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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各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进行了现场广播，全国人民在会议进行的当时就能及时收听到会场的实况报道。担任报道的主要新任广播员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和安德鲁·怀特少校，前者在任体育记者时已颇负盛名，后者则主持过登普西一卡彭蒂埃决战的报道，以他们两人的个性和风格来广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连续进行一百零三轮投票的情况确是十分恰当，但却颇有点讽刺意味。十八个电台以电话线连接起来，接收WEAF 电台的现场播音，然后再由它们转播给广大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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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总统时，人们从技术水平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有充分准备，希望能从广播中听到总统友善的声音。好象是天意的安排，意大利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的演唱天才使唱片在音乐领域里广泛流行，罗斯福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使广播成为政治工具。罗斯福和广播好象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互相合作。甚至罗斯福由于身体虚弱不得不坐着发表广播讲话，竟也成为一件好事。在他之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地站着讲的，现在美国的总统却是轻松地坐在客厅里对那些坐在他们自己客厅里聆听的全国人民发表谈话。他当时称呼一亿五千万人民为“我的朋友们”，气氛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总统已经不再是“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说”；他只是和其他美国人一道作一次“炉边谈话”。反过来说，无线电广播对增进总统和人民相互间的感情也起了作用。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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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发表广播讲话时，就好象看到人们聚集在小客厅里，和邻居们一起聆听。他能觉察到他们的脸部表情和手的动作，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家里的情况。他讲话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就象他是和亲密朋友谈话一样。他担任总统期间，我经常在白宫目睹他发表广播演讲。我感到他完全忘了我们在场的二、三十个人，而全神贯注于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他一边讲话，一边自然地点着头，双手做着简单、自然而舒展的动作。他脸上露出笑容和开朗的表情，就好象真的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和客厅里一样。人们也同样感觉到这种气氛，而这就使他们和总统在感情上水乳交融。有几次，总统发表演说时，我自己也坐在小客厅或走廊里。我曾见到男男女女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和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也都在那儿以友好愉快的心情聆听。他们和他通过无线电的媒介而互相交流了，情景真实感人。当他诉说某个悲惨情况，谈及欧洲被迫害的人所受的痛苦，失业者的贫穷潦倒，无家可归者的苦难，以及阵亡将士家属的悲寂时，我看到听众珠泪盈眶，那泪水发自内心，为总统的话所感动而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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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听到他们的笑声，当总统谈到他的小狗法拉被他整得团团转时，他们笑了。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自然而又简朴。他对待小狗的态度，体现了一般人在家里对待自己宠爱的动物的态度，全国各地收听广播的人发出的笑声是对这个人的纯真、自然而又充满感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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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传给了每个人，而每个人也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罗斯福发表第一次就职演说后，白宫收到五十万封来信。白宫邮件如此突然剧增，说明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个人政治。对每个从政者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衡量尺度。评论员都高度赞扬罗斯福的广播技巧，称他为“真正的内行”——很象一百年前美国人可能称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伟大的演说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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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一方面造就友善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被煽动家利用的手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处在广播时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却都不是靠广播而是靠面对面的群众大会来开展他们的运动，在大会上人群的歇斯底里情绪和纳粹冲锋队员的纪律两相结合，可以产生他们所需要达到的狂热程度。极权国家老是疑虑公民个人所拥有的收音机，认为它可能成为叛国的工具，因为这种东西是私下用来接收传播的。但是，对私人收音机采取压制或限制使用的办法是从来不可能完全奏效的。自由欧洲电台（美国在冷战时期搞的）以及另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秘密渗透到被压迫的人民家里。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可以私下收听广播，这也有助于那些想当独裁者的卑微小人、散布仇恨的人和蛊惑人心者。他们的话之所以还有人听，是因为听众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内收听，如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让听众参加，人们也许根本不会去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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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二七年，“广播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每周就在底特律郊外他的小花圣祠收到遥远的热心听众来信四千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他发表演说攻击胡佛总统是“有钱者的圣灵，华尔街的护佑天使”后，接到的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二十万封。这位神父不得不雇用九十六位办事员替他处理每周八万封来信。听众描述他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醇厚、雄劲，如此暖人心窝，使人感到亲密无间，又如此感情洋溢，充满迷人的魔力，以至于任何人在拨频道时如果越过他的声音几乎都会自动拨回来听他的讲话……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演讲之声中的一个。”最初他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有力、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一九三四年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反对他提出的通过自由铸造银市而使通货膨胀的计划之后，他成了直言不讳的反犹分子，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社会正义全国联盟”，变成了希特勒在美国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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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朗是另一个早期支持罗斯福而后来反对他的人。他的广播讲话具有亲切而粗俗的风格，这使他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按广播系列节目《阿莫斯和安迪》中的人物给自己取名“头子”，并宣称自己是广播时代的产物。在路易斯安那州，收听深夜节目的听众熟知他广播时那种放纵不羁的个人特色，这种节目有时长达四小时。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他向参议院提交他所拟“关于财富再分配的朗氏方案”（对一切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财富课资本税的方案）后，他确曾向全国广播公司购买播音时间以便在电台上为自己的提案讲话。于是，他成了购买广播时间向全国听众讲话的第一位美国政界人物。他以下面的开场白开始他的广播：“朋友们，你们好。休伊·朗向你们致意。我有重要事情对你们讲，但是在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打电话给自己的五位朋友，告诉他们休伊马上要发表广播讲话了。在你们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先随便讲点什么，大约四、五分钟左右时间想必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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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人物如休伊·朗班子里的煽动家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领养老金的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等人，他们各自都在广播上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一九三六年激烈的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为对抗罗斯福广播讲话的吸引力，巧妙地改编了各式各样的“日间长篇广播剧”，将“新政”的可怕后果加以戏剧化，名之为《自由处于十字路口》，在电台上广播；此外还搞“广播辩论”；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出面，对罗斯福讲话的录音片段进行辩驳。到那个时候，广播已实实在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了。美国的民主不再意味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的场面。亲临现场的意义越来越小。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坐在起居室收音机旁就可以成为广大听众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听众比以前最大的会议厅所能容纳的听众还要多得多，也更加公开。大群人变成了“公众”，各个地区形形色色的群体结合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对来自远处的同一刺激物作出了反应。一百年前人们听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总想知道他是否真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尚：现在听众听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或者休伊，朗的广播，也往往自问这些人是否真象他们说话的语音那么友善。美国人放弃辩论修辞学和雄辩术的传统标准时，他们再一次拿“世界原来面目”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本应如何”。“一事成功万事顺”这句法国古谚也许可以帮助小说家讲他的故事，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未见得是可靠的指南。美国文明令人神往之处莫过于它有本领把一度难以设想的名言妙语转化为老生常谈。奥斯卡·王尔德说：“表现自然是一种矫揉造作，”他这样说只不过为了说着有趣，但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教人们如何“轻松自在”、如何“从容自如”竟可以赚大钱。“自然一些”这个品质正在成为人你们愿意花钱购买的稀有商品，而表现得自然（或至少看起来自然）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才能，有了这种才能则高官厚禄可以唾手而得。戴尔·卡内基警告说：“对于自然的事情，即兴想干的事情迟疑不干，一般说来是不对的。至于应该如何做，请阅下面这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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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二 给所有人以深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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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城镇创业者，一方面过早地修建堂皇的旅馆，一方面大量创办他们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表面看来那些院校全都是高等学府，各人创办起自己的新雅典、新罗马或新牛津。但这些院校要具有宏伟规模，尚有待于未来，而这种未来又往往始终未能降临。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按人们的期望以倒转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次序颠倒的奇特发展至今仍可见其痕迹，它一方面创造了出乎意外的大量机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在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美国，这种现象往往会随之改变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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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成为美国的一种新宗教，那么大学就是它的大教堂，正如后来中学成为它的教区教堂一样。美国的大学纷纷采用欧洲大教堂式的建筑决非偶然。“学院哥特式”很自然就成为有条件建造这类校舍的院校的标准形式。正如大教堂超越教区教堂一样，大学也高踞于中学之上。而在这种类型的美式教会中，学术界的教区教堂还没有建起来之前倒先建起了学术界的大教堂了。美国教育的特点是：还没有合乎规格的基层就先有上层结构。美国不同于西欧那些比较定型的国家，美国的教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形。创办“高等”院校是要向全国人民提供学习最先进、最困难学科的场所，这些院校象雨后春笋般地空前发展，但这时国家却还没有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广泛而大众化的合适机构。高等教育已经遍及全国，大量使用公款建立雄心勃勃、炫耀门面的学府，而这时，甚至各地法院对于征税开办公立中学是否合法，仍抱怀疑态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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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院校为何以这种方式发展，没法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其发展顺序并非事前计划好的。那些主张“给所有人以深造机会”的美国热心人士，为了保证这些新的高等学府有足够学生，不得不对高教内容重新下定义。要不然的话，“大学”又怎能为每个男女公民的智力或体力所接受得了呢？如果说，突然兴旺起来的一个西部城镇的“歌剧院”可以设法搞出一些节目来证明其并非徒有虚名，那为什么一所“大学”不能同样搞到自己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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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由社区兴办的这类新兴学院成百地建立起来，又成百地消失。南北战争前建立的这类高等院校，到二十世纪中叶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大学和学院，垮掉的却并不多。这些高等院校中有相当多获得公款的优厚资助，谁不同意给它们资助，谁就会在政治上完蛋；至于那些靠大量私人捐款和个人赠予而开办和维持的高等院校，则更获得人们真诚的对待，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抗拒改革，即使在它们 对社会时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民主”要求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时，情况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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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已有的体系而言），到二十世纪晚期时也仍然会是颠倒的。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达到了优异水平，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就整体来说，它们掌握的资源多到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可是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的中小学校却是资源不足，一度是它们靠山的地方管理机构已开始把它们搞得每况愈下，就象五十年前大学碰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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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国所有高等学府罗列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其发展的速度也同样是任何地方部比不上的。一八七○年时，美国的高等院校不过五百六十三所。到了一九一○年，数目已接近一千所，在校学生约三十余万人。当时，法国十六所大学的学生总数约四万人，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数目就几乎有这么多。一九三五年，美国的高等院校增至一千五百所左右，学生则超过一百万名，一九六○年，又增至二千所，学生超过三百万名；到了一九七○年，高等院校数目接近二千五百所，学生总数超过七百万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提供条件把某些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材。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九五九年指出：“欧洲各国大学设立的院系主要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医生、律师、神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专业学者先在特殊的中学接受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十岁或十一岁的儿童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这类特殊中学，这个年龄组的小学生能获选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进入这种中学也就是进入了大学预备学校……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学生到十四岁就完成了正规教育，接着便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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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入高等学府学生的比数对比是会造成误解的。科南特接着还指出：“不错，我国的青年约有三分之一‘上高等院校’.而欧洲国家则只有十五至二十分之一的男女青年是大学生。但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绝大部分不能叫做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是培养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所以，如果由于欧洲的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而美国则普及到多数人因而加以称赞，是不对的，但如果由于美国大学没有提供欧洲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条件因而加以贬斥，也同样是不对的。甚至到二十世纪中期，欧洲的大学仍然主要是对那些准备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教材的教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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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院校的特点是：与其说它是教育场所不如说它是崇拜场所一一对个人成长的崇拜。大学里课程内容不明确，选择的机会很多，体育与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都界限不清，发生这类现象毫不足奇，因为“成长”这个概念就很难下定义，当然每个美国人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公民如果不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不公平地被剥夺了获得最大限度成长的机会。要想对高等教育的任何其它定义获得一致认识，看来是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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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批评者责备美国人沉迷于“整齐划一”这种陈规旧套，而一些头脑简单、不明情况的美国人也为此而自责；其实这是不相干的。当然，美国也有某种正统观念，那就是重视人的成长和个人的成就。如果一般说来，美国的高等学府是“心灵的旅馆”，给每一个美国社区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大众能运用的许多方便条件，而一般的旅馆则是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条件，那么，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承认。美国的高等学府趋向于公开、大众化的民主。但是这种共同信念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标准，所产生的是狂热地追求适合各人的独特东西，并因此形成了不比寻常的、千差万别的多样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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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欧洲继承的传统，是把大学视作高等学术的贮藏所，高等学术当然意味着最先进的、最难懂的、最深奥的学科内容，它们是学问阶梯的最上层，但美国人却认为学问阶梯这一概念不符合他们的情况。民主难容阶级制的存在，当然也不能容忍教育搞等级，如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人的成长，那么每个人对自己本人就是个梯子，约翰·杜威的新“事实民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学科民主”。旧大学让人在文学士和理学士两者之间作选择是不够的。必须设立适合各种口味的科目并给人人以学位。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高等学府提供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学位，举例而言：B.Did.（教学法学士）、B.L.S（人文学士）、B.F.（财政学士）、B.N.（护理学士）、B.P.S.M.（公立学校音乐学士）B.S.H.E.（卫生教育理学士）.B.S.L.A.（园林建筑学士）、B.N.S.（海军学士）、B.PhiL.（哲学士）.B.B.S（商学士）.B.c.5.（化学学士）.A.B.inL.S.（图书馆学文学士）、A.B，inEd.（教育学文学士）、ABinSocW.（社会工作文学士）、B.S.in P.A.L.（实用艺术文学理学士）、B.VOC.E.（职业教育学士、）B.R.ED（宗教教育学士）B.V.A（职业农业学士）、B.S.in H.Ec（家政学理学士）、B、O（讲演学士、等等，既然大学里什么都教，仅仅按照大学里教什么来给高等教育下个定义是无济于事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就表现在高级和低级、实践和理论、一般性和专业性之间界线的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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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式的高等教育是很多美国特殊条件的产物。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大陆的空无所有的状态，这种发展才有可能出现，出乎人们预料，这种状态竞成了建立新高等院校并支持新高等院校的主要泉源。土地为联邦政府所有而为全体美国人民所用，这种制度使大量兴办高等院校成为可能，因为土地是由政府拨赠的。这样的高等学府虽然只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类型；但却发挥了决定性的新影响。因此，新式高等教育的福音来自西部而非来自东部大城市，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当时的东部城市还笼罩在旧世界学术影响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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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鲍德温·特纳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原打算让他留下操持家业，因他的哥哥艾沙已进了“那鲁”，准备培养成为传教士。一八二七年艾沙从纽黑文步行二百四十英里回家，说服父亲让乔纳森也上“那鲁”，当时乔纳森已经二十四岁，年纪很大了。乔纳森在“那鲁”学的主要是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参杂一些论述古代主题的当代课本。在纽黑文他转而支持禁酒运动，井享有十分虔诚的声名。这时他哥哥艾沙志愿参加了七个人组成的。‘那鲁帮”，前往美国西部荒漠地带推动那里的“宗教和教育”事业。一八三三年艾沙回到东部招募人员去进行“殖民和开化”工作。他让乔纳森参加，“那鲁”校长乃豁免乔纳森参加结业考试，以便他立即前往杰克逊维尔参加伊利诺伊学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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