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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的决策正确无误，F．罗斯福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智囊团”，其组成人员是总统的重要顾问，但又不属于政府官员之列，这在美国史上是一大创举。A．伯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此人来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祥地马萨诸塞州，1916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后进入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是纽约州自由党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领袖，著有《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1932）一书，对财富的积聚与分配问题、大企业的控制问题有系统研究。〔2〕“智囊团”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R．莫利，他长期从事政治学的研究，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结束那种既无明确目标又缺乏冷静思考的自由状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倡导者之一。这个团的第三个著名人物，是经济专家R．塔格威尔，他认为所谓“自由经济”只是给了一小部分人以“自由”，只有国家控制的经济才能给每个美国人以自由，主张实行统一的经济合作和由国家控制经济，并提供了一整套改革社会经济的计划。H．约翰逊是这个智囊团的第四个重要成员，他1903年毕业于西点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大战时曾任军事工业局的军方代表，后又脱离军队进入私人企业工作，有丰富的统筹方面的尤其是综合企业管理的经验，主张计划经济必须与私人企业合作，而不能由国家垄断取代私人垄断，否则会引起经济动荡。不难看出，这些智囊人物有几大特点：（1）均有较高的学位和学问；（2）均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3）均倾向于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因此他们是F．罗斯福“新政”的有力支持者，对“新政”的提出和实验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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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罗斯福行动迅速果断。危机在什么地方爆发，整顿措施首先就从什么地方开始。就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夜里，他就指示财长威廉·伍丁起草紧急银行法案，并且要他在5天内完成。为使伍丁有时间草拟法案，为保护国家日益减少的黄金储备，罗斯福动用其总统权力，在1933年3月5日下午批准发布了两项总统令：一项是要求国会于3月9日举行特别会议，另一项是根据1913年与敌国通商法停止黄金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一天。由此开始了他的“百日维新”。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在危机的气氛中召开，送交会议讨论的法案草案还有最后一分钟用铅笔修改的字迹，此法案规定由政府向私营银行家提供帮助，以使他们的银行有能力早日重新开业，并不似人们早先担心的那样会被国有化。当然，法案也同时确认了总统业已采取的紧急行动，并授予他完全控制黄金流向的权力，核准发行新的联邦储备货币和重新改组银行的权力等等。结果，众议院只花了38分钟的辩论，便一致欢呼通过了这项法案，成为美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在经参议院批准后，当夜8点36分法案即经总统签署。事后，据说一位国会议员抱怨道：“3月4日，总统把货币兑换商赶出了国会，而9日他们又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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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整顿的成败事关整个“新政”的大局，F．罗斯福总统对此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为此，3月12日星期日夜间，F．罗斯福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表“炉边谈话”，在谈话中他用热情感人的声调向他们保证，现在把积蓄送回银行是安全的，估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收音机旁收听了他的谈话。效果果然不错，次日上午在12个设有联邦储备银行的城市，当银行开门时人们不是来提款而是来存款，表明公众情绪已发生急剧的转变，正如艾格尼丝·迈耶所指出的：“人民相信这个政府，恰如他们过去不相信它一样；这就是整个形势的奥妙之处。”所谓“炉边谈话”，就是通过无线电广播，直接向全国民众发表谈话，令民众坐在家里炉旁就可听到，乃是总统与其人民沟通的一种方式。在罗斯福在任期间，这样的“谈话”不下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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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F．罗斯福总统还在3月10日向国会提交了他的第二个咨文，要求把退伍军人的补助费砍掉4个亿，同时把联邦雇员的薪金减少1个亿。对此，有人曾表示，这个提案迎合了华尔街削减工资的要求，而对处于困境中的退伍军人来说又太残忍；也有人说，这个法案有利于“强有力的大金融骗子”，而对美国的残废军人简直是“屠杀”。对此，F．罗斯福的回答是：“随意花钱的政府在松弛的财政政策的石上撞毁的事，在近代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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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变国家面貌的重要举措，可能莫过于4月7日生效的取消《禁酒法》。这个法案2月份就开始酝酿，3月13日F．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履行民主党早日结束禁酒的诺言，一个星期内啤酒法案在两院通过，3月22日由总统正式签署。取消禁酒这一天，人们像过节一样开怀大饮，几年来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整个国家就像变了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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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怎么说，由于《紧急银行法》的实施，银行与金融秩序恢复了正常，经济大危机第一次得到了控制，“新政”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正如F．罗斯福的智囊R．莫利以后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在8天之内得救了。”这是他的前任胡佛总统在4年中想做，但又始终未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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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恢复和救济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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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停业与重开，虽只是F．罗斯福整个恢复工作的第一步，但有了这一步的经验与成功，以后工作就有条件展开了，因为金融系统是整个经济的纽带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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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罗斯福的救济和恢复工作，是从3月12日建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开始的，其目的是给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要求他们从事垦殖、建设国有公园和森林。约有25万青年参加了这类劳动。他们每周可领取工资30美元，但其中25美元须寄给家庭。为了对这类工作进行管理，5月12日建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是哈里·L．霍普金斯，他是社会工作方面有经验的专家，在F．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时，就是该州救济署署长。该署有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作为启动经费。与救济工作直接有关的，还有1933年6月13日制订的《房主贷款法》，它授权房主贷款公司发行30亿美元公债，以帮助那些因取消赎回权而失去房屋的房主。据估计，当时每天有1000多所住宅被取消赎回权，费城每月有1300起司法当局举行的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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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城市市民的，而与农民有关的救济，则开始于1933年5月12日通过的《农业调整法》。该法决定成立专门的农业调整局，并授权它以小麦、棉花、玉米、水稻、烟草、猪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控制权，主要办法是给那些自愿限制种植面积和牲畜头数的农民发放现金津贴，补贴款项来自农产品加工税。此外，该法还授权联邦给农民发放贷款，以便让他们把农产品暂时贮存起来等待时机，或者由联邦政府直接收买农民的剩余农产品。这些方法的目的，主要是等待需求赶上供应，促进农产品价格的上扬，但实际收效如何，则很难估定。不过，由于该法涉及面广，农业又是整个经济恢复的基础，所以当视为第一个重要的复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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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有关的另一项立法，是有关开发田纳西河流域的。早在4月10日，F．罗斯福总统就提请国会考虑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问题。按设想，这是一个既有官方权力，又有私营公司灵活性的国营公司，拥有建造多种用途的水坝的权力，该水坝既可作为水库控制洪水，也可发出廉价充裕的电力。同时，管理局还可生产化肥，开凿从诺克斯维尔到帕杜卡的全长650英里的航道，从事水土保持和森林更新。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涉及7个州区41000平方英里土地，不仅对该流域的农业是一大推动，也会为这一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动力，惠及河流两岸300万城乡人口。因此，尽管有人反对，F．罗斯福的这一提议和设想，很快在国会变成正式的法律。5月18日，F．罗斯福正式签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根据此法建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最初只有国会拨付的7.5亿美元资本，但到1954年已建起20座水坝，1000多公里长的水路，发电量达680万千瓦，使流域民众的生活完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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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执政两个星期后，F．罗斯福总统给豪斯上校写了一封信：“尽管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妙，我深知迄今为止，我们实际上做的多是紧缩通货而不是膨胀通货，但我们必须实行通货膨胀，这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金融领域里的改革也逐渐被提上日程。4月17日，参议院以不超过10票的多数，通过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提出的自由铸造银币的修正案。同时有过半数的众议院议员签名请求采纳一个发行纸币的法案，19世纪末绿背纸币党的要求再次死灰复燃。4月18日，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倡议的一个关于农业法的修正案交到了F．罗斯福面前，这个修正案明显带有引发通货膨胀的性质。在各方压力下，F．罗斯福不得不一方面接受托马斯的倡议，另一方面又要求对修正案进行修改，它最终授权总统重新用白银铸货币，印刷纸币或改变美元的含金量，以此来扩大通货。4月19日F．罗斯福向记者们宣布，美国已决定放弃金本位制。这一历史性决定，不仅受到农业州的广泛欢迎，也得到像摩根这样的家族的支持，因为它满足了发展公用工程事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到1934年6月，终于制订《白银购买法》，确立了以白银为通货发行基础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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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有关的还有一项重要立法，这就是1933年5月27日通过的证券法。该法涉及引发大危机的根本问题，目的是控制证券交易中过分的投机行为，保证证券交易的正常秩序。为此，该法仿照英国公司法，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督新证券的发行，要求每次发行新证券时必须附有有关财务信息的说明书，并规定公司的董事们在提供假信息时负民事和刑事上的责任。对这部法律，一直存在两种看法：进步主义派认为，华尔街在经济方面掌握着过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为了防止他们运用这种权力引发新的危机，必须对金融巨头加以遏制，因而对该法的通过持欢迎态度；而主张政府与企业界合作的人则认为，此法谋求恢复小企业在竞争中的权利，无助于他们喜欢的国家计划的实行，是倒退到19世纪。但该法的实施约束了金融大亨的权力，保护了中小企业的自由和利益，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但该法没有包含管理证券交易的条款，还有不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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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最后一项立法，是1933年6月16日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从5月10日就开始起草，一个星期后就向总统提交了法律草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而在内容上照顾了各方的利益：（1）企业界得到政府授权草拟不受反托拉斯法约束的法规协议，只要企业主遵守这些法规就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而起诉，只是生产将受到限制。（2）该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工人可以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并将作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使劳工获得了某种保护。（3）计划人员提出的由政府为企业发放执照的要求也得到满足，只有遵守了产业法规的企业的产品才有资格贴上“蓝鹰”标志。制定该法的根本目的，在排除产业界的不正当竞争以谋求企业的安全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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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成立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由经验丰富的H．约翰逊任局长，由他来拟定的再就业协定效果显著，到10月份已有近300万人实现了重新就业。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设立的公共工程局，有33亿美元的政府拨款作为启动基金，对美国基本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33—1939年，它资助建造了全美国70%的新校舍，65%的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河水处理厂，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其他许多全美国著名的工程，在铁路建筑、桥梁建造、航空母舰建造等方面，也成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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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在国会特别会议召开的100天内，F．罗斯福总统“像一个老练的战地主将一样指挥着整个作战行动，先后向国会山提出了15件咨文，因而有15项历史性法律在国会被通过。这些法律兼具恢复、救济和改革之功用，但以恢复和救济为主要目标，基本上遏制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崩溃，为以后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条件，史称罗斯福的“第一次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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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十五讲 把重点转到社会经济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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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实施的第一阶段，为了遏制大危机的恶化，F．罗斯福总统采取的措施均带有紧急和暂时的性质，属于恢复和救济方面的较多，而属于社会、经济改革的不多，因此一些引发危机的根本问题则很少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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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复兴工业法》成立的公共工程局，虽然拥有33亿美元政府拨款作为启动基金，但由于由比较谨慎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兼任局长，公共工程进展十分缓慢。而这时，《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缺点已逐渐暴露出来，99%的大企业都不遵守有关法规，中小企业和工人抱怨政府偏袒大企业和资方。1934年2月9日，F．罗斯福被迫成立全国复兴检查委员会来调查该法执行情况和违法行为，但作用不大。早在1933年9月，春夏的虚假复兴已经结束，千百万家庭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已无就业之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F．罗斯福不得不另设民政工程局并以霍普金斯为局长，又从公共工程局拨出4亿美元供其支配，以期扩大就业。霍普金斯领导有方，不足4个月已开办了18万项、几百种不同类型的工程，但花费不足10亿，民政工程局成就非凡。在它领导下完成的工程，包括兴建和扩建学校4万所，铺设污水管道1200万英尺，建造和扩建飞机场469个和529个，修建公路25.5万英里，兴建和整修操场3700个，雇佣各类教师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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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危机的缓解，“新政”的许多措施遭到大资本家的反对，而广大失业工人虽然获得了不少重新就业机会，但这些人在整个失业大军中的比重还是太小，实际上仍有千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休伊·朗为代表的左翼激进派在1934年1月成立全国性政治团体，以“财富共享”的口号为号召，一度把追随者扩大到750万。《国家工业复兴法》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愈来愈大，尽管F．罗斯福在1934年9月成立由资方、劳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全国复兴委员会，并放宽了某些法规和某些固定价格的规定，但仍不能弥合和平息各方面利益的冲突，以致该法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判为“违宪”，“新政”严重受挫。唯一让F．罗斯福感到欣慰的是，民主党在1934年11月中期选举中仍大获全胜，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为322对103，参议院的议席民主党更是独占了2/3以上。选举结果，只留给了共和党7位州长，和不到1/3的议席。它表明，美国民众对F．罗斯福及其“新政”仍抱有希望。所以，F．罗斯福决心继续推进“新政”，并在1935年元月4日致国会咨文中发出了他的信息：“要复兴，就必须改革。”他认为，新的改革不能以鼓励物价上涨为主，而应着力提高社会的购买力，以期用高工资形式把利润渗透到雇员之手。由此开始了他“新政”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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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改革的头一个立法，是1935年元月17日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该法规定：（1）对失业者、老人、病人和无丈夫的母子户，每年发给最低救济金；（2）由联邦按雇主支出工资额征税，所得款项作为失业保险基金；（3）同意建立保险制度的州，可抽取这笔税款的90%供其支配；（4）由工人和雇主各付工人工资的1%，构成工人的老年保险金，到65岁以后可领退休金。但关于该法争论很大，直到8月份也未正式成为法律，而从1月到5月几乎没有形成任何重要立法，这和当初的“百日维新”形成强烈反差，其原因何在？原来，当时国会和内阁中分为两派：一派以美国商会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心，企图继续维持前一阶段以大企业的利益为转移的政策，要求政府与企业界联合；另一派以总统新的顾问团为中心，反对与大企业合作，主张以恢复竞争性小企业和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来谋求复兴。对这些纷争，F．罗斯福总统最初举棋不定，直到4月底和5月底全国商会代表公开谴责“新政”，5月27日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他才终于采纳以路易斯·布兰代斯为首的新派顾问的意见，下决心改弦易辙，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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