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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从汉密尔顿财长到杰斐逊总统:美国建国方针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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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虽然在国会受挫,但并不等于汉密尔顿的整个财政经济政策的失败。恰恰相反,随着联邦财政经济体制的确立,整个国民经济沿着既定的轨道开始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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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89年7月,联邦政府刚成立,国会就通过了关税、吨位税和消费税的法案,使政府第一次获得了正常的收入。1790年国债法案通过后财政部在全国设立了个偿债点,到1794年旧债全部还清。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建立,又使国家增加了资本来源,仅政府从银行股份中得到的红利,1791—1802年就达1110720美元。1801年时联邦财政总收入1300万美元,为10年前的2.95倍,说明财政状况已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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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银行建立后,一个以国家银行为主干,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市场、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它们都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和运作形式。银行到1800年已发展到29家,1797年和1800年纽约和费城都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在1792年以后的10年内,先后有12家海上保险公司注册。此外,各类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775—1801年,新建公司达328个,覆盖公路、运河、桥梁和制造等多种行业,其中仅涉及交通运输业的就占63%。1794年竣工的第一条税道,即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公路,就是由这类股份公司承建的,由此开创了美国交通运输革命的“税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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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业、航海业及商业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据统计,美国制造的商船吨位,1800年时已达66.9万吨,为1789年联邦建立时的5.4倍。美国商人开拓市场的努力日益扩大,1780年实现与瑞典直接通商,1784年美国商船进入俄国商港,同年8月“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1786年又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以后又把商业航行伸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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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整个美国对外贸易中,对英法的贸易一直占据主要地位,1790—1792年,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在美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31%和24%。1793年以后,英法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均提出与美结盟的要求以牵制对手,如何处理这一于美国至关重要的棘手的问题?杰斐逊力主建立美法轴心,汉密尔顿极力维护英美传统关系,华盛顿企图从中调和,于1793年1月发表由汉密尔顿起草的《中立宣言》,宣布对英法交战双方采取中立政策。这首先引起了英国的不满,派海军封锁法国及法属西印度港口,甚至出现了重开英美战争的危险。后在汉密尔顿的努力下,于1794年11月缔结《英美杰伊条例》,英国虽未放弃对美实行商业限制的政策,但同意撤出驻美国“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塞,两国矛盾才得以化解;而法国又视《杰伊条约》为英美结盟条约,以为它有违1778年《法美同盟条约》,随即令法军劫掠载有英货的美国商船,在法美谈判中又发生法国官员索贿的“XYZ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反法浪潮,乃决定成立海军部并重建陆军部,同样出现了引发战争的危险。后由于约翰·亚当斯的反对,并派遣使节与法国签订“1800年条约”,才使战争得以避免,美国的传统贸易格局亦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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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方面,虽然汉密尔顿的《制造业的报告》在国会受挫,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北方各州,还是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如马萨诸塞、纽约和新泽西都对制造业实行免税,纽约州还免去了从事制造业的人的民兵役。如1790年,英国移民塞缪尔·斯莱特(1768—1835)在商人摩西·布朗资助下,在罗得岛创办3个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厂,成为美国近代工业的先驱。此后这类工厂在东北部广为发展,涉及冶铁、玻璃、加工等行业,仅康涅狄格在年建炼铁厂就达9个。波士顿一家帆布厂所雇工人达300人。(图5-17)1791年4月,财政部助理坦奇·考克斯甚至提出了一个新建纺织城的计划,企图在美国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曼彻斯特,厂址就选在新泽西的帕塞伊克。甚至汉密尔顿本人,也积极参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推动建立了“兴建实用制造业协会”,并亲自为该协会草拟了章程。而且,该协会后来演变成实业公司,为此发行了达68.5万美元的股票。后来因选址、用人和管理不善,该实业公司于1796年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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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798年时的惠特尼的枪支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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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汉密尔顿的财政经济政策,在实行中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1791年7月,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后,仅几个小时便在交易中被认购一空,价值25美元的股票一个月内涨到325美元,费城一经纪人一个月便赚取了4万美元。费城、纽约和波士顿赌博成风,一些政府官员、议员也卷入,财政部长助理威廉·杜尔甚至辞去公职转而从事证券投机,成为当时的“投机王子”。根据《国产税法》,对酒类征收25%消费税,1794年宾夕法尼亚西部发生了“威士忌起义”,因边远地区农民把酿造威士忌作为处理粮食、进行贸易的主要方式,征税是对他们的打击。在汉密尔顿率军镇压后,民主会社在各地蔓延,1793—1800年这样的会社发展到41个,许多反联邦主义的共和党人参加了活动。1798年,新上台的总统约翰·亚当斯(1796—1800)以捍卫联邦制为由,要求国会通过《归化法》、《客籍法》、《惩治叛乱法》、《处置敌侨法》。当时有25名报纸编辑被捕,其中18人是共和党人,包括富兰克林的孙子。联邦的财政支出,从1793年的384万美元增加到1801年的8如万美元,同期国债总额也从8030万美元增加到8300万美元。联邦威信扫地,共和党在民众中影响扩大,代表共和党的托马斯·杰斐逊于是以一票的优势在大选中获胜而成为第三任总统,史称“1800年革命”。(图5-18)这次“革命”的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摧残人权的四项法律被废除了,联邦政府机构大幅度削减,仅财政部就削减500多人,除英法外,驻外使团均被撤除,陆军由3500人减至2500人,海军只保留13艘快速舰,其余船只均改作商船出售,使财政支出减至1802年的100多万美元,实现了杰斐逊建立“节俭政府”的主张。与此同时,在产业政策上,与汉密尔顿相反,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鼓励农业的政策,只把关税作为联邦岁入的主要来源。他虽然在1801年底致国会的一个年度咨文中,把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并称为繁荣经济的“四个支柱”,但其经济政策的重点显然仍在农业上,认为农业仍是对人民最有用的职业,并在1805年底致国会的信中提出,要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来建立和扩大一个“自由帝国”(Empire for Liberty),因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农立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1802年冬成立的全美农业协会总会,就得到杰斐逊的坚决支持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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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托马斯·杰斐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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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有超前的一面,那么杰斐逊的经济政策显然有滞后的因素,很难适应当时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共和党人执政后,一些制造业主、手工作坊主就提出了保护国内制造业的要求,马萨诸塞、新泽西、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的制造业尤其要求迫切,1801年初国会讨论关税政策时,几乎每天都有请愿书递到国会。纽约一位制造业主在请愿书中表示:“制造业只有得到政府的帮助,才能保持这个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如果美国仍为只有农民和商人的国家,我们就定然从属于欧洲人。”杰斐逊执政期间,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和英国的反封锁,也把大洋彼岸的美国卷了进去。1806年6月,美舰“切萨比克号”遭英海军袭击,于是杰斐逊在1807年实行“禁运法案”,企图借机实现他把制造业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主张。但禁运给美国航海和渔业带来了很大影响,出口从1807的年的1.08亿美元降到1808年约2243万美元,同期的进口从1.38亿美元降到5699万美元。新英格兰商人所受打击尤大,仅纽约一地就有20多个商行破产,有1200多人因负债入狱,1808年时东部各港口约有3万海员失业,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失业人数达10万以上。甚至农业本身也受到影响,因出口受阻粮食价格下跌,费城的小麦价格从1807年12月的1蒲式耳1.33美元降至1808年的不足1美元,烟草从每100磅6.75美元降至3.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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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运期间只有制造业获得了发展,因为禁运使进口急剧减少,国内工业品价格上涨,迫使并刺激了商业资本向制造业的转移,增加了在制造业中的投资,仅波士顿商人1809年给新罕布什尔皮革公司的投资就达10万美元。据加勒廷的统计,1810年时北部各州已有玻璃厂522家,年加工玻璃496.7万平方英尺。1810年,全国制帽业发展到842家,年产值在1000万美元以上。总之,禁运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发展制造业的必要,从而迫使杰斐逊重新审查其以农立国的思想和政策。如1808年7月18日,他在致威廉·平吉尼的信中说:“对英国的制造业关闭我们的市场,将会刺激并使我们建立永久的替代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08年11月8日杰斐逊在其最后一篇年度咨文中表示:“为非正义的好战国所造成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停顿,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公民的损失和牺牲,成为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被迫面临的这一形势,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这一转变的范围正与日俱增。”这篇年度咨文表明,杰斐逊的思想和政策,在1807年实行禁运之后发生了重要转变,杰斐逊的以农立国向汉密尔顿的以工立国回归,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及其路线,经过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三届政府,最终得以在美国确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它还表明,由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关注的都是美国未来的发展和前景问题,不同的建国理念和方针便有了互补的性质,杰汉之争不仅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分裂,反使这个国家增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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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杰汉之争与两党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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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是美国两党制形成的重要根源。因为不论后来党派之间的组成和关系多么复杂,也不管这些政党的名称如何改过去又改过来,总可以从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以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争论中,找到影子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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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制宪会议和批准宪法期间,无论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之间的斗争多么激烈,两者都还不能称之为“党”,只能说是名副其实的“派”。而且,它们之间关于宪法的争议,随着1789年联邦政府的正式建立,毕竟是告一段落了。因此,在第一届国会(1789—1790)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派别,更不存在相应的组织和机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派势力及其思想消失了。只是由于联邦派在华盛顿政府中成了掌权派,他们一下子失去了以特殊方式来维持其派别的活动和理由,因而容易给人们留下该派别已消失的错觉。反联邦派则不同,他们在联邦政府建立之后成了非主流派,因而就有了以某种方式维持其派别的压力和理由,否则就会被认为这个派别已彻底失败。所以,在联邦政府建立以后,反联邦党人的派别活动反而更为频繁和发展了,他们在第二届国会中开始以“共和主义势力”闻名,而与汉密尔顿集团相对立。此间,《国民新闻》和《合众国新闻》则分别充当了两派的喉舌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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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的总统选举,在两党特别是共和党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因为华盛顿已经表示愿意连任总统,所以副总统一职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是志在必夺。为了集中支持一个候选人,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的共和党人加紧了活动,而合众国众议院书记约翰·贝克利则成了这个时期共和党运动最积极的领导人。选举结果,虽然原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以77票重新当选,但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克林顿仍获得了55张选举人票,成为共和势力开始组织起来的重要标志。虽然共和党人的竞选失败了,但人们已开始把麦迪逊看成是国会中共和党的核心,并把该势力称为“麦迪逊的党”。到1796年4月,当众议院为“杰伊条约”举行辩论时,共和党第一次正式召开了该党的“核心会议”,这意味着它企图为党的立法政策作出决定,是国会中共和党日益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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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的总统选举是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一场真正的较量,联邦党人以约翰·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而杰斐逊则被共和党人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尽管杰斐逊早在1793年底就辞去国务卿职务而引退蒙蒂塞洛,这一次也不打算来竞选,但他还是被他的追随者拥立为总统候选人,以66∶71票屈居副总统位置。这次总统选举活动,从两党制形成的角度来看,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在竞选中派性进一步发展,双方都加强了对候选人的宣传;二是改善了党的组织和竞选机构,共和党人还正式建立了地方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选举委员会,经常雇有11个办事员,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有固定的会议制度。而约翰·亚当斯的政府,不仅总统是联邦党人,国会中多数议员也是联邦党人,共和党人从大多数政府机构中被排挤出去,是第一个具有明显党派性的政权。这样,共和党人成了真正的在野党,因而也就更加注重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共和党在一些州如宾夕法尼亚,几乎在每一个县都建立了它的委员会,至1800年费城14个区也有了它的委员会,形成了严密的体系。在其他州,如纽约州、弗吉尼亚州等也是如此。不仅如此,在1800年时,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还正式建立了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核心会议”,并把它的决定变成全党的行动指南。所以,当1800年杰斐逊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约翰·亚当斯再度竞选时,他实际上早已胜券在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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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的胜利被杰斐逊称为“革命”,这从两党制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因为这一年的胜利确立了共和党一党统治的格局,而且维持了长达28年之久。这并不是说联邦党人从此就完全消失了,它在经过了“1800年革命”后一蹶不振,但从30年代初起开始以“辉格党”名义重新露面,尽管其成分已不完全是原来的联邦党人了。但“辉格党”这一名称和组织成分并没有保留下来,当1854年更加强大的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成立后,原来的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联邦党和辉格党的一部分人便站到它的旗帜下,而另一部分则站到了原来称为“共和党”的民主党的旗帜下了。1800年以后,一旦共和党人牢固地掌握了权力,由联邦党的强大实力所促成的团结就削弱了,到杰斐逊第二任期间党内的派别活动加剧,1824年竞选终于使党分裂成两个党:一个是以亨利·克莱为首的“青年共和党”,另一个是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最后结束了弗吉尼亚王朝并取消了“共和”的名字而改称“民主党”,青年共和党也取消了“青年”两字而改称“共和党”。它标志着美国两党草创时期的结束,或者说两党制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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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路易斯安那购买”影响尤大。从1821年到1828年西部有6个州加入联邦,成年的白人男子都获得了普选权,有4个州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人口(特别是工人人数)迅速增加,大量欧洲移民又带来了要求改革的社会压力,于是形成了1828年以后的“杰克逊时代”。在这个时代,州的选举成了第一级选举,如果哪个政党在那个州获胜,也就获得了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为了获得该州的选票,党必须去发动群众,这样就产生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国会的“核心会议”去决定,从而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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