问题上，那就是：如何表现个性并“制造良好的印象”。教师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学会面对广大听众时要“轻松自如”，还要设法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听众的观点。通用的新课本旨在培养“交谈的态度”，自觉的平民化趋势则把这种目标（需要一颗善良的心甚于受过训练的意志）解释为“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因为“语言交流的真本领在于：学生会用适合不同对象的声音和语调讲话，当他有话要说时就会以不吐不快的感情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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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发展的关于说话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被应用于纠正诸如结巴和口吃一类的发音缺陷，也应用于治疗各种年龄的人的发音毛病。到一九二○年时，在芝加哥、纽约、克利夫兰及其它地方的公立学校中已开设语言纠正课程，在某些大学中还设立了专门的诊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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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的转移非常明显：原来讲究的是“辩才”和“演说术”的模式和标准，现在谈的是人及其问题：原来要求的是“能言善辩”和“辩论技巧”，现在则是自我修养和个人成就。代表这种演说新观点的有名人物是戴尔·卡内基。教辩论修辞学的学究式教师虽对他一向忽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长篇的美国“言语教育”学术史中），然而卡内基写的书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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