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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发展，是所谓“科学管理”的兴起。它可以说既是美国工业化的产物，又是美国工业化的特点。说它是美国工业化的产物，是因为它适应了美国大企业发展的需要；说它是美国工业化的特点，是因为它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美国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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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W．泰勒（1856—1951），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杰曼顿，父亲是一个出生于贵格会教徒家族的律师，而母亲是一位清教徒，因此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泰勒初入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但由于视力问题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法学院，到费城恩特普里斯水压厂当学徒，这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周工资仅3美元。1878年学徒期满后，他转入该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当工人，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勤奋好学，在6年内由工人升为职员、班长、工长、设计室主任、总技师。其间，他晚间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习，并于1883年毕业，最后成了该厂的总工程师。为了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磨洋工”问题，他从1878年至1890年整整花了12年时间从事工厂管理方面的试验，并利用业余时间到新泽西史蒂文斯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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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磨洋工”有无意和有意两种，也有工厂方面管理不善的问题，以往的管理所凭借的是单纯的经验，应当责怪的是管理部门而不是工人，为了克服“磨洋工”现象，就必须设计好工作，提出适当的激励办法。为此，他对工人的劳动过程进行“动作一时间”研究，其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减少工人在操作中浪费的时间，以及多余的动作，并从1881年起开始实行他研究的劳动时间制度。1911年，他又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管理的专著，是“科学管理”兴起的标志，因此他提倡的管理制度被称为“泰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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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时间”研究是“泰勒制”的基础。所谓“动作—时间”研究，就是将每一件工作都分成尽可能多的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把无用的动作去掉，选择出每一基本动作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并把这些动作的时间测量记录下来。泰勒认为，根据这些动作和所花的时间，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搁和停顿所需的时间，以及由于“无经验”所需的时间和休息时间，就可以确定工人完成某一工作的大致时间，除了以“动作一时间”研究为基础来确定工资而外，他还提出了“差别计件工资制”，以便“把钱给人而不是给职位”：未达到标准的雇员只能获得基本标准工资的80%。这一制度的实施，是通过按工人作出的努力而不是按他的工作等级来付酬，以实现工作的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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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达标的工人少拿工资，对达标的工人给予奖励，这种刺激办法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劳资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必然的矛盾，因而不是工人得到的多了，雇主得到的自然就少。基于这种考虑，泰罗不支持雇主们以最便宜的价钱去购买劳动力并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工资，也不支持工人们以最少的劳动来换取他所获得的全部工资，而是主要给“头等工人”以高工资。他认为，每一个部门的目标是：（1）每一个工人都做他的能力和体力能胜任的尽可能高的工作；（2）每一个工人在不损害健康的情况下生产出他自己所属级别的头等工人所能生产的最多的产品；（3）当一个工人以“头等工人”的最大进度生产时，可获得平均工资以外的30%—100%的奖金，即双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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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头等工人”是泰勒提出的新见解，它既是要求工人达到的目标，也是人事部门选拔人才的标准。在泰勒看来，“非头等工人”不是在能力上不适于做分配给他的工作的人，就是不愿意尽其最大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他所确定的任何一件工作的定额，都是按“头等工人”在不损害健康的条件下可完成的，不需要工人们在正常进度之外进行突击，也不以紧张劳动为代价。为此，企业的管理部门的任务，就是要雇员寻找最适当的工作，以帮助他们成为“头等工人”并发挥其最大的能力，从而形成了泰勒“任务管理”的概念。所谓“任务管理”是对企业的人事部门而言的，它要求每一个企业的人事部门做到：（1）每天分配给工人具体任务，并附有有关完成这些任务的规定；（2）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者获得特别高的工资，而超过了规定时间者只获一般工资；（3）任务、方法、工具和原料都是标准化的，这就给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职责。泰勒认为，这些管理人员必须具备智能、教育、专门知识、老练、有干劲、判断力强等。泰勒把管理人员的责任分为“权利职责”和“计划职责”，并设置了“班组领班”、“速度领班”、“检查员”、“工作流程管理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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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勒指出，他提出的科学管理，既不是一种成本核算制度也不是一项新的工资制度，既不是一种计件制度也不是一种分红制度，既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也不是一种雇佣方案，而是一种“心理革命”。这就是要使劳资双方都把眼睛从视为头等大事的盈余分配上移开，而把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来，直到盈余大到没有必要争执怎样分配它时为止。为此，泰勒认为，劳资双方必须在思想态度上发生双重转变：一是用通力合作来代替劳资冲突，一是用科学知识来代替经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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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勒开创的一场“管理革命”，很快就在美国工厂中推广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美国迅速走向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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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十讲 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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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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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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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改革运动，是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的必然产物，是伴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而展开的。因为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中，由于大企业的兴起和垄断组织的产生，生产向资本化和社会化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这就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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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1896年，查尔则·斯帕尔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占全美国人口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全美国财富的一半以上，12%的人共拥有全美国财富的近90%。罗伯特·亨特在《贫困》一书中讲道：“很可能，在相当繁荣的年代，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不下1000万。”据他推算，1904年全美国至少有400万人靠救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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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主要靠工资过活。当时工时的降低远跟不上生活水平的步伐。至1900年，全美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在10小时以上，10年后每天劳动时间为8小时的工人也只占8%。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在1880—1910年的30年内，产业工人的家庭收入不足650美元，而农业工人则低于400美元。当时公害严重，事故频繁。例如1907年，仅铁路业中就发生死亡事故1534人次，伤残事故87644人次。1917年，仅制造业的死伤事故竟达1374410人次。童工的使用十分普遍，据统计，1880年、1890年和1900年，10—15岁的儿童当雇工的比例，分别高达16%、18.1%和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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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总数为2900万的工人大军中，被雇佣的10—15岁的儿童竟达175万。造成大批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或中途退学，能念完小学的不足1/3，能完成中学学业的不足1/10。工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与“城市老板”进行斗争。仅1893—1898年间，大大小小的罢工全美国就发生了7029起，平均每年117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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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受垄断之害至深。由于铁路授地过多，影响到更多农民获取土地的机会，尤其是获取好地的机会。据统计，落入土地投机公司、铁路公司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土地，总数达52100万英亩。到1890年为止，虽然按《宅地法》规定有372659户申请了宅地，但最终被批准的则不到1/3左右，而且很多宅地不是土质较差，就是远离交通线，农民极为不满。所以有人说，1860—1890年美国人口总数已超过3000万，但能受惠于《宅地法》的人尚不足百万。西部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东部和欧洲，而东西部之间缺少天然通道，运河的作用由于受河道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很有限，因此铁路的垄断对农民特别是西部农民就极为不利，因为垄断会引起运费上涨。例如，1869年时，由密西西比河以西到东部海岸，每蒲式耳货物的运费就高达52.5美分，而当时每蒲式耳小麦的售价仅100美分左右。换言之，农民收入有一半被铁路公司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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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不一样，农业受自身的影响较大。19世纪70年代自然灾害频繁，连续发生了好几次严重的旱灾。由此引发了将近20年的农业危机，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因为危机使农产品价格陡降。小麦1866年为每蒲式耳206.0美分，玉米1867年每蒲式耳78.1美分，棉花1864年时每磅101美分。进入70年代以后，这3种主要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走向为：1870—1873年，分别降至106.7美分、41.1美分、15.1美分；1882—1885年，分别再降至80.2美分、39.8美分、9.1美分；1894—1897年，分别又降至63.3美分、29.7美分、5.8美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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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90年代美国市场的主要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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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危机，因抵押而破产和失地的农民，不得不靠租佃土地来耕种而维持生活。据统计，1880年佃农在全美国农户中的比例已达25.5%，1900年已增加到35.3%。而当时无地和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数的50%，可见并不是所有无地的农民都获得了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被无情地赶入劳动市场，结果在西部7个主要谷物生产州中，农业工人在1888—1890年间增加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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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来移民情况就更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流入了城市。为了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一种4—6层的蜂窝状公寓被广泛采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但由于通风和卫生条件都极差，大部分变成又脏又臭的贫民窟。19世纪90年代，全美国16座最大的城市中，1/10的居民就拥挤在这类贫民窟中，其中尤以人口为300万的东部大都会纽约特别典型，这类贫民窟的人口占该城市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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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也坏到了极点。被称为“城市老板”的党魁们，常常用贿赂收买和官职允诺等手段操纵选举和市政。《城市之羞》的作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圣路易代表着贿赂，印第安纳波利斯意味着来自方针政策上的不义之财，匹兹堡暴露了一个政治和工业的核心小集团；费城显示了文化制度的彻底腐败，芝加哥是改革的假相，而纽约则是好政府的幻梦。至于假货制造商、收回扣者、商业强盗、诈骗推销者、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更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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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个分水岭的那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涣散的社会，遵循着十七八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原则；而在“分水岭的这一边，则是一个建设都市化的工业国家，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用政治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来说：“1900年时的美国，与1860年时已迥然有别，我自己在这个国家全然是个陌生人，对此我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