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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40 一九四九年，苏联拥有“超级”原子弹（即氢弹）的消息刺激并大大促进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趋势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人们一旦不再怀疑是否可能制造新的、更大的炸弹时，那种囿于道德而犹豫不决的心态（它曾短暂地推迟制造新炸弹的决定）也就随之消失。当制造热核弹（以聚变而不是裂变为基础）看来已有可能时，人们就更普遍地认为着手制造这种炸弹是必要的了。只要“能够”就没有什么“应该”可言。美国的太空事业与原子弹一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科技挑战的副产品。当然，美国探索人空的全部历程可以追溯到飞机的问世，罗怕特·戈达德在新墨西哥州的实验，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飞行，甚至更久远的时候。但是刺激美国人作最新阶段的努力并使其得以贯彻的，则是德国v-2　火箭充分显示了火箭技术在战争中的用途。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军队逼近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场，德国的火箭专家们决定逃往西方。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使美国获得最高级的火箭科学家，并同时得到了记录德国人以前在火箭试验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后者更为重要）的技术文件。于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军队在一次以“回形针行动”为代号的行动中把这批人和文件运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这些人和文件是世界上火箭学和太空探索这两门新兴科学的最宝贵资源。这批因希特勒战败而不是因胜利而逃亡的外国科学家很快就参加了美国的太空事业，他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另一些科学家在原子弹方面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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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42 美国太空事业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从发射火箭的改进，一九五八年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上天，一九六二年第一个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水星计划）和第一颗美国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一九六五年美国双人飞船（双子星座计划）飞行一直到美国人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这些历史上令人注目的具体事实已在人们中间广为传诵，并将永远传诵下去。本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业绩，不如说是这个事业的本身，这个事业所显示的美国人决心干其所想干和需要干的事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个事业对美国人掌握自己的现状和前途所具有的意义。总而言之，从当时日益加强的趋势感的角度看来，这一事业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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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44 在美国大空事业的初期阶段，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也不是由美国科技人员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晨，全世界震惊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俄国人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按俄文字义讲是地球的同行者）是一个直径不到二英尺、重一百八十四磅的铝合金圆球。然而，如此小型、如此无害的物体竟造成举世这样大的惊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世界竞争的舞台已经揭开序幕。四年的准备活动使世界各国都注目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将是和平探索外太空的一个象征。一九五五年，当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发射一颗卫星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还在争夺对太空事业的控制权。美国人一直认定这不会影响太空竞赛的结果，因为苏联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制度显然不如美国，它的技术也就注定会永远落后下去。这是美国人有一种信念，即百家争鸣的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共产主义”不可能击败“民主”。因此，“斯普特尼克”的突然出现，使美国人震惊和慌乱并使美国人的外国朋友困惑不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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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46 美国感到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则不难于理解。“斯普特尼克”是由洲际导弹发射的，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解释的那样，这种导弹可以从苏联准确地向“世界任何地区”发射。专家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美国目标发射一颗原子弹头或氢弹头。但是美国官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由两个政党的方针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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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48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通常有先见之明的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卫星“斯普特尼克”说成是“天空中一个骗人的小玩意儿”。他轻蔑地把它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办的一个美国超级市场展览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力量相比较。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局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对一位一起进餐的人说，六个月之内，“斯普特尼克”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对此，珀尔·梅斯塔回答说：“而六个月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全完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则试图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说成是一个对军事实力毫无影响的噱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那颗卫星本身而言，它丝毫没有使我多一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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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50 然而，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一席话却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的想法。他说：“斯普特尼克使美国人面临一种新的、可怕的军事威胁，它也是对我们声望的一个灾难性打击。”过去，美国希望拉拢的一些国家尽管讨厌美国，但美国总是挟其技术上的优势而令人敬畏。现在，即便这一点也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苏联于十一月三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二号”。这颗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磅，上面载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十二月六日，设计来发射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先锋号导弹，刚升离发射台就起火焚毁了。世界新闻界大哗，报纸大标题中屡屡出现毁贬之辞“kaputnik”（伦敦《每日快报》）或称之为“美国科学的珍珠港”（东京《读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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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52 这些表明苏联在太空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种种证据，引起美国人对美国教育质量，特别是数学和科学方面教育质量的一连串近似歇斯底里的担忧。苏联的挑战的确影响了某些学校的课程安排，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人们同样歇斯底里地要求降低学术标准，以便大学向所有人“开放”，这种强烈情绪又取代了对美国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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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54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虽在压力之下仍对太空事业保持冷漠态度，特别是对登月计划。但在一九五八年，国会为了解决三军之间的竞争，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宇航局）后，发展大空活动的势头开始加强。一九六○年八月，宇航局要求预算局为一九六二财政年度拨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便推进载人太空飞行。总统要求任命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此提出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一九六○年十二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报告说，“在人类进入太空的计划中，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将是登上月球。”他们的费用估计是：完成水星计划需要三亿五千万美元；阿波罗绕月航行计划需要八十亿美元，登月需要二百六十亿到三百八十亿美元。为了说明这一支出的合理性，委员会明确地把它比作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旅程。资助那次旅程的是伊萨贝拉女王。据传，为了取得足够的资金，她不得不典当自己的珠宝手饰。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唇相讥道，他可“不打算当掉自己的珠宝”去把人送上月球。一位与会者后来透露说，从这次关键性会议的气氛来看，“如果任何人考虑进行这件事，那会令人不可理解，甚至滑稽可笑。有人说，‘即使这样做也不会使每个人部感到满足。等他们上了月亮，又会想到行星上去。’这一想法引得人们哄堂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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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56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认为在军事上和科学上有进行这种太空计划的必要，他认为，为了提高国际声誉而花费这样大一笔钱实在是太轻率了。然而，宇航局的预算还是从成立后第一年的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第二年的九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一九六○年十一月，宇航局实际上又把其预算要求提高了一亿美元，从八月份的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提高到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艾森豪威尔在接近结束其总统任期时，格外重视自己载入史册时的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实现他的信念，即政府应该降低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削减预算，把冒风险的经费（难道还有什么比飞向月球更冒险吗？）保持在最低水平。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着古罗马将领辛西内特斯那种困难时期献身，和平时期让贤的精神，因而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信念。由于他时刻因自己的军人背景而不安，便决心使美国人的生活尽量非军事化、和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仅仅还有凡星期他就要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拒绝批准继续进行登月计划所需的经费。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要“提防受到军火工业界有意无意的不正当影响。处于不适当地位的势力不幸得势的可能性现在存在，今后仍将存在……我们还必须警惕……政府政策本身受到科学技术界控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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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58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他对太空事业没有特别的了解，对人空政策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他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关心世界事务，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与共产党竞争的观念，他下了极大的决心：绝不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只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足以证明一项代价高昂的太空计划是合理的，他不相信提高国际声誉这种借口：而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的却是美国的威望和怎样使美国的声誉压倒苏联，我们回忆一下便可肴出，美国的太空事业，特别是登月计划，完全是为了提高美国的声誉，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望。因为尽管太空探索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太空事业完全可以作为美国爱好和平以及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象征。同时，把人送上月球这一行动本身又是如此容易使人倾心，以致它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热烈欢迎，为人们所景仰。经过周密规划和安排的登月壮举会占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肯尼迪总统对登月计划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直到他自己的顾问能够对此作出简要的汇报，美国的太空技术无可争辩地落后于苏联，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声望上的竞争己到达危急关头，他才有所行动。这些紧迫的情况，在他入主白宫后的四个月内迅速接踵出现。国家科学院太空科学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是个献身于太空探索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太空探索在科学上的好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太空探索，肯尼迪总统任命担任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韦布极富观察力，又具有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他很快就彻底了解这件事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并卓有成效他说服了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们和犹豫不决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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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60 同时，苏联人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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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62 四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并已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第一位宇航员是苏联公民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空军少校。赫鲁晓夫在打电话向加加林祝贺时洋洋得意地欢呼：“让资本主义国家来追赶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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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64 四月十四日晚，肯尼迪总统召集其主要顾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会议，并接受了《时代—生活》杂志记者休·赛迪的采访。这一配合行动意义重大。据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统与其主要顾问讨论加加林飞行的意义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据赛迪报道（总统本人曾亲自审阅这篇报道内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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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66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肯尼迪不耐烦地说，“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搞绕月航行？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新星计划和漫游者计划进展如何？土星计划何时能准备完毕？我们能不能向前跃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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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68 〔宇航局官员〕德赖登解释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美国搞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应急计划。但是这可能需要花费四百亿美元。即便如此，也只有白分之五十打败苏联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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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70 詹姆斯·韦布插话说：“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尽力而为。由于你的领导才能，我们现在进展得比以前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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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72 总统沉思着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正是费用问题。”他有所期待地转身去望首预算局长贝尔。贝尔解释说，太空科学的费用已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了……〔总统的科学顾问〕威斯纳告诫说”“现在可不是犯错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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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74 肯尼迪又转向他周围的人。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如有人告诉我怎样赶上他们……”肯尼迪又停了一刻，端详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然后平静地说：“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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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76 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加加林上天后的第四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发动了突然袭击，先是从空中攻击卡斯特罗的飞机，四十八小时后在猪湾侵入。但是不到两天，全世界的人都清楚看到，猪湾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人的自尊心和美国在海外的声望一落千丈，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需要提高。正如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解释的那样，总统现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必须拿出别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当时，他可以利用的是一场“太空奇观”。不到一星期，肯尼迪总统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经要求一个以副总统为首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太空事业的投资提出建议，并制订“任何不惜代价的计划”，只要它能够使美国有希望在太空方面胜过苏联。沃纳·冯·布朗四月二十九日对副总统说：“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比苏联人先派一个三人机组环绕月球运行。而在首先登月方面（当然，也包括返回地球的能力），我们极有可能赶在苏联人前头。”其他专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在太空事业上，登月将是美国可以赶在苏联前头的第一个壮举。五月五日，水星计划获得第一次公认的胜利，宇航员艾伦·谢泼德进行了一次载人太空飞行。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副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极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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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78 最能使整个世界向往的是进入太空的不仅仅是机器，而是人。所有大规模的计划部需要在全国范围调动资源：需要研究并成功地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太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组织能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太空事业上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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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80 象苏联人刚刚做到的那样把人送入轨道，这项巨大成就可以提高国家的声望，即使用通常标准来衡量，它在科学、商业或军事上的价值都不足称道，或者从经济角度说并不合理……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于美苏两国在制度上的竞争也具有重大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象月球探索和行星探索这类非军事、非商业、非科学但属“民用”的计划，是变化万千的冷战前线的一部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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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82 五月八日下午，同一备忘录送交肯尼迪总统。次日，新闻界根据透露的消息得知，总统正批准一项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韦布—麦克纳马拉备忘录成了总统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太空预算增加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数字高百分之六十一），并在以后五年中再增加几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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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84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国家的紧急需要》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布了自己的太空计划：“美国应致力于在这个十年结束前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国会几乎未经辩论就批准了肯尼迪总统的太空计划。参议员罗伯特·克尔解释说，这一计划“将使美国人实现自己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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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86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东部时间下午四时十七分，确实有一位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人类技术的这一最雄心勃勃的目标由美国人实现了，而且是按时实现了。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萨金特·施赖弗在“阿波罗二号”发射之时感触地回忆道，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在宣布全国致力于登月计划时曾说过：“我坚信这一努力能够达成。如果在实现之前我死了，在座的各位都要记住，那时我将在天国，坐在现在这样一把安乐椅上，我将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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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01988 在美国人与未来的关系中，趋势的地位已变得愈来愈突出，它当然也主宰了太空事业。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增加太空探索的经费是否明智这一点深感怀疑，尽管他对这一事业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想象力，他仍然批准了超过十亿美元的宇航局预算。回过头来看，肯尼迪总统决定进行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与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战时的趋势已不存在，但还有其它的趋势：与苏联人的竞争，尤其是太空事业本身日益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尽管肯尼迪总统宣称及时作出登月决定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而他本人也确实应该因此而受到赞扬，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决定仍然同过去一样，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决定不去制止另一项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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