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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美国虽是一个新兴国家，但建国之时还是一个农业国，而不是制造业发达的工业国。但“一个需要从别国买布匹而不是靠国内制造业供应的国家”是很不利的，“因为进口制造业产品必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在当时商业虽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商业繁荣是国家财富最有效和丰富的来源”，尤其是机器的使用不仅“可增加人手的力量”而提高总的生产力，而且“对提高一国工业总产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认为，应把发展工商业作为“联邦政府的主要目标”，并应通过政府的政策对传统农民的喜好和习性以限制或鼓励。汉密尔顿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有关国力的强弱，而且是巩固美国独立成果的重要保证。“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们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以此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从中可以看出，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思想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主要是从经济上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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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杰斐逊（1743—1826）则不同。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古奇兰的一个种植园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1762年毕业于威廉和玛丽学院，1767年便取得律师资格，1769—1774年被选为弗吉尼亚议院议员，属殖民地上层人士。他是美国革命的元老之一，早在1773年就与R．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共创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是两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和独立宣言起草人。但杰斐逊又有很深的农村生活的背景，1767年24岁的他就继承父业开始在蒙蒂塞洛经营种植园，是一个拥有大批奴隶的奴隶主。由于蒙蒂塞洛濒临西部边境，优美的田园风光，朴实的乡村民风，安闲的农耕生活，使他对土地和农民有解不开的情结，并对其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建国问题上，他是以农立国的主要倡导者，主张建立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把工商业拒之于国门之外，以保持农民的朴素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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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体现在他1780—1784年所著的《弗吉尼亚纪事》之中。此书是应一位欧洲朋友之请求，为介绍弗吉尼亚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目的而写作的，但它不是一本简单介绍情况的书，其中也包括了作者对美洲历史的深入研究，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情怀。他在回答第19个问题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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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他曾有过选民的话，上帝有意使这样的选民的胸怀成为特别贮藏他那丰富而纯真的道德的地方。这里才是上帝保持神圣之火旺盛地燃烧的中心，否则这个神圣之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耕种土地的广大民众道德腐化的例子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当我们有土地可耕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希望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作椅上工作或摇动一个卷线杆。木匠、水泥匠、铁匠在农业中是短缺的：但是对于制造业的一般运行来讲，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横渡大洋运输货物的损失，可以在幸福和政府的（民主性质）历久不变中得到补偿。大城市的暴民之于纯洁的政府，正如脓疮之于健康的身体。保存一个共和国的旺盛的精力是一国人民的态度和精神。这些东西的蜕化就是一个癌症，它很快地会侵蚀到它的法律和宪法的核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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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杰斐逊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防止一个民主共和国变质的可靠保证是农民，因为在土地上耕作的小农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部分，因此为了防止美国这个新兴的民主共和国变质成为专制的国家，就必须把工商业排斥到国门之外，以保证美国的农业地位。可见杰斐逊的以农立国，主要是从政治上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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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建立之后，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而杰斐逊被任命为国务卿，成为华盛顿总统的左臂右膀，但两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及思想均不相同，因此在建国的方针和策略上发生争论，看来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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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联邦财政和政策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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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建国之初国债达7712万美元，财政问题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府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所以，汉密尔顿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就是以解决国债问题为突破口而逐渐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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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偿还国债问题，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心内容是以重新承诺偿还国债和发行新的国债来恢复公共信用。当时大陆券的实际价值，由于政府长期拖欠不能兑换，已贬至面值的1/6到1/20。有人主张，若按贬值后的债券价值偿还，可免除筹措大量资金的困难，国债可因此一笔勾销。而汉密尔顿认为，国债实际上是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最根本的”，对于当时资金匮乏的联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发行国债不仅仅是一种筹款手段，而且还可以借以扩大商业信贷，增加政府对制造业及其他企业的资助。他还认为：“国债如不过度的话，将成为国家的福利，并可成为联系联邦的有力纽带。”所以，他提出的第一份报告，允诺严格按证券面值还债，并准备付给债权人6%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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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联邦始建，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准备怎样还债？拿什么来还债？他清楚地知道，“举债的同时应有偿还手段相伴随”。为此，他提出先由国家收回这些债务，然后由国家分期偿还，办法是建立专门的偿债基金。而为筹集这些基金，又于当年底的12月13日在同一天内相继提出两份报告：一是《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一是《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前者在于建立一种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因为他认为银行是增加流动资本和生产资本的重要手段，金、银等贵金属只有入银行才能作为货币流动的基础，“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用银行信贷作为重要支持”；由于当时美国还未发现金矿，移民从外国带入的资金又不多，开发西部还要占用大量资金，因此建立银行以弥补资金之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后者则是企图建立一种正常的税收制度，通过征收国产税和消费税，以确保稳定可靠的国库收入来源，以应付财政的支出。这两项措施，都直接起源于偿还债务的考虑，但其目的和意义又远远超过了偿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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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邦财政经济政策的确立，经历了艰难的曲折过程。汉密尔顿关于国债的报告，受到了北部各州大多数议员的支持，马萨诸塞州议员埃尔布里奇·格里在讨论时，还以英国成功地利用国债为例说明：“公债作为国家的巨大收入来源，可用以扩大资本和工业生产。”因为当时北部商人希望大量收购贬值债券，然后通过兑换从国家手中获利，以此来扩大自己的资本。但南部议员认为，发行国债必然增加税收，这将成为农业的沉重负担，此政策只对费城、纽约这样的城市有利，因此普遍持反对态度。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詹姆斯·麦迪逊，他认为当时半数以上债券已易手，其中大部分已落入北部城镇的投机者之手，这些人将因此大发不义之财，应区别原证券买入人和投机人，否则是不公平的。此报告1月份提出时，国务卿杰斐逊还未上任，直到3月份才抵达纽约。杰斐逊本是坚决反对国债报告的，但考虑到“假如议案被否决，联邦在目前阶段将有解体的危险”，最终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劝说南部议员撤销反对票，使国债议案得以通过。条件是在10年后把首都迁到波托马克河畔。国债议案之所以得以通过，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密尔顿有力地证明了按票面值偿债的必要，因为如不按原值偿还将无法保证新国债的价值，从而动摇整个公共信用的基础，由于债券交易无据可查，也难以将投机者与原证券买入人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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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银行的报告的通过，却不如国债议案的通过那么容易。首先，与国债议案的争论一样，关于银行议案的讨论夹杂着城乡、工农利益的斗争。南方议员认为，这个法案旨在建立一个效忠政府的少数货币利益集团，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场主如小农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银行设在城市，市民在纸币仍有价值时可将其兑换成金银，而远离城市的乡村居民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北方议员认为，建立银行不仅对联邦的财政收入有利，而且银行将成为发展制造业的新动力，由于当时货币极度匮乏，资金严重不足，在美国建立银行比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此外，“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和杰斐逊还提出了“违宪”问题。为此，杰斐逊在1791年2月15日向总统提交书面意见，认为宪法有关国会权力的条文并没有组建银行的内容，主张对宪法条文作“严格解释”。与此相反，汉密尔顿则在给总统的书面意见中，主张对宪法的条文作“宽泛解释”，认为宪法授予政府的权力就性质而言都是主权性的，并包括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银行与征税权、管理商业和共同防卫的措施有着自然的联系，是政府为着正当的目的必然采取的措施，银行法案不存在违宪问题。结果，银行法案虽然被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字生效，但从此却埋下了在宪法解释上宽、严之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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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汉密尔顿所提出的几个报告，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得到国会的认可，这就不仅使联邦政府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也为贯彻其“工商立国”的方针准备了条件。根据报告提出的原则和政策，1790年，国会设立偿债基金，并通过由联邦承担各州债务的计划，建立国家造币厂；1791年，国会建立第一合众国银行，并通过征收威士忌税的法案。这样，联邦的财政和经济得以由混乱走向稳定，与此有关的组织和制度得以确定，合众国第一次被奠定在某种坚实的基础之上。汉密尔顿成为合众国由混乱走向稳定的真正奠基人，成为美国现代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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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是实行保护关税还是搞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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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上台伊始，先后共提出了4份施政报告，其中前3份均被国会通过，最后一份却被国会否决。其实，从重要性上看，后一份报告远在前3份之上，是汉密尔顿几份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份，因为它涉及其“工商立国”建国方针的核心内容，即工业化及其路线问题，这就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是在1791年12月提出的。从内容上看，此报告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谈应不应发展制造业的问题，后半部分是谈怎样发展制造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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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应不应发展制造业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孰更有前途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切国家里，农业是最有利的产业，是确保国家供应和维持人民生活的最可靠的物质源泉。而试图依靠政府推进制造业，把自然产业引入多多少少人为的渠道是不明智的，如魁奈和杜尔哥就提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因而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唯一产业。杰斐逊的农业立国思想，也包含着类似因素。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里，汉密尔顿针锋相对地指出，那种认为“往制造原料上增加的价值跟所消耗的土地上的出产一样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就等于说：给制造厂家提供原料的农民的劳动没有成果，因为他消耗了同制造产品相等的价值”。在汉密尔顿看来，一种产业是否生产价值，这要看总的价值在给定资和劳力的产业中是否比另一种产业更多。农业要受气候、土壤和季节的影响，制造业不仅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减少转换操作动作在时间上的浪费，可使工人发挥其智能，因而可大大提高总的工业生产力。可见，制造业不仅可以产生价值，而且其产值比农业更高，发展制造业是发展和壮大民族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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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呢？汉密尔顿的报告在考察了国内外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项：（1）对进口加工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即高关税），以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的发展；（2）为了给企业在初创时期能增加盈利的机会，对原料生产和加工工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补偿”；（3）实行少数情况下的奖励金和专利权制度，以鼓励国内的发明和发现，引进国外的发明和发现；（4）为了防止对国内外消费者的欺骗和保持民族制造业的特点，按质量的合理规定对制造品实行严格的“检验”；（5）改善和开凿国内的公路和运河，以便利产品的运输和流通。在这些政策和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保护关税制度，它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产品的大量输入，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征收来的税款奖励国内制造业，达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它是汉密尔顿实施以“工商立国”方略的关键，也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核心内容。为此，报告还建议国会成立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引进机器、授予专利和发放奖金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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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几个汉密尔顿的报告一样，他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也遭到了南部代表的几乎一致的反对，但只有杰斐逊的反对观点才具有系统性和标志性。杰斐逊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起草的《关于商业的报告》中，虽然这个报告是在汉密尔顿的报告之后正式提交国会的，但它的起草却在汉密尔顿的报告之前，因此不是直接针对《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然而，综观其内容，又确实与汉密尔顿的报告大相径庭，其旗帜是所谓“自由贸易”原则。他认为，商业自由是改善人类物质条件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大量生产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幸福的产品，这样人口就会大大增加，生活条件也会大为改善，因此各国“应互通有无，自由地进行交换”，并“解除使商业陷入困境的条例、关税禁令及一切管束”。不难看出，虽然杰斐逊的报告并非直接针对汉密尔顿，他关于“自由贸易”主张的提出也有其崇高的理由及正当性，但显然与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关税政策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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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杰斐逊提出的“自由贸易”主张，与其以农立国的思想是不可分的。在他看来，在这种“自由贸易”中，“我们提供的货物或者是生活必需品，或者是制造原料和对岁入有利的货物，而我们所交换的只是制造业品或者奢侈品。”这种贸易对于作为农业国的美国并非无利，因为在这种交易中工业国以小部分工业品交换大部分“原产品”，而农业国不得不用大量“原产品”去购买少量工业品，因此前者输出的仅供少数人使用，而后者输出的则主要是生产资料和供应品，是供大多数人使用的，前者若中断贸易便无法生存，从而造成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依赖。正因为如此，若农业国实行“禁运”就会中断对工业国影响很大的“原产品”的供应，变成对付工业国的一种有力武器，它虽然也会对美国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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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杰、汉之间的对立，反过来又加剧南北两方的分歧，致使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终于流产，未获国会批准。但若把这一受挫完全归于杰斐逊或南方议员的反对又有失公允，因为前几个报告同样也遭到过南方议员和杰斐逊的反对，但却比较顺利地获得通过。那么《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为何最终未能被批准呢？其实，除了南方议员和杰斐逊的反对之外，此报告之所以在国会受挫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北方议员的支持乏力。因为在当时的美国，构成资产阶级核心的还是商人资本家，而不是从事制造业的工场主，这些人更关注能直接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商业和贸易，而对制造业发展的远景及与自己的关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因而并不都投赞成票。而汉密尔顿报告的目的何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新建的联邦政府培养一个新的阶级基础。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债权人都是些老家族商船船主、公债持有人和金融家，为了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忠诚的统治阶级”就必须给他们某种好处，但仅仅有商人和公债债权人这个基础还太狭窄，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因此还必须培植出一个制造业阶层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密尔顿的报告的主旨是超前的，因而它的受挫带有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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