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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媒体是“照妖镜”，更是“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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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天花板，有时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尽管格兰特因其任内的腐败而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但美国媒体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它因为执着地揭露格兰特时期的腐败现象开启了调查性报道之门，并因此提升了自己的公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兰特1869—1877年的任期，是美国媒体第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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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德的落网很有戏剧性，也彰显了媒体的作用。1871年，特威德的一个竞争对手窃取了市政账目，并交给了《纽约时报》，该报大胆公开了特威德掠夺财富的证据，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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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时报》开始揭发这一骇人听闻的丑闻时，纽约绝大多数报刊都被特威德一伙收买，噤若寒蝉。特威德为了封住《纽约时报》负责人乔治·琼斯的嘴，曾托人送给他500万美元，但遭到拒绝，琼斯的答复是：“务必要把特威德集团赶下台”(51)。随着丑闻的曝光，特威德及市政府很快便信誉扫地。不久，特威德受到起诉，锒铛入狱，最终死在狱中，而琼斯和《纽约时报》则声名鹊起，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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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特威德的问题上，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可谓功不可没。纳斯特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共和党的标志“象”和民主党的标志“驴”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他是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哈泼斯周刊》记者，他用大量漫画把特威德及其同伙的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特威德曾愤愤地说：“我并不介意报纸上骂我些什么，因为我的拥护者并不识字；但是他们能看懂漫画，真该死！”后来，特威德被逮捕后，一度越狱逃亡欧洲，不料在西班牙被当地警察认出，又落入法网，原因正是该警察也恰巧看过纳斯特的漫画。这个小插曲至今仍为报刊漫画家津津乐道。事实上，在美国新闻史上，政治漫画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纳斯特显然是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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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城市反腐，在联邦反腐上，美国媒体也有大手笔。1872年总统竞选期间，《纽约太阳报》公开揭露了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不仅逼得受贿的副总统科尔福克斯去职，还构成了对格兰特连任的挑战。目睹格兰特政府腐败成风的现状，一些媒体人集合起来以期阻止格兰特连任，当时出现了以《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的塞缪尔·鲍尔斯、《辛辛那提商业日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亨利·沃德森为“四方堡垒”的反格兰特团体。他们经常举行会议，制定政策，并努力利用自己的报纸去影响民众的观点。(52)尽管最终格兰特依然得以连任，但媒体人的这种努力已经说明了腐败有多么不得人心。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见到媒体联手反对在任总统寻求连任的情形，1872年大选却因腐败问题而成为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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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的媒体人也犯了一个错误。当时，《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本可以成为格兰特强劲的挑战者，而他也确实有着改变现状的决心和正直品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编辑同行们却对他发起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格兰特第一个任期中发生的大量丑闻却因此被淡化了。事实证明，这次竞选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离奇的一次，格兰特连任得过于轻松，反观格里利，不仅在大选前数日痛失爱妻，而且在败选后精神失常，不到一个月就黯然离世。直到他去世，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心想为民众做事的人，送葬的人群挤满了纽约第五大道，眼含着热泪送别这位被他所牵挂的人民“逼死”的人。而随着格兰特第二个任期中腐败甚嚣尘上，人们也越发明白，美国曾错失一个反腐败的总统，而因为格里利被攻击得以“幸存”的格兰特是一个多么无能和放纵腐败的领导人。历史学家是公正的，格兰特最终被排在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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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令人倍感失望，美国媒体也随之开始了深入揭丑：陆军部部长贝尔纳普受贿案、威士忌酒集团案，先后由《纽约论坛报》和《民主主义者报》揭露出来，轰动一时。面对着媒体的咄咄逼人，格兰特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基本采取了装聋作哑的策略。“尽管像他的辩护者所宣称的那样，他可以算是诚实和无辜的，但不提别的，仅就他八年来对敲击着白宫大门的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一项，许多对他的政府的攻击对于他来说就是罪有应得的了。”(53)而美国媒体在格兰特时期的努力，无疑为日后进步时代的“掘粪运动”开了好头，并将反腐败和反垄断事业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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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的媒体反腐，也得益于全美报纸总数出现的井喷现象：从1870年的500份激增到1910年前后的2500多份。1870年时，有25.7％的城市没有日报，到了1920年，仅有3.3％的城市没有日报。(54)这对反腐产生了三方面好处：一是传播的迅速性，在一个城市里，只要有一家媒体曝光了丑闻，消息就会迅速传开；二是城市之间的监督性，即便在事发城市可能出现消息封锁，但其他城市或全国性媒体的曝光，依然会让丑闻大白于天下；三是报纸对信息量的追求使其对丑闻的挖掘力度加大，在客观上有助于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被从地下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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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媒体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也有助于形成反腐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很多此前可以掩盖的事情被掀开了。此外，报纸之间越发激烈的发行量竞争，也客观上丰富了资讯，提升了信息的真实度，这对反腐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说1870年的许多地方媒体还需要取悦于政客的话，到了进步时代，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不仅要为发行量而丰富资讯、挖掘黑幕，而且要坚持客观报道，维护公信力，以吸引广告商和投资人。进步时代中，美国媒体逐渐实现财政独立，为其揭露腐败现象增添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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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腐败的角度看，“制定行为规范（附以适当的奖惩条款）、加大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治等，都是防止滥用职权的手段”(55)。在这些方面，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加大信息透明度及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方便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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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遏制腐败文化而言，美国媒体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镀金时代，腐败横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一位美国政客曾感慨地说：“在这里美国人道德都很败坏，腐败因而很盛行。”(56)在改变这种社会风气的努力中，美国媒体的揭丑运动功不可没，它使民众充分意识到腐败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聚拢了改变现状的民意和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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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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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尤其是格兰特时期的腐败横行，尽管形式多样、原因不同，但都与联邦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缺乏监督有关。进步时代反腐的成功经验显示，既要打老虎、拍苍蝇，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腐败变成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为，避免其狼牙利齿伤害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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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初最为主要的政治运动，即进步主义运动，美国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腐败，尽管学者们对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影响见仁见智，有所争议，但就美国这场旨在根除腐败的改革运动而言，它堪称此类运动的一个典范，其目标与当今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也恰好类似”(57)。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进步时代的反腐经验十分值得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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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者要有反腐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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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罗斯福的反腐热情说明了领导人的决心在反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在纽约州的时候，罗斯福就已经是一个反腐的强势人物了，这也是他的政敌企图架空他的重要原因，他们特地将他推到副总统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但没想到却成全了罗斯福，使其在麦金莱(58)遇刺后顺利接任总统职位。无独有偶，两度入主白宫的克利夫兰总统在地方上也曾是与贪污腐败做斗争的典范，这给选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样一位诚实的人，唯一的奖励显然就是让他做州长”(59)。也正是由于民众希望克利夫兰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他才会在八年内两次入主白宫，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民众对反腐领导人的期待。1892年，克利夫兰之所以能够战胜哈里森(60)总统第二次入主白宫，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哈里森上台后继续政党分肥，任人唯亲，让公众感到失望，并与克利夫兰的政治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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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反腐可谓大刀阔斧。进入白宫后，罗斯福决定从最腐败的部门之一——邮政部下手，其反腐过程凸显出领导人决心的重要性。在与邮政部领导深谈后，罗斯福认识到腐败情况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他相信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瑟夫·布里斯托是最合适担此重任的人选，因为他有直面现实所必需的钢铁般的无畏精神，又有着丰富的反腐败经验。在接受调查任务之前，布里斯托特意去找罗斯福总统，说他不想蹚这浑水，除非总统明确保证支持他，无论他调查到哪里，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罗斯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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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有了最高领导人的无条件支持，下面的人反起腐败来才会底气十足。在取得总统的支持后，布里斯托及其团队开始不留情面地进行彻查，挖掘出数量惊人、情节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邮政部门得到了彻底的净化，过去成堆的腐败问题竟然被斩草除根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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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反腐行动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对其他领域的腐败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最高层的决心，使人们意识到，罗斯福的反腐不仅能打苍蝇，更敢打老虎。在罗斯福刚上任的时候，流行着一句话——“大人物和有钱人是不会被投到监狱的”。但令人欣慰的是，罗斯福在任内将很多大人物和有钱人送进了监狱，其中有不少银行家和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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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等人的努力也得到了美国社会的支持。正如约翰·约瑟夫·沃利斯所言：“美国人有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恐惧：担心如果他们今天不能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尽心竭力并保持警醒，那么明天他们的政府就将变得腐败，并迅速堕入专制的深渊。换句话说，他们总是未雨绸缪，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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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罗斯福欣慰的是，地方反腐也与联邦反腐遥相呼应，并且成效极大。事实证明，对城市腐败的打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清明，一些进步主义改革者也顺势上位。以旧金山市为例，海勒姆·约翰逊在1910年当选旧金山市市长之前，就曾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旧金山的政治大佬亚伯拉罕·鲁夫以行贿受贿罪予以法办。上任后，他承诺要将南部铁路公司踢出政治之外，并确保了《公用设施法》——当时美国最强硬的铁路管制法——的通过。此外，他还推动了禁止使用童工和限制妇女工时等法案的通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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