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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17063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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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第十三讲 1930年代危机与F．罗斯福“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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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前繁荣到空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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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威尔逊“赢得战争而失去和平”，遭到共和党人联合反对。在1920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沃伦·G．哈定（1865—1923），以61%以上的选票当选，从此开始了共和党长达12年的执政，在历史上被称为“共和党的10年”。继哈定之后的共和党总统，一个是卡尔文·柯立芝，一个是赫伯特·C．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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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共和党人的胜利，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胜利，它充分地体现在哈定总统关于“恢复常态”的呼吁中。其实质，是打着“重建、调整和恢复”的旗号，放弃20年来由民主党人实行的进步主义改革，改革前宣布的罢工的合法性也被卡尔文·柯立芝视为是对“公众安全的危害”。吏治腐败，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在海军部部长登比默许下，同多赫尼财团和辛克莱财团勾结，让两公司取得了有巨大价值的海军石油资源储备地的控制权，如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山资源储备地租让给了多赫尼的公司，把位于怀俄明州的蒂波特多姆资源储备地租给了辛克莱的公司，福尔从两财团手中获得了至少40万美元好处费。三K党于1915年在乔治亚复活，复活后的三K党势力扩张很快，不仅由南部扩展到中西部、西南部和远西部，而且逐渐由社会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打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内部，在20年代夺取了3个参议院席位和至少4个州州长位置，三K党人用暴力对付他们心目中的敌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群众，教堂火刑、私刑处死、残体截肢、鞭笞拷打，是其惯用的手段。“原教旨主义”流行，曾作为市政改革先驱的威廉·布赖恩，这时已演变成为代表宗教正统的十字军领袖，南部有好几个州在他的领导下制定法律，公然禁止在州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1923年俄克拉荷马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中小学教科书釆用“达尔文创世说”，1925年田纳西州中学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因讲授进化论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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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出现了保守的倾向，但在经济上却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据统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19年大约只有742亿美元，但到1929年已增加到1031亿美元，10年内增长了28.4%。从国民总收入上看，1921年时仅为594亿美元，到1929年增长到872亿美元，8年内增长了31.9%。就人均收入而言，1900年时仅有480美元，到1929年已增加到681美元，增长了28.9%。1929年时，美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8.5%，超过了当时世界3个主要工业国家英、法、德的总和。2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汽车、电机和建筑三大产业为其支柱，但其他产业发展也很快。例如化学工业，这个部门兴起于19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总产值在40亿美元以上，其中包括人造纤维、石油化工和汽油提炼，以及橡胶这样一些重要的产业。收音机等家电工业也获得巨大发展，1921年还是新产品的电冰箱，在8年内其产量已增加到90万台；收音机的产量，在1923年至1929年间，从19万台猛增到近500万台，约增加了24倍。在公用事业方面也毫不逊色，1920—1928年间35家公共事业公司的资产，从64亿美元一跃而为170亿美元，其营业额的年增长率达15.9%。其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几乎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电话业，其资产达4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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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繁荣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大战的巨大影响。因为战争增加了军需直接订货，刺激了粮食和食品的生产，由于战时对外投资的增加，美国由过去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但造成20年代空前繁荣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生产在工业生产中的采用，这方面主要以1913年由亨利·福特首创“传送带生产线”即“流水装配线”为标志，（图13-32）自动化、标准化和流水线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三大要素。亨利·福特，1863年7月30日生于密执安，从小就迷上了机器，曾在底特律爱迪生照明公司当主任工程师，1899年起开始做自动汽车试验，1903年投资10万美元与人合办福特汽车公司并任总经理，由于首创“传送带生产线”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使他的T型汽车系列产量大增，到1927年已达1500万辆，被称为“汽车大王”。20年代，大规模生产方式逐渐由汽车行业传播到其他工业领域，成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中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大规模生产，由于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和更科学的组织管理和指挥系统，大大推动了汽车、电力、石油、橡胶、钢铁、煤炭、服装等领域的企业联合，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当然，除此之外，分期付款办法的普遍采用，“推销员”（Saleermer）和“促销员”（Promoter）制度的建立，以及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概念的提出，都对20年代的繁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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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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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年代的空前繁荣中，早已埋下巨大危机的种子：首先是资本的高度集中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在1922—1929年期间，工业生产指数几乎上升了50%，国民收入增加了约23%，但商业职工的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职工实际还有所减少，而每小时的工资的增加还不足一美分。占全美国人口5%的人，竟占了全国个人总收入的1/3；其次是农业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第一次大战后，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26%，但农业的总收入在1920—1921年间却从160亿美元减为105亿美元，到1924年才超过120亿美元，此后一直增加很少。1929年，全国人均收入为750美元，但农业的人均收入却只有273美元。基本消费者收入低下直接影响到消费市场的发展；第三是分期付款赊销孕育着不良后果，因为分期付款赊销造成对消费品市场的人为膨胀。据统计，在1924—1929年期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其增长率高达75%。小汽车、收音机、家电等耐用商品的销售一度大大增加。但它也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不增加信贷的供应，消费品市场就可能急剧萎缩；第四是股票投机的盛行给人们虚假繁荣的假象，因为股票交易活动毕竟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从1928年3月起，证券市场出现了哄抬股票行市的情况，进入1929年以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到该年9月3日股价竟上涨到最高点。在此期间，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每股从128美元上涨到396美元；问题严重性在于，官方对早已隐伏的危机几乎毫无察觉，而对经济繁荣的估计却过于乐观。早在1928年8月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胡佛就宣称“贫困从我国消失将指日可待”。不到半年，在1929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便公开宣布：“总的看来，我们达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慰藉和安全，从普遍的贫困中解脱出来后，我们得到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他完全不了解，危机的最初征兆在1929年夏已经出现，当时住宅建筑业收入已下降10亿多美元，各企业库存货物已增加了两倍，消费额增长率下降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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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3日（星期三），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行情急转直下，10月24日，凌晨一些银行家在摩根有限公司开会，商定共同筹资按高于市场价格收购股票，以稳定市场秩序。但这天接着又出现了一阵空前猛烈的抛售风，一天之内共有1200多万股易手，迫使行市进一步惨跌，到中午已濒于崩溃的边缘。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六，虽然股市情况稍有稳定，但根本情况并无任何好转。而这时胡佛在一份总统文告中竟宣布：“美国主要工商业以及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形势很好。”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股市在第二个星期一再度惨跌，到星期二（10月29日）终于迎来了最糟糕的时刻：大户不计行市高低，在市场上大抛特抛股票，一天之内共抛售1640万股，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样，金融危机便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星期二灾难性风暴之后，股市行情一直是下降趋势，到11月50种热门股票的平均市价，已比9月份最高市价下降50%左右。正如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所说：“宛如地裂天崩，到了世界末日。”在此后3年内股市价格继续下滑，以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各类股票的价值，总共下降了450亿美元左右。股市是整个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危机不能不波及其他经济领域。首先受影响的是美国银行，它们因借贷方无力还债而陷入困境，因作为贷款担保的证券价值又往往低于贷款。在30年代头3年内，因这种损失而倒闭的银行达5100家，而储户的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美国农业在这次大危机中更是雪上加霜，虽然1932年农产量实际上比1929年提高了，但农产品价格却下降了56%，以致当年工农业产品的平均价格比率只有100︰58。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也逐渐减少，在1929—1932年期间，农场平均收入从962美元减少至288美元。工商业所受打击也很沉重，1929年全美国公司的利润大约是100亿美元，而1932年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损了近13亿美元。由于大多数企业难于赚钱，企业的倒闭率在此期间上升了50%。对直接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明显，产业工人平均周工资，1929年时还有大约25美元，但到1932年只剩下了17美元，约降低了1/3。由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即使能找到工作，但每周工作只有几个小时，其危机的影响便可想而知。据统计，1932年全美失业人数为1200万，相当于全国劳动力的24%。而对于黑人来说，则总是：“最后受雇，最先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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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29年开始的危机已波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但胡佛总统对危机的性质和程度仍严重估计不足。甚至在1929年的10月23日在股价已发生暴跌的情况下，他依然声称美国经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并提议说可把“危机”一词改为“萧条”，以免吓坏了人。1930年危机进一步深化，有1352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也有增无减，而每户获得的救济不足2.39美元。这年10月，胡佛总统才任命了一个紧急就业委员会来指导和协助地方救济工作，其主席是阿瑟·伍兹上校。但当阿瑟·伍兹企图使救济工作从地方转到联邦，向胡佛提交了一份联邦公共工程方案时，却被胡佛驳回而不得不愤然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胡佛不得不撤销紧急就业委员会，于1931年另组失业救济局，改由沃尔特·安·吉福德任局长。从1930—1933年，联邦对各州在公路修筑方面的年度补贴，从8600万美元一跃而为1.72亿美元，一座名为“胡佛水坝”的工程也于1930年在科罗拉多河动工。国会还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有关退役军人退役金的法案，同意他们预领1924年决定发给他们的退役金的一半。为了提高银行的信贷能力，在1931年12月召开的新国会会议上，根据胡佛的建议决定，向联邦土地银行拨款12.5亿美元。后又在胡佛的亲自敦促下，于1932年7月建立国内信贷银行系统，其资本为12.5亿美元。但这些措施尚不足以根本治愈病根，1931年和1932年之交美国经济形势继续恶化。1932年工业生产水平比1930年下降51%，失业人数剧增为约1000万，先后有2294家银行倒闭，其存款额将近17亿美元，银行倒闭数月均达200家。为此，胡佛又决定采取两大措施：（1）是加强信贷工作的力度，于1931年底提出建立复兴金融公司的计划，1932年1月获国会批准正式成立，其贷款的主要对象是银行和信托公司。（2）是于1932年7月通过紧急救济与建设工程法，允许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给各州以供救济失业之用，增加对自负盈亏的公共工程的贷款以增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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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佛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其目的和方法常常自相矛盾。他一再召集企业界领袖们开会敦促他们稳定物价，但他却只在私下提意见而不愿公开干预。他一面要求州长们加快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在行动时“须谨慎从事”。尽管他坚决认为美国的麻烦根源在于国外，但又对树立保护主义堡垒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表示同意。为了维持产品的价格，联邦农业局给植棉州长打电报，“劝告立即将现尚在田的棉株每三行犁去一行”，但他却不肯批准对种植面积加以控制。他声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防止我们的人民之中那些确有困难的人挨饿受冻”，但又不允许联邦政府直接出面予以救济，只强调由私人慈善机构去解决问题。他虽然提出对各州的公共工程提供联邦补贴，但又坚决主张和维护传统的预算收支平衡原则。总之，在整个反危机过程中，他常常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只手，去收回他的另一只手所给予的东西，以致使自己的某些责任和承诺变成一纸空文。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政府的干预会毁了美国人的那种创新精神和特殊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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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F．罗斯福上台：“唯一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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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大危机向纵深发展，美国社会开始了激烈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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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由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在激进派的鼓动下，于危机前成立的城市失业理事会，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示威和游行，1930年二三月份他们先后冲击费城、洛杉矶、纽约、哥伦布等市政厅，其中有的（如俄亥俄的示威者）还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3月6日，在共产党和工会统一同盟组织下，失业工人举行全国性示威，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密尔沃基、费城、克利夫兰等城市同时展开，参加人数不下125万，其要求包括失业救济、失业保险等，中心口号为：“不要饿死——起来战斗！”这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全国失业理事会，失业保险、以工代赈、免费入学等被确定为该理事会的斗争目标。在失业理事会领导下，分别于1931和1932年组织了两次向华盛顿的饥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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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本来20年代以来农业就一直很不景气，这次大危机对农业的打击更是严重。1931年，全国农民同盟领袖约翰·A．辛普森说：“我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残忍、阴险和贪婪。”密西西比州州长说：“在密西西比，有许多人正准备领导暴动。”威斯康星农民同盟主席也警告说：当前的情况是，这里的农民“时刻准备着，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纠正不平等情况”。美国农业合作社联会主席也表示：“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他们不仅在衣阿华、内布拉斯加等州，在公路上布置农民纠察队，以阻止粮食、牛奶等农产品进城，还在堪萨斯等州直接采取行动，强行夺回被取消赎回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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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决定了1932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不仅对如何消除大危机问题至关重要，而且两党和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因为美国人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拉尔德·约翰逊在《当代史》上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普通美国人与大萧条”，谈到当时美国民众对企业界领袖们的态度。他这样写道：“企业界的巨头一讲话，中产阶级美国人就以近乎1928年的那种崇敬心情去听，这样的事短时间内是不会再有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巫师。在发生真正危机的时候，他们像我们一样无能为力，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但正因为如此，对于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次选举确实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机会，关键在于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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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总统竞选，H．胡佛与F．罗斯福〔1〕对阵，前者代表共和党出阵，后者由民主党提名。选举揭晓时，F．罗斯福以2280万票对1575万票大获全胜，即使在选举团里F．罗斯福也以472票对59票的优势，囊括了宾夕法尼亚州以南和以西的各州。他比以前当选的任何总统候选人赢得的县份都多，其中包括了过去从未支持过民主党的282个县。F．罗斯福获胜的奥秘，首先是美国选民对胡佛已经失望，在需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处理危机的时候，胡佛却死抱住自由主义和不干预主义的传统不放，以致丧失了挽救经济危机的大好时机。他对人民缺乏同情心和友善态度，对退役军人发放补助金的正当要求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动用武装力量来对付这些曾经为国效劳的人，而他们“唯一过错是贫穷”。他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傲慢，当危机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的时候，他还在国会面前宣称：“检验我们的决策是否适当，应该看我们是否保持了和促进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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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F．罗斯福使处于危机中的美国人看到了希望，没有这一点即使他们抛弃了胡佛，也不见得会接纳F．罗斯福，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投他的票，这是因为F．罗斯福决心在美国实行“新政”。关于这一点，他在別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的讲话中作了有力的声明：“我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并坚决地表示：“新政绝不是一种政治游说，而是战斗号令。”其实，F．罗斯福这次对总统提名代表大会的讲演，本身已经是一种打破常规之举。因为按照惯例，候选人要在几个星期内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直至许多星期后把事情正式通知他时为止。罗斯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任务的紧迫，决心勇敢地直面危机带给他的挑战，决定立即出席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并坦率地表达他准备改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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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美国人民接受F．罗斯福，并不仅是他保证要实施“新政”，还在于他们对他所说的“新政”并不陌生。美国人当然了解，罗斯福出身名门世家，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还当过威尔逊执政的海军部副部长和纽约州议会参议员，早已是政绩累累。自1929年就任纽约州长以来，在该州做了大量社会改革方面的工作，他在任内建立了第一个全面的失业救济制度，发起了广泛的产业福利计划，通过扩大艾尔·史密斯在资源保护和国营电力方面开创的工作赢得了西部进步派的支持，支持由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在这次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他又多次讲出了改革者们的雄心壮志，在阿尔巴尼他为“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呼吁”，在圣保罗他强调“富于想象力和目的坚定的计划”重要性，在奥格尔索普大学他宣布“这个国家需要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所有这些，都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心。所以，F．罗斯福的当选，乃是预料之中的事。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其肩负的任务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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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罗斯福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更懂得取得成功的条件。所以，在1933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把寻求人民对他的支持放在首位，其办法是努力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去感染听众，他说：“此刻最宜说的是真话，完全坦白而大胆的真话。我们必须退却，而要诚实地面对我们国家今天所遇到的形势。这个伟大的国家将坚持下去，并将获得新生和繁荣。因此，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即我们唯一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F．罗斯福当然知道，为了取得成功、战胜危机，仅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付危机的有力手段，这就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以便这个国家“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行动。为此，他在就职演说中，在一般地说明了克服危机的措施后，表示：“我将向国会要求应付紧急状况的最后手段，这就是对紧急状况作战的广泛的行政权力，像我们真正遭到外敌侵略时所赋予我的权力一样大。”十分清楚，他要求的是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不曾拥有过的权力，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务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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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阁员基本上是所谓“新政派”。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当了他的国务卿，此人虽原是威尔逊派的民主党人，但他有32年的国会工作的经验，并是联邦所得税法（1913）、所得税法修正案（1916）和联邦财产与继承法的提案人。被挑选为财政部长的威廉·H．伍丁，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对新政初期有效地解决银行危机很有帮助。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虽是哈定当总统时的农业部长之子，但他本人是进步共和党人和农业专家。进步共和党人哈罗德·L．伊克斯，被F．罗斯福任命为内政部长，曾在共和党推行改革政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而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社会工作者，她成了美国第一个任内阁阁员的女性。此外，司法部长霍默·S．卡明斯，商业部长丹尼尔·C．罗珀，陆军部长乔治·H．德恩，也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人物，他们都对“新政”抱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