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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卡内基的一生典型他说明了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发迹的。他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进了沃伦斯堡的州立师范学院。他没钱住校,就住在自家农庄里,帮助于点杂活,每天要骑马六英里去上学。因为他体重不够,没资格参加学院足球队,就只好参加辩论组。毕业后,他当过推销员,想碰碰运气。后来,一九一二年在纽约,他参加了一次“社交晚会”,在会上他朗诵(有钢琴伴奏)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的作品《六月夏意浓》和《走吧,拿破仑,看来要下雨啦》。他的朗诵使一百二十五街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卡内基想在该青年会教演说课。正式教师每晚的授课费是二美元,该负责人虽不愿冒险出这么多钱,但让卡内基以分享授课收益的办法来授课。卡内基回顾说,他的学生“希望在业务会议上能站起来讲几句话而不致于怕得发晕,推销员则希望在与难以对付的顾主面对面交谈之前不必在附近街区转三个圈来鼓足勇气。他们希望培养自信心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他们希望在事业上求得发展……如果我要谋生。我就必须现实些,”他在费城、巴尔的摩、威尔明顿开办夜校,教这类人如何“克服害怕心理”.他研究出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并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他所办的“戴尔·卡内基有效谈话处世课程”越来越吃香,为应付这种需求,他在别的城市也设了教学点,他培训教师并控制在全美国和国外各地使用他整套教学方法的特许权。到一九七○年时,卡内基课程。学费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八十五美元,因地区不同而有异)的学生总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卡内基为他的课程撰写的教材《交友待人之道》,在书店创造了销售奇迹。该书由西蒙及舒斯特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的总经理就曾参加过卡内基的行政管理人员课程),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后的头两年内,每天卖出五千册,每本售价美币一元九角八分。该书在十年之内一直是畅销书,到一九七○年时已售出九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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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人学士嗤之以鼻,公正他说,卡内基的书确是继承了自学文献的古典传统。弗朗西斯·培根和米歇尔·德·蒙泰涅的散文,巴尔达萨尔·卡斯蒂莱昂纳的《邀宠者》,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训儿家书》,都对意欲上进的有志青年提出忠告。在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所写的《工程师的生活》以及他那些关于“自助”、“节约”、“责任”的活泼爽快的文章,开始使这一类文献适应更广大读者的要求,也适应工业时代更为严峻的需求。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的历书》中最为大家所知和最常引用的段落是神父亚伯拉罕的演说,名为《致富之路》,听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讲学和读过他的书的美国人,大多数认为他并非超验论者,而只是向人们指出“自立”之道,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随后美国还出了一个奇特的先知,宣扬自我修养,那就是假波希米亚人埃尔们特·哈伯德。他撰写的《致加西亚书》(一八九九年)是描述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一个足智多谋的美国中尉自力更生的寓言,一共售出四千多万份,主要是售给工业公司,在雇员中间散发,虽然卡内基的书没有文采,它纯粹是用普通文体写的,但却具有最有效力的宣传性文章的优点,他的书包含着精采的心理学见解,切合实用,使自我修养的道德传统适应二十世纪美国特殊情况,就这方面而言,长期以来还没有其它著作能超过这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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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待人之道》一书的问世,正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之际,美国人希望探索功成名就的新途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发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唯一要怕的就是‘害怕’本身。”正是这句话成了戴尔·卡内基课程的中心思想,但文学评论家和学术界人士却嗤之以鼻,辛克莱·刘易斯读了卡内基的“让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包括第二条:微笑)之后,承认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赚到大钱,“当然也有点不利之处。那就是:这些方法也许会……使他妻子没法和他共处。”詹姆斯·瑟伯宣称,卡内基的例子里所表现的“虚情假意”十分明显,“就象宴会中的鬼魂似的”,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在自杀前不久写了长篇大论的讽刺戏滤文章,名为《失友坑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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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内基课程开办的初期,知名人士或高级主管常常化名参加,到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卡内基课程广泛获得美国有事业的人士的信任。校友中包括一位联邦教育局长,一位肯塔基州的州长,一位马里兰州的州长,好几位大使和海军将领,以及古德里奇橡胶公司的董事长、国民饼干公司的总经理、雷格尔鞋业公司的总经理、邓恩一布雷特兹特里公司的总经理等人。许多大企业,诸如威斯汀豪斯公司、麦格罗一希尔书业公司、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纽约电话公司,都在它们自己的公司内为其雇员和经理人员开设卡内基课程。卡内基显然提供了一种美国人甘愿花钱购买的有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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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开拓进取传统的国家,戴尔·卡内基成了进取者的进取者。他是靠出卖推销员的才能而成名致富的。卡内基企业通过组织联络、广告宣传以及乐观向上的创业精神吸引了每一个其成功“尚未正式实现的”美国人。卡内基课程与卡内基课本遍及全世界四十五个国家,缅甸的吴努总理把卡内基的《交友之道》(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译成缅文。他访问美国时说,至少缅甸的情况是如此,卡内基著作的销量超过马克思的书,他并说他到美国来最想见的人就是戴尔·卡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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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的自学课程原来只打算作为一个自我修养课程,虽然也教“致富之道”,主要却是修养品德。卡内基的着重点不是放在“品德”上而是放在“为人”上:“微笑”,因为这是“获得良好的最初印象的简单办法”。他和提倡传统自学课程的大多数前人不一样,他强调言语和讲话之道。在二十世纪技术发达的美国,依靠民主实现了象柏拉图这种古代在哲学上反民主的人物的预言,并赋予讲话之道以超常的新力量,美国民主将越来越依靠讲话之道及讲话所造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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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时美国已有将近一百五十万部电话,到一九三二年则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万部。电话问世以前,人们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写或印刷的文字,但在口头交流的新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和几乎任何其他人就几乎任何问题或并非就任何问题进行交谈。于是,交流就成了不那么正式的了。电话已成为办事的手段。过去社交邀请是通过信件进行的,现在则靠电话,过去写的情书现在已由长途电话里的绵绵情话所取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无线电开始面世时,人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把它当作一种“无线电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线电话实际上是不能保密的,不利于个人之间的交谈,这就使许多人认为它没有商业价值,不切实用。谁愿花钱去打任何人都能听到的电话?只有少数抱有幻想的人,象戴维·萨尔诺夫这种人,才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想的是把无线电当作娱乐工具,可是,一九二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决定跨入这个他们称之为“公众无线电话广播”的领域,其原因是害怕无线电的发展会使电话股票的价值下降。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回顾说:“他们电话公司不安排任何节目,公众自己参加进来,任何人如果要想向全世界讲话,或者想作什么表演,都可以到这里来,就象进入公众电话问一样,付了钱就可以讲,讲完了就出去。”他们把它叫做从“空中电话间”发出的“付款广播”。当然,未来的广播事业不是朝这种方向发展,而是利用这种新技术的一些新特性,凭着这种特性,现在已能把信息和音乐传送到无法确定的、既看不到又数不清的听众那儿去。公开讲话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对成千上万的听众讲话,唯一的办法是站在讲台上演说,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规律化的演说方式:演说者站起来,大声讲话,做大动作手势,以便远处角落的听众能够了解,在扩音系统盛行以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他那篇《金十字架》演说之所以极为成功,就是依靠他那强有力的响亮嗓音。无线电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而把美国政治形式也改变了。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都处于新的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说也奇怪,无线电仍是一对一的交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过去带有更浓厚的私人谈话气氛。不管对多少人讲话,都能产生一种新的亲密感,听众人数大量增加实际上已使情况变得非正式了,这一点似乎令人奇怪但却是事实,不过很少有人注意罢了。无线电(后来的电视更加如此)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隔离状态:听讲的人在自己的起居室、厨房,车间、乃至汽车里面,独自一人从收音机里听到广播的声音,他感到而且确能做到和广播者单独共处。在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新的情感。“公开演讲”变成了向你说话似的。电影问世初期,制片人对影片明星的真名保守秘密,深恐一旦人们知道那“电影女郎”是谁,她的名声就会盖过公司,她就要索取高不可攀的报酬。与此相同的是,一九二五年以前,广播电台一般都不透露广播员的姓名,虽则有些电台也允许广播员用神秘的缩写代号签名。有一位广播迷写信给路易斯维尔的WHAS 电台,后来他接到一封正式复函说:“透露广播员的姓名会违反本电台的规则。”但随着播音者与听众之间出现新的关系,广播迷的来信日益增多,听众坚持要求多知道一些电台广播员的情况。研究广播历史的学者埃立克·巴尔诺说,一九二二年广播演员仍然想象他们是在一个大厅里表演,一九二五年的形象就“舒适些”了。“许多艺人喜欢把听众想象成‘单独一个人’。听众来信也鼓励了这种想法;任何其它大众传播媒介都不象广播这样使聆听的人产生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亲密感。”广播迷的来信愈来愈亲密,甚至于表现了强烈的感情。一封给WJZ 电台广播员特德,赫辛的信中写道:“你愿意在一位女士面前出现让她惊喜不已吗?”在这广播“人物”的新天地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部收音机,就可以享受远距离秘密幽晤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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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麦克纳米为WEAF 电台的“一九二五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播音之后,他收到了五万封信,诺曼·布罗肯希尔(他父亲是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牧师,曾为救世军到处奔波)为以后的广播人员创了一个先例,即争取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在为家庭主妇作参谋这一首创节目中,在介绍特邀演出的嘉宾时尽量掺夹他本人的轶事趣闻(例如他说:“我要向各位坦白,今早我用房东太太最好的毛巾抹我的剃胡刀”),这么一来,广播迷的信件便源源不绝地写给他而不是写给那演员。他到华盛顿去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就职仪式担任广播工作时,竟搞了两个小时的临时穿插节目,一有机会就报自己的名字。他说:“为那些热诚的听众,我甚至好几次拼读自己的名字。”深夜节目往往使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更感亲密,听众迫切要求这些深夜广播人员“亲自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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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人对千百万人谈话真的成为可能了。对于每个听众来说,公开的谈话不管同时有多少别的人也在听,却可以成为个人与个人的谈话。就广播来说,情况也只能是如此,因为聆听的人没法知道还有谁在听,或者什么地方还有别的人在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最初有圣诞节广播期的一次广播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在电台播音说:“KDKA 电台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又在KDKA 这座无边无际的剧场里重聚,这剧场的后排远在千里之外,观众坐的全都是私人包厢,迟到早退毫无关系,既不会使台上讲话的人难堪,也不会打扰其他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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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交流毕竟是单向的。如果是演说,即使会堂很大,听众仍可以大声抗议,欢呼鼓掌,或者嘘声哄赶,演说者都能听见。现在用无线电广播则是听众可以听得到,却没法作出反应。当然他可以写信,有时也真的写了,正如我们所知,要想了解听众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感觉,需要一种研究“听众反应”的复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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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民主的那套老生常谈,现在出现了预料不到的新变化。确实,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人能够听到他们领袖的声音。但是,人民已经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再是欧洲社会学经典著作中所说的或者居斯塔夫·勒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所谓的“一群人”。听广播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比较密集地聚合在同一地点的一大群人”,也不再是“面对面的一群群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广大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其他人左右的情况下,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作出他自己的反应。“事先录制的”笑声和广播室观众的鼓掌声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广播中所缺少的应有现象。即使这样,“人民”也已经更加私人化,至少在一种意义上说是更加个人化了,因为“听众”忽然变成了分别处于各地聆听的很多“个人”的总和。这一情况对于有关民主的种种格言意味着什么,对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的众所周知的力量和弱点,又将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广播电台面对的听众是无法归类的——听众既不固定又无法预测——因此电台就必须为所有各类人都准备一些东西。要知道,如果听广播的人不想听某个节目,他只要转一下旋钮就行了,而且鉴于听众很容易发现更加吸引他的节目,各个广播电台部得拼命想办法,千方百计使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不要转钮关掉本台的节目。于是,他们就推出适合各种口味的大杂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广播节目主要是音乐,中间有时穿插一些现场访问、演说,在适当时候也安排政治演说或总统就职演说。最重要的是节目的综合性。纽约WJZ 电台一九二三年的节目包括:莱茵戈尔德四重奏、舒拉夫茶室管弦乐、沃纳梅克管风琴演奏、书评、服装款式评论以及体育新闻。除了这套精神食粮,WGY 电台的演员还和其它一些广播电台的演员一样,迅速增添了百老汇流行剧目的全剧演出(诸如《阿拉之园》、《生财之道》、《有此傻瓜》、《秃头的七种解释》、《野鸭》),接着又出现了广播剧。广播联播公司(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公司”和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广播系列片节目,如《历史的重大时刻》、《圣垒故事剧”和“真实的故事”。其中最成功的是“阿莫斯和安迪”,有人说,这个节目在使广播成为全国性传播媒介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它节目都大(一九二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广播除外)。总之,广播的声浪是传到市民耳里最多样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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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模糊了娱乐和其它东西之间的界线,也使付钱登广告和为公众服务之间的界线含混起来了。如我们所知,在电台上“广播”讲话或音乐,究竟由谁付钱,谁可付钱或谁应付钱,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混乱。戴维·萨尔诺夫一九二○年一月发表的看法是:“应鼓励每个购买‘无线电音乐盒’的人订阅《无线电时代》,该刊每期预告一个月的广播讲话、演说及各种音乐节目时间表。”该刊和享有很大发行量的电影杂志相似,其利润来自登载的广告。最初广播电台试图用减少费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付钱给表演者,他们认为表演者因广播而一举成名,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一九二五年WEAF 电台提出:“如果请来播音的是一位女士,那么可以送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派一辆漂亮的汽车去把她从注所接到百老汇一百九十五号来。”有些公司则认为,他们花在广播上的费用可以通过多销售收音机赚回来。一九二二年沃伦·哈定总统召开了一次华盛顿广播会议,由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主持,会上胡佛曾不大明确地提到“播放广告”的可能性。但胡佛接下去就让人放心地说:“把为大众服务的巨大可能性淹没在一片广告嘈杂声中,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有人建议,按照安德鲁·卡内基捐赠图书馆的办法(他对各城市捐赠款项,但当地须拨出相同数额的经费),广播事业也应得到慈善家的支持,由他们在全国各地捐建广播电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行的办法,但都认为“直接播放广告”,即把广播时间出租,用作纯商业宣传,是不恰当的最后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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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二五年,广播电台开始藉“间接”的商业广告而兴旺起来了,即由想获益于宣传的人赞助一个节目或一系列节目的播出,用这种方式制作的节目有《克立果一克勒勃的爱斯基摩人》、《金沙孪晶》、《佳运乐队》、《伊彭纳的行吟诗人》、《A&P 吉普赛人》等。有一段时间,由于担心广播受到“直接播放”广告的摆市,因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规避现象。达拉斯市的WFAA 电台在广播时就巧妙地把赞助人称之为“监护人”。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直接播放”广告的名声已经不那么臭的情况下,广告在广播中地位含糊的现象仍然存在。好动脑筋的听众在听到“为公众利益”而“赞助”某项节目时,总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搞不清楚(也许这正是广告客户的企图)赞助者究竟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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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口语语体,它既非来自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也非来自帕特里克·亨利、丹尼尔·韦伯斯特,而是来自比较成功的电台广播员。这种语体还是头一次有机会接触千千万万的人。虽则还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这样少数几个在讲台上演说的佼佼者,但那富于手势表情、令人折服的讲台演说所起的作用已远不如前了。第一位在电台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他继任总统职位后四个月在国会发表开会词(头一篇通过电台广播的这类演说词),为公开演说创立了新的风格,无意之间使柯立芝总统成了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那以典型鼻音发出的无声调变化的演讲,连同他翻讲稿的响声都通过播音器播送出来,清晰可闻。在这以后的十年中,美国人民逐渐习惯于从广播中听到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过去难以听到的声音,政界人物也就与人们更加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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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各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进行了现场广播,全国人民在会议进行的当时就能及时收听到会场的实况报道。担任报道的主要新任广播员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和安德鲁·怀特少校,前者在任体育记者时已颇负盛名,后者则主持过登普西一卡彭蒂埃决战的报道,以他们两人的个性和风格来广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连续进行一百零三轮投票的情况确是十分恰当,但却颇有点讽刺意味。十八个电台以电话线连接起来,接收WEAF 电台的现场播音,然后再由它们转播给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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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总统时,人们从技术水平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有充分准备,希望能从广播中听到总统友善的声音。好象是天意的安排,意大利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的演唱天才使唱片在音乐领域里广泛流行,罗斯福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使广播成为政治工具。罗斯福和广播好象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互相合作。甚至罗斯福由于身体虚弱不得不坐着发表广播讲话,竟也成为一件好事。在他之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地站着讲的,现在美国的总统却是轻松地坐在客厅里对那些坐在他们自己客厅里聆听的全国人民发表谈话。他当时称呼一亿五千万人民为“我的朋友们”,气氛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总统已经不再是“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说”;他只是和其他美国人一道作一次“炉边谈话”。反过来说,无线电广播对增进总统和人民相互间的感情也起了作用。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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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发表广播讲话时,就好象看到人们聚集在小客厅里,和邻居们一起聆听。他能觉察到他们的脸部表情和手的动作,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家里的情况。他讲话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就象他是和亲密朋友谈话一样。他担任总统期间,我经常在白宫目睹他发表广播演讲。我感到他完全忘了我们在场的二、三十个人,而全神贯注于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他一边讲话,一边自然地点着头,双手做着简单、自然而舒展的动作。他脸上露出笑容和开朗的表情,就好象真的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和客厅里一样。人们也同样感觉到这种气氛,而这就使他们和总统在感情上水乳交融。有几次,总统发表演说时,我自己也坐在小客厅或走廊里。我曾见到男男女女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和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也都在那儿以友好愉快的心情聆听。他们和他通过无线电的媒介而互相交流了,情景真实感人。当他诉说某个悲惨情况,谈及欧洲被迫害的人所受的痛苦,失业者的贫穷潦倒,无家可归者的苦难,以及阵亡将士家属的悲寂时,我看到听众珠泪盈眶,那泪水发自内心,为总统的话所感动而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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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听到他们的笑声,当总统谈到他的小狗法拉被他整得团团转时,他们笑了。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自然而又简朴。他对待小狗的态度,体现了一般人在家里对待自己宠爱的动物的态度,全国各地收听广播的人发出的笑声是对这个人的纯真、自然而又充满感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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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传给了每个人,而每个人也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罗斯福发表第一次就职演说后,白宫收到五十万封来信。白宫邮件如此突然剧增,说明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个人政治。对每个从政者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衡量尺度。评论员都高度赞扬罗斯福的广播技巧,称他为“真正的内行”——很象一百年前美国人可能称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伟大的演说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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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一方面造就友善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被煽动家利用的手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处在广播时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却都不是靠广播而是靠面对面的群众大会来开展他们的运动,在大会上人群的歇斯底里情绪和纳粹冲锋队员的纪律两相结合,可以产生他们所需要达到的狂热程度。极权国家老是疑虑公民个人所拥有的收音机,认为它可能成为叛国的工具,因为这种东西是私下用来接收传播的。但是,对私人收音机采取压制或限制使用的办法是从来不可能完全奏效的。自由欧洲电台(美国在冷战时期搞的)以及另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秘密渗透到被压迫的人民家里。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可以私下收听广播,这也有助于那些想当独裁者的卑微小人、散布仇恨的人和蛊惑人心者。他们的话之所以还有人听,是因为听众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内收听,如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让听众参加,人们也许根本不会去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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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二七年,“广播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每周就在底特律郊外他的小花圣祠收到遥远的热心听众来信四千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他发表演说攻击胡佛总统是“有钱者的圣灵,华尔街的护佑天使”后,接到的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二十万封。这位神父不得不雇用九十六位办事员替他处理每周八万封来信。听众描述他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醇厚、雄劲,如此暖人心窝,使人感到亲密无间,又如此感情洋溢,充满迷人的魔力,以至于任何人在拨频道时如果越过他的声音几乎都会自动拨回来听他的讲话……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演讲之声中的一个。”最初他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有力、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一九三四年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反对他提出的通过自由铸造银市而使通货膨胀的计划之后,他成了直言不讳的反犹分子,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社会正义全国联盟”,变成了希特勒在美国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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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朗是另一个早期支持罗斯福而后来反对他的人。他的广播讲话具有亲切而粗俗的风格,这使他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按广播系列节目《阿莫斯和安迪》中的人物给自己取名“头子”,并宣称自己是广播时代的产物。在路易斯安那州,收听深夜节目的听众熟知他广播时那种放纵不羁的个人特色,这种节目有时长达四小时。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他向参议院提交他所拟“关于财富再分配的朗氏方案”(对一切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财富课资本税的方案)后,他确曾向全国广播公司购买播音时间以便在电台上为自己的提案讲话。于是,他成了购买广播时间向全国听众讲话的第一位美国政界人物。他以下面的开场白开始他的广播:“朋友们,你们好。休伊·朗向你们致意。我有重要事情对你们讲,但是在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打电话给自己的五位朋友,告诉他们休伊马上要发表广播讲话了。在你们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先随便讲点什么,大约四、五分钟左右时间想必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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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人物如休伊·朗班子里的煽动家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领养老金的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等人,他们各自都在广播上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一九三六年激烈的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为对抗罗斯福广播讲话的吸引力,巧妙地改编了各式各样的“日间长篇广播剧”,将“新政”的可怕后果加以戏剧化,名之为《自由处于十字路口》,在电台上广播;此外还搞“广播辩论”;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出面,对罗斯福讲话的录音片段进行辩驳。到那个时候,广播已实实在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了。美国的民主不再意味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的场面。亲临现场的意义越来越小。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坐在起居室收音机旁就可以成为广大听众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听众比以前最大的会议厅所能容纳的听众还要多得多,也更加公开。大群人变成了“公众”,各个地区形形色色的群体结合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对来自远处的同一刺激物作出了反应。一百年前人们听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总想知道他是否真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尚:现在听众听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或者休伊,朗的广播,也往往自问这些人是否真象他们说话的语音那么友善。美国人放弃辩论修辞学和雄辩术的传统标准时,他们再一次拿“世界原来面目”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本应如何”。“一事成功万事顺”这句法国古谚也许可以帮助小说家讲他的故事,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未见得是可靠的指南。美国文明令人神往之处莫过于它有本领把一度难以设想的名言妙语转化为老生常谈。奥斯卡·王尔德说:“表现自然是一种矫揉造作,”他这样说只不过为了说着有趣,但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教人们如何“轻松自在”、如何“从容自如”竟可以赚大钱。“自然一些”这个品质正在成为人你们愿意花钱购买的稀有商品,而表现得自然(或至少看起来自然)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才能,有了这种才能则高官厚禄可以唾手而得。戴尔·卡内基警告说:“对于自然的事情,即兴想干的事情迟疑不干,一般说来是不对的。至于应该如何做,请阅下面这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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