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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越来越多的科技渗入美国文明，它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不断发展的知识的内在逻辑的支配。科学技术有其自己的惯性：每走一步都是由前一步决定的。不走这一步就是浪费了以前所有的努力。美国一旦走上了光明的科学之路，也就会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方向和速度的是开辟道路的工具和载人向前的车辆。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家按照知识和发现所引导的道路前进的自由，说明了社会是没有自由为其它原因而自选道路的。人们觉得自己可以使变化的速度放慢，例如可以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推迟一两年，但他们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制止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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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美国是如此民主，所以旧世界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所设的界线，即传统上把思想的人与行动的人分开的制度，全部被打破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由抽象大师艾伯特·爱因斯坦敦促而成的原子事业，使理论物理证明了它的实践性，而登月计划却导致了一个根本上是抽象的目标。历史上耗资最多的科学冒险事业（到一九七二年时，耗资已超过原子弹的费用许多倍）竟是由一个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其“实际”目的的国家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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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感使总统们不得不折服，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负担，研究与发展的节奏，广告宣传的节奏，以独创的、遍布全国的和必然出现的新方法生产并向几乎所有人推销几乎所有东西的节奏，使美国文明的前途和日常生活的形式看来不得不取决于已经进行的事业的质量和速度。这种情况渗透到公众对所有工业发展的观念中，例如包装的改良（从纸袋、折叠纸盒、玻璃纸、双层玻璃纸，到以后无奇不有的包装），汽车（从T型、每年一个型号、半年一个型号，到以后各种无法预料的型号），以及其它无数大大小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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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策方面，看来有关“是否要做”的决定越来越少，而有关“速度及何时动手”的决定则越来越多。我们难道可以使趋势的速度放慢吗？难道可以阻挡趋势的发展吗？这里所说的是包装的趋势、汽车生产的趋势、通讯交流的趋势、树立形象的趋势、增加大学的趋势、修建公路的趋势或人口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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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动地做出决定的气氛，这种新的不自由，已被工业领域以外的各种力量所证实。因为制造原子弹和进行太空冒险，以及成千上万较小的日常事物——汽车和飞机、收音机和电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以及研究与发展的无数产品——都在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是有指导地进行或任其自由发展，都会控制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决定美国人前途的不再是法律或政治家的智慧，而是别的东西。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中，知识的增长仍是最自发、最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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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未知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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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为了登月计划而辩论的三百五十年以前，威廉·布雷福德就曾报道那些暂时在荷兰避难的清教徒如何为他们去北美的旅程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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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不同看法，并在他们中间造成严重的恐慌和疑虑。有些人出于本身的原因和愿望，竭力煽动和鼓励人们都这样做；另一些人出于恐惧，反对这样做，并试图把它改变一下，提出许多既非有悖常理又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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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除海上伤亡（任何旅行在所难免）之外，这次旅行之漫长会使妇孺和其他因年龄及旅途劳顿而精疲力竭的人（人数一定很多）无法忍受。即使活了下来，他们行将生活的地方的艰难困苦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很可能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所有人会逐渐哀萎，最后全部灭亡。因为他们必须在荒漠野地中生活，忍饥挨饿，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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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食物和饮用水的改变会使他们的身体染上疾病，甚至严重的瘟疫。那些躲过或克服了这些困难的人，还可能会遇到野蛮人的袭击和威胁。这些生番天性残忍、野蛮、奸诈，愤怒时非常狂暴，绝无怜悯之心。他们并不满足于杀人或夺夫人的生命，而是喜欢用最血腥的手段来折磨人。他们用鱼的硬鳍活活把人刺得遍体伤痕，把另一些人的四肢割下，放在火上烤，然后在这些人还没死时当着他们的面吃他们的薄肉片。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惨不忍睹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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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只要听到这些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胆小的人则忍不住不寒而慄。有些人还提出进一步反对的理由，认为这样的航行需要足够的必需品，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而他们的资产就会消耗得更多，而且还必须不断补充给养，但现在他们只能通过运输得到给养。其他人所遭遇的种种恶运有许多先例，把它们列举出来很容易，并且人们也不会忘记提出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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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答复说，所有伟大、光荣的行动必然伴随着艰难险阻、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它们。当然，危险巨大，但并非没有希望：困难很多，但并不是不可克服。况且，很多困难仅仅只是有可能出现，人们惧怕的事情，有些或许根本不会发生。人们如能谨慎对待或采用适当的应付方法，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化险为夷、预先防止的。在上帝的眷顾下，只要不屈不挠，就一定能够忍受或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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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要进行这些工作必须有合适的根据和理由，不应象过去很多人那样，单纯出于好奇或希冀捞到好处，而草率行事或轻举妄动，但他们的条件非同寻常，他们的目标光荣伟大，因此，他们的呼吁是合理的、急迫的，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可以期望得到上帝的保佑。是的，即使他们在这一行动中失去了生命，他们同样可以得到慰藉，他们的努力会受到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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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旅——不论是前来北美，不论是美国人在国内迁徙，还是从美国到国外——都从来停止过。自那些清教徒登上北美大陆之日起，美国这一新兴民族就在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危险而丰饶的边缘地带生活。一个新文明的巨大轮廓逐渐形成。即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这片上地仍没有“安定”下来。美国真的会有静止不变的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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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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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市尔斯廷博士的《美国人》三部曲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套内容新颖·幅度广阔·可读性较强的文化思想史著作，在现代美国学术史上很有代表性，可以作为了解和研究美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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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大学义理研究院攻读美冈文化思想史时，曾经读过这套书，并且在导师指导下将此书同其它同类合作作过比较评析，大致得出过如下两方面的意见，现整理概述出来，谨供读者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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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美国文化上及思想史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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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设想，是在本世纪初由美国哲学家A·O·洛夫乔尔·史学家J·H·罗宾逊等人提出并加以们导的。前者强调以精密细致的哲学方法，去分析把握思想后动·信仰体系与时代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过，后者则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狭隘定义，发展一种能够综合解释历人事件与思想运动的“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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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十年代，有关思想史和新史学的号召合力促进了“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学术运动。原因是，一批思想激进的左翼学者登上学术舞台，改变了史学教研队伍的结构与倾向，造成了全国性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势，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研究”系科，吸引人批史学家·文学教授·社会学与政治学专家相互交流合作，从而促成首批现代美国思想史的诞生。其中如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1942），V·L·帕灵顿《美国思想主潮》（1927—1930），以及默里·柯蒂的名著《美国思想的成长》（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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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上述首批思想史著作大多倾向激进，篇帐浩大，立论统一而带有简单化与粗糙的经济决定论色彩，作为左翼学术运动的产物，比尔德·帕灵顿等人的贡献是提供了宏观而简明的美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冲突线索，并且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美国文明的特证。他们做得过于匆忙草卒，以致于后来的学者挑出许多毛病，怀疑这种多卷本大工程是否值得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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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五十年代的“美国研究”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把以往重视 “思想主潮”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势头，逐渐转向更加具体细致·而又综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来。这便产生厂新一代美国文化思想史的大师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兰意识》，R·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H·N·史密斯《处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国天真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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