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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则出现了一位持续连任的市长塞缪尔·琼斯，他反对“城市老板”的控制并积极倡导城市移民参与政治，并在他自己的工厂里率先实行8小时工作制、2美元最低工资制，每年圣诞节还给工人5％的股息。琼斯被上层社会仇视，但却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他通过公共建设工程来提供工作机会并为失业者提供住房，修建更多城市公园和游乐园，处处体现出黄金法则（《圣经》教导人说，一个人要别人如何待他，他也应该要求自己一样待别人）。1904年，琼斯去世时，有将近5.5万人为他落泪送行。(64)在进步时代，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布法罗等城市，都拥有着较为廉洁的政治“空气”，这些地方之所以会有诚实的政府，与长期坚持改革有着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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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腐败是一种机会主义性质的传染病。哪里的公民和政治制度羸弱无能，哪里就会流行起这种通病。美国城市在腐败和增长方面的经验揭示了地方制度在约束腐败以及促进腐败政府实施良治上的重要性。”(65)一个地方不仅要有廉洁的领导者，更要有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才能保持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清明。而为了防治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传染病”，财务公开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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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目要公开，财政要在阳光下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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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时代，公开账目成为城市反腐的关键之举。1880—1930年间，美国各主要城市进行的大规模的建设，主要都是通过发行市政债券来融资，而此前在财政困难时期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拖欠债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经过选民投票，这些债券就很难发行，城市建设也就难以为继，为此，各地政府都被迫公开其财务账目，让选民来监督他们，以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进而放心购买城市债券。(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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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账目是进步时代实施最早、争议最少、最为成功的改革举措之一。该举措先是在个别城市实施，后来，所有城市都被联邦政府要求公开账目。1902年，美国普查统计局开始聘请和培训会计师来汇总和审计这些城市账目，并公开城市支出年报。这与30年前特威德集团将纽约市的账目据为秘密形成鲜明对比。(67)美国的反腐败历史证明，将政府账目视为“城市秘密”，是暗箱操作得以如蟑螂般不绝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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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开极大程度地恢复了人们对城市的信心，许多城市的信用水平也得以提升，不仅腐败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而且，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规模较大的城市再没有出现拖欠债务的情况。以财务公开这种阳光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努力，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危机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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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债进行地方全民公决也是一种成功的反腐败和防范地方债的做法。由于公债的偿还会影响地方财政状况、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的经济生活（比如地方政府加税、公共支出减少等），为此，所有的州都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发行公债均需进行全民投票，如果将来必须征收较高的税赋来偿还公债，则在公债发行前必须就税率问题获得投票人的同意。(68)这个做法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地方腐败的滋生都与不受约束的公债发行及公共支出有关，令民众不满的是，这些腐败直接造成了民众税负的增加，而只有在公债发行之前进行听证和公决，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发行的合理性及日后偿还的可接受性。这些改革的实质，正是减少政治操纵、将地方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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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账目保证了市政府的诚实，就公债进行地方全民公决让民众对政府更放心，这一切都有力地提升了美国城市的信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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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会计制度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并不断走向成熟。1900年之后，会计成为社会公认的职业，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来运用私有企业中的会计技术，这也使得市政会议具有了政治意义，使公民名义上可以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对其行为“负责”。到了20世纪头十年，改革者还曾一本正经地宣称，“会计成为了民主的仆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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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的反腐不力间接提升了现代会计制度的地位。在许多城市，反腐的成效或者不明显，或者有反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制度设计。进入进步时代早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城市政府权力边界的模糊以及因此形成的灰色地带是腐败滋生的土壤，以纽约为代表的城市丑闻和腐败就部分地缘于城市权力划分不当。于是，随着19世纪成为历史，围绕城市权力性质以及范围的争论开始集中到城市的财政管理制度上来。(70)事实证明，这种日趋健全和完善的城市财政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共权力成为畸形的半公半私权力的现象，即便还做不到监管无处不在，但至少会让当权者感到社会监督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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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开的光芒照亮了进步时代，也令改革者欢欣鼓舞。在市政改革者看来，公开精确的财务报告可谓一举多得：（1）可以使公众知晓他们的政治代表的决策。（2）提供了制约公共服务企业的手段，保障了城市公民的权利，使其可以约束那些影响城市事务的企业。（3）促进金融稳定，加强城市信用。（4）提供了城市比较的基础，使得每座城市都可向其他城市学习。（5）通过征收州政府税等功能，加强州的中央行政管理控制，强化州对城市活动的监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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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财务公开的努力不仅加强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平衡了民众与公共服务业的力量对比，也推动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学习，有利于州对城市的监督。最重要的是，这种阳光下的政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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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制度也非常有效。在城市反腐的过程中，很多腐败的线索都是在听证会上暴露出来的，许多潜在的腐败也正是在听证过程中被“扼杀在摇篮里”。一般来说，听证会所能反映出的腐败源头有：将合同分配给亲友、熟人或利益相关方，招标书作假，伪造用于材料报销的凭证，冒领薪水，偷工减料，等等。这其实是通过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将原本属于市长或极少数人的权力公开化了。并且，这种听证会并不是一次性的，如果工程通过，此后还会不断有听证会举行，内容包括汇报工程进展、就工程方案的重要修改做出说明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程进度中的腐败，也有效地保障了工程质量和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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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在进步时代的预算公开尤其值得一提。为了搞好预算公开，从1910年开始，纽约市每年都要举行多次预算听证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市民参加，尽管这样做有其缺陷，比如参加的老人较多，说话也比较唠叨，但纽约市政研究局还是努力地将其发展成为“纳税人一段严肃的、有益的和启蒙的经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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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督的眼睛越来越多，暗箱操作少了，花在公共关系上的努力多了，政府官员对民众的态度越发诚恳起来，也更加重视与民众的交流。在那以后，很多政府都有了自己的公共关系办公室，重点进行政府形象设计和民意疏通工作，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起来。由于民众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决策更为科学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在上升，久而久之，城市政府也便增加了公信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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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听证会相互呼应的，是预算展览。1908年10月5日，纽约市举办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预算展览，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展览描绘了纽约市新的政治蓝图，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到城市预算的方方面面，有7万人参观了展览，超过100万人从报纸了解到情况，激发了更多的人反对政府中的浪费和腐败。此后几年的展览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不断刷新纪录，1910年的展览吸引了80多万人参观，并吸引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力。(73)此后，各个城市都纷纷以纽约为榜样，举办各自的预算展览，预算公开也逐渐在全美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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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展览不仅达到了控制政府浪费的目的，也促使市民对政府工作形成了普遍认同。此前有很多人担心预算展览及预算公开会影响市政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市民对市政发展前景及细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预算宣传促进了市政扩张，同时也减少了诸多实施过程中的阻碍。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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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这种以预算公开为代表的财务公开，催生了新型城市领导人的出现。与以往习惯于暗箱操作的领导者不同，阳光施政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并且要善于说服民众和各界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不仅有利于施政的科学性，而且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市长由热心公益事业和具有管理经验的精英出任，美国的城市面貌由此得以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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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开特别是预算公开，还激活了两个重要领域：智库和游说业。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预算改革政治奠定了现代智库的基础：某些政策虽然看似客观，实际上却是由企业资助的专家在信息垄断的基础上起草的。(74)为了更好地影响民意、专家和政府，游说业也在美国兴起，本已初见雏形的各种利益集团开始更加活跃地介入各项政策的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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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稀释审批权，防止“一支笔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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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情况下，腐败都与自由裁量权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一是工程预算和招投标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二是用人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将政府资产转移给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权，或多或少体现在地方及内阁部委领导人的“一支笔”上，权力高度集中，很难不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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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腐败曾经将很多地方领导拉下水，事实证明，市政建设审批权划归议会所有是遏制工程腐败的好办法。尽管承包商在贿赂政府主管领导后也可能贿赂议员，但这不仅会导致“成本”倍增，而且还有被举报和“泄密”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收买一个人时，他可能守口如瓶，但要收买几十、上百人时，就不能排除有人因为不满行贿金额、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自身正直的品格而“泄密”，以致东窗事发。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开国者在设计权力构架时，才会将预算审批权留给众议院而不是任由总统及白宫“一支笔”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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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圣贤，难保“一支笔”下没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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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美国的教训表明，一旦地方政治家获得了单方面规制公用事业费率的权力，他们就会滥用这种权力来赢取选举或向私人公用事业公司榨取贿赂。这就提高了私人公用事业的经营成本，从而抑制其未来的发展。(75)其实，对于公用事业的规制，私人公司也是非常忧虑的，芝加哥市人民煤气照明焦化公司的一位高管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做证时，曾呼吁道：“实施城市规制，实际上是把规制托付给了一群热衷于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裁决之人。纵使他们自命公正，但却不能约束自己从中渔利……任命一个委员会吧，一个由州长任命的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账簿和调查账目，让它来制定费率。”(76)这一呼声既反映了私人公司的不满和担忧，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即由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州政府来监督和制约市政当局。一般说来，独立于市政当局的委员会对它的监督可以更超脱和有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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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件常常改变历史。就在各地争议市政委员会做法的利弊时，1900年9月的一场毁灭性的飓风席卷了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无意中促成了市政委员会制的出台。这是美国遭遇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超过6000人遇难，得克萨斯州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州立法机构任命了五位委员在紧急状态期间对城市进行管理。这种新的理念迅速扩展到休斯敦、达拉斯、奥克兰、丹佛、布法罗等城市，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四百多个城市接受了市政委员会作为市政组织形式。(77)尽管很多大城市并没有实行这种市政委员会制度，但这一市政改革已然表现出它的进步性，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城市腐败，而且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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