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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在实用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美国人不信仰任何哲学，也不是说他们没有任何哲学讨论。早在174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在费城创建“美国哲学会”；1860年代，德国移民亨利·布罗克迈尔和教育家威廉·哈里斯也共同创建过圣路易哲学学会。但在实用主义形成之前，美国人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还是欧洲哲学，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在美国尤受重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借以作为反英独立革命武器的，正是这种主张“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一般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哲学以及文学和其他各种社会学领域内，情况都差不多。它证明，美国人在文化上还是不独立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主要有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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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皮尔斯1839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进该大学劳伦斯科学学院，1863年在化学专业毕业，1867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领域遍及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1870年，他已发表8篇有关逻辑学方面的论文和小册子，时年仅31岁。1879—1884年他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授逻辑学。1877—1878年，他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上的连载文章《科学逻辑的说明》，提出了他的“实用的主义”的哲学，成为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1〕虽然正式使用这一概念，是1902年的事。〔2〕在皮尔斯看来，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行动的准则，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个思想会引起什么行为。因此，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对于这些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而论，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概念。威廉·詹姆士指出，皮尔斯的这个原理，“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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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詹姆士（1842—1910）。詹姆士1842年生于纽约一个神学家家庭，先后就学于哈佛大学和德国赫尔姆霍兹、冯德等大学，得以熟悉当代哲学和心理学，1872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先后任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1884年发起组织“美国心灵研究会”。詹姆士的著作很多，代表作是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一书。在詹姆士看来，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毋宁说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方法，真理并不是一种绝对而只是一项社会成就，是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个人都得要为自己去造成的东西。他说：“一种思想的真，并不是那种思想所固有的一个静止的特性。‘真’是出现于一种思想的。它是逐渐成为真、通过种种事件而被造成为真的。”因此，真理的检验要在结果方面才能找到：“某一真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最终的检验乃在于它所指使或激发的那种行为。”詹姆士有一句名言：“彻底经验主义。”虽然他本人声称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没有任何逻辑性的关联”，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看来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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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杜威（1859—1952）。杜威1859年出生于弗蒙特州，1879年毕业于柏灵顿大学，188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获密执安大学哲学和心理学讲师教席，1889年起先后任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心理学或教育学教授，于1915年参与创立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938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终身名誉主席，曾到日本、中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地讲学。其代表作有《实用心理学》（1889）、《学校与社会》（1899）、《民主与教育》（1916）、《哲学的改造》（1920）等等。他在皮尔斯、詹姆士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实用主义学说，系统地提出了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将其应用于教育学、历史学等领域。杜威的“实用主义”，标榜以科学和民主精神为核心，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促进人类福祉之根本的手段”，认为“自由主义对实验过程的信奉包含了对与社会关系变化密切相关的个性与自由观念进行不断改造的意图”，“个人决不是固定的、给予的、现在的。它是某种达成的东西，不是在孤立状态下达到的，而是在一定环境——文化的与物质的环境，这个‘文化的’不仅包括科学与艺术，而且包括经济、法律与政治制度——帮助与支持下”达到的，而“民主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关系”，“民主本身就是一项教育的原则，一项教育的措施与政策”，如果离开了教育，“民主就不能维持，更谈不上发展”，但一个人只有在有机会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作出某种贡献时，这个人才能真正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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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实用主义”有很多误解，常常把它列入“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其实它是和先验论和教条主义相对立的。据考证，“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πραуцα一词，其本意是“行动”即“实践”的意思，强调“实验”和“结果”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在实用主义者思想中，特别是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反对笛卡儿以来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强调人所面对的、生活于其中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是人的视野（经验）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人化）的世界，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本身。它对人以外的世界的自在地存在并不否认，只是认为它一旦成为人的生活和经验的对象，就必然为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制约，也就是被人化，失去了其自在性。〔3〕因此，实用主义者特别是杜威主张哲学所应关注的，不是去论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世界或唯心主义所说的精神世界如何自在地存在，而应是去揭示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离不开人的生活和经验，即人的实践。因此，生活和实验的观点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就使它超越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而更加接近于现代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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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体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他不仅强调实验和经验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认为，公民没有普遍的必要的教育，民主制度是得不到保证的。杰斐逊有句名言：“任何政府，如果单单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这个政府就会败坏。因此，唯有人民自己才是政府可靠的受托者。为了使他们完全可靠，他们的心智必须予以相当的陶冶。这虽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但却是教育必需的任务。”〔4〕杜威认为：“在这句话中，他表示了民主，特别是政治民主的含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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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欧各国不同，美国不是在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处女地上新建立起来的，其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西部的拓殖而展开的。因此，这种不断的拓殖及其经验，构成了美国传统乃至心灵的核心内容，在美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说实用主义可以算作是一种被称为“美国哲学”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说这种哲学应当与美国人这种独特的经历有关，这大概是不会有人怀疑的。因为只有它才是具有原则性的美国思维模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从演绎向归纳转变，从直觉向实验转变，从形式向功能转变，从范型向程序转变，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从原则向实践转变。”带有很强的美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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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语言和文学的独立：从爱默生、惠特曼、马克·吐温到门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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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而文学则是生活的反映。内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由工业化所带来的民族经济的壮大，不能不在语言和文学上反映出来。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创作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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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反映北美殖民地生活的文学著作，主要是英国人写的关于美洲的日记、游记与宗教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是在英国出版的。它们虽然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但大都从“大英帝国”的立场出发，不是为英帝国海外扩张与探险献计献策，就是为其殖民主义的业绩歌功颂德，甚至把屠杀印第安人的人当英雄来赞扬。只有独立革命时期的富兰克林、潘恩和杰斐逊的散文，才散发出美国人的革命气息，并在思想上迅速地与英帝国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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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独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兴起于世界的西方，它的文化渊源于西欧，但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色。休·亨利·布雷肯里奇的小说《现代骑士》写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邓拉普的戏剧《安德烈》以独立革命为自己的题材，罗耶尔·泰勒的喜剧《对比》对比的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纯朴”和英国腐朽的“文明”。美国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自然景色、革命故事、西部开发和印第安人，等等，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素材。但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理想与热情，特别是对刚刚摆脱了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这个新兴国家的热爱，使独立后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他们或者美化英国的过去和传统，如欧文笔下的殖民地社会中的懒汉和库柏笔下的猎户；或者颂扬作为民主制社会基础的个人和个性，如爱默生和梭罗散文中宣扬的个人意志和绝对自由。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产生了如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样的作品。惠特曼把“草叶”当做正在发展的美国的象征，当做一种最普遍、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来宣扬，实际上是宣扬美国“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惠特曼被称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伟大也是最后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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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后，一方面，随着奴隶的解放、大西部的开垦、先进技术的采用、各种矿藏的开采、全国铁路网的建立，以及大量移民、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工业化进程加快进行；另一方面，随着投机活动的加剧，资本集中的步伐加快，政府腐败现象日益突出，中小企业破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前关于美国民主、自由的理想和颂扬，渐渐被某种破灭感所取代，文学和艺术活动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首倡者是威廉·豪威尔斯（1837—1920）。豪威尔斯生于俄亥俄州，他父亲是一个贫苦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刷工人，1852年豪威尔斯进入《俄亥俄日报》工作并开始写作，1861年因帮助林肯竞选总统成功而被任命为威尼斯领事，回国后被聘为《大西洋月刊》编辑，1909年任美国文学艺术院首任院长。其代表作有《现代婚姻》（1882）和《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等，作品内容涉及西部生活、社会男女问题和宗教问题。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要“你照相似地再现肉眼所能看得出的”生活，主张写作要“不多不少”地忠实于所描写的对象，而对象就是“日常的平凡的事物”。除了威廉·豪威尔斯外，可以列入现实主义作家的，还有马克·吐温（1835—1910）、亨利·詹姆士（1843—1916）、赫姆林·加兰（1860—1940）、伊迪丝·华顿（1862—1937）、斯蒂芬·克兰（1871—1900）、杰克·伦敦（1876—1916）、法克兰·诺里斯（1870—1902）以及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吐温，他既是当时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美国民族文学的伟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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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郎荷恩·克列门斯，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他的笔名，原意是“水深二浔”，是密西西比河上测水员用的术语，1863年开始作为写作时的笔名出现于报纸杂志，这与他的出生和经历有关。马克·吐温1835年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4岁时随父迁居汉尼拔（Hannibal），该镇就位于密西西河西岸。气势磅礴的密西西比河，来往不断的船只和木筏，黑奴们的苦难生活，船夫们的精彩故事，西部人的诙谐与幽默，以后都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使之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他从对民主的理想出发，用幽默、讽刺的手法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丑恶，其作品所体现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不过，由于他父亲去世很早，马克·吐温12岁就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先后当过印刷学徒、送报人、排字工人、水手和舵手。在内战期间，由于密西西比河航运萧条，他曾到西部的内华达找矿，但辛苦了几年一无所得，后在内华达弗吉尼亚城《事业报》和加州旧金山《晨报》当记者，才开始了大量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的写作。他最初的一批札记，就是在他当记者时写的，主要记述他在东部和西部的旅行，以及沿海城镇和矿区的那种杂乱无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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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人合作的《镀金时代》，发表于1874年。它讽刺和批判了内战后美国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和像瘟疫一样弥漫于全国的“投机”风气。小说主人公之一塞勒斯，是一位幻想发财的小市民，以为“整个空气里都是钱”。另一个主人公是参议员狄尔沃绥，他是企业家兼政客，一面谈为“公众的利益”服务，一面做着买卖选票的勾当。1876年发表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部儿童探险小说，写内战前一个小镇上汤姆·索亚不满意枯燥的生活环境，去追求传奇的冒险生活的故事。作者用对比的手法，以生气勃勃的儿童心理同陈腐刻板的生活环境相对照，使心理描写成为其创作的特色，这是他的第一部成名作。1883年，他发表了另一部作品《在密西西比河上》，这是作者重访密西西比河的随笔，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以及对早年他当舵手的那段生活的有趣回忆，其中包括了有关舵手协会组织和斗争的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于自由的向往。1886年发表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描写了这样一个发生在南北战争前的故事：黑奴吉姆听说女主人要卖掉他，于是逃离主人前往北部自由州，在路上遇到为躲避父母责打的小孩子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他们一起逃亡时，在相互依赖中结成深厚友谊。但他们找不到通往自由的卡罗镇，却碰上自称“国王”和“公爵”的两个骗子，吉姆险些被卖掉。在小说中，吉姆在思想上始终是独立和自由的，否认奴隶制的“天然合理”性，寄托着马克·吐温的民主思想。这部书因此成为他的代表作。此外，马克·吐温还写过一些重要作品，如《王子与贫儿》（1889）、《傻瓜威尔逊》（1900）和《赤道环游记》（1897）。后一作品中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他于1907年开始撰写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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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它并不是和内战前浪漫主义的作品完全对立的。或者说正是这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个新兴的国家，以及它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并共同构建了美利坚民族文学的大厦。因为从文学思潮上讲，可以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二者都可以作为表达民族意识和感情的手段。拉尔夫·W．爱默生是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这里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们要求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条和自己的宗教。”并断言：美国“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即将告终，“千万民众绝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来喂养”。同样是浪漫主义者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也认为“在评定第一流的诗歌时充分的民族性一般是第一要素”，并把自己的《草叶集》看成是“只能在民主的美国”才能产生的“民族战争的产物”。而作为现实主义伟大代表的马克·吐温，更是美国民族文学的重要推动者，是他第一个完全采用美国方言进行创作，以“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流域为主要背景，并赋予美国文学以独特的幽默风格，美国文学也第一次通过他的名字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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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美国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推动下，逐渐成熟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的时候，终于使得美国语言学家们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思考、研究和总结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区别和特点。于是，由H．L．门肯主编的《美国语言》便在1919年应运而生。在这本厚达2500页的书中，门肯作为主编在《序言》中庄严宣布：在“对不同民族的特征及思想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之后发现，“英国本土的英语与美国人讲的英语，无论在遣词造句上，在成语的含意与使用习惯上，乃至在通常谈话的语法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别”，在语调上英语显然比美语可取，而在拼写上美语则无疑更佳。为此，该书被有人称之为美国语言的“独立宣言”。尽管自1919年以来，在众多的对L．门肯的评述中，迄今没有发现“独立的美语”的字样，但它毕竟是1828年诺亚·韦伯斯特所编美国英语词典对美国英语进行全面纵览以来，这个国家对美国英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权威著作之一，并“反映了当时民众要在精神上再次摆脱英国的独立的心态”。我们从“美语”（The American language）这一概念的使用中，不是也看到了这种“心态”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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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及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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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化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占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一改传统史学把美国制度和文化之源归之于欧洲的理论和作法，而把目光转向新大陆本身，特别是转向西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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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是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班克罗夫特出生于文化之乡马萨诸塞，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赴法国学习并于1820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22年回国执教于哈佛大学，以法国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遭反对而被解聘，后自办学校教书。其代表作为10卷本的《美国史》，从1834年开始出版，到1876年方才出齐，历时40余年。该书一改前人重史料的编体写法，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从美洲殖民到独立建国的美国历史，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其著述贯穿了3条主线：（1）是把北美拓殖视为继往开来的事业；（2）视合众国的建立为世界走向自由的标志；（3）宣扬美国人对于人类的历史使命感，因而高度评价美国的立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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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专业史学家逐渐取代非专业史学家的地位，历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有3个表现：（1）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历史研究生专业；（2）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正式成立；（3）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创刊。在这些措施影响下，历史学成为各大学都设置的重要教席，历史研究之风盛行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些重要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著作应运而生。在第一代专业史学家中，涌现了3位重要代表性人物，即执教于哈佛大学的亨利·亚当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伯吉斯、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这些人都曾留学于德国，深受德国史学泰斗L．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以制度史的研究为主，被称为“制度学派”。在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来源时，这个学派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和文化作为其“生源”（germ），而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就是这种“生源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在《新英格兰诸城镇的日耳曼起源》和《美国的诺尔曼警史》等著作中，研究了新英格兰早期殖民据点的土地关系和政治组织，论证了那里存在着农村公社的某些残余，土地常常被宣布为农村公社的公共财产，并且指出在美洲组织起来的清教会社和古代日耳曼人的“公社自治”有着某种“种族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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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冲破传统史学对美国史的藩篱，寻求新的出路。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就是新派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用以和制度学派相对立的就是所谓“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见于1893年他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召开的年会上宣读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于美国本身的问题却注意得十分不够”；为了解决美国制度的根源问题，应当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边疆问题”上来，因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他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边疆假说”。不难看出，所谓“边疆问题”，乃是一个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源问题。这个假说的实质，在于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并把它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的思考和解释，从欧洲方面转到新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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