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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的1872年特威德集团的曝光，也给美国城市反腐以巨大的推动。人们开始尝试着限制和削弱市长的权力，将决策权分配给三个相互交叉的局际委员会和审计部门，从而使受少数人操控的政府难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一个抵制腐败的现代政府雏形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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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中，芝加哥走得更远一些，“芝加哥道路”也为进步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当一些地方政府继续将权力集中在市长手中时，芝加哥的改革派却考虑要不断地削减市长的权力，直到他成为一个无法一手遮天的首脑，还要不断地将他的权力分散给直接代表民众的市政委员，而那些市政委员年年都在变动。(78)这一制度创新的关键词是“分权”和“年年变动”。前者尽可能地将市长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后者则最大限度地保证市政委员的“流水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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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一些事务的垂直管理，也有助于防范城市腐败，这一点在市政所有权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耐人寻味。由于公用事业的资产寿命都比较长，在完全折旧之前，往往能存续长达50～100年，而地方政治家则有任期限制和选举考虑，居民也很有可能在此期间迁移，因而，当面临公共服务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与短期的直接利益之间的选择时，政治家无不选择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公用事业的投融资决策交给联邦政府控制，或者设立不受选举周期影响的监督机构，就可以将靠牺牲资本存量的长期可靠性来换取短期利益的激励降至最低程度。”(79)这意味着，对于各地方的重要的公用事业安排，联邦政府具有决定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地方利益而导致的政治腐败，也有效遏制了企业收买地方政府的经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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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官制度改革与新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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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腐败的经验表明，政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腐败的存废。如何构建一个好政府，是现代决策者面临的挑战。美国从1870年后开始实施制度反腐，到1910年左右取得较大成果，用了40年的时间。这也说明了反腐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不能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经验表明：（1）地方政治家和精英与民众利益的结合非常重要。（2）健全且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抑制腐败和提高政府绩效。（3）建立一套防治腐败的机制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80)而在所有机制中，文官制度改革及其所倡导的新政治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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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官所指的对象是：除选举产生的官员，需经议院同意而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一般工人及军官以外的所有政府文职人员。从安德鲁·杰克逊(81)时期开始，美国文官的任命逐步坠入“政党分肥制”的套子中，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员往往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官员素质普遍低下，施政能力也为精英人物所不屑，这一点在镀金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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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这些弊端，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82)，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考试项目有笔试、口试、经历评定、实地操作等。（2）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3）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文官终身任职，非犯大错不能解雇。对文官惩处必须有充足理由。（4）文官在政治上中立，可以是某党党员，但不能参加党派性的政治活动。（5）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6）设立总统直辖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官考试以保证其正确、统一和公正，防止出现舞弊现象。尽管法案仅覆盖了11％的联邦雇员，但它却为美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开了好头，尤其是超党派的三人委员会的设立，为后几十年的文官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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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颇为令人意外，因为阿瑟(84)总统此前被视为“政党分肥制”的受益者，但他却在任内十分坚决地推进了文官制度改革，对此前格兰特时期甚嚣尘上的腐败进行了规制。这也给他带来了积极的社会评价。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芝加哥每日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可以称之为“民意测验”的调查，调查结果占去了整整15栏，让阿瑟感到欣慰和有些惊奇的是，美国社会对他的执政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其中文官制度改革是关键所在。(85)而文官制度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得到了最有力的执行，不称职的人过得战战兢兢，罗斯福总统的一大政绩便是“在他任期结束之时，功绩制开始取代政党分肥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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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官制度的必要补充，美国政府还敢于大胆使用人才，从社会各领域精英中选拔干才出任政府高官。其中有律师、教授、记者，也有企业高管。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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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彼得原理”，即如果让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一级级地爬上来，可能没过多久就会深陷在不胜任的层级中不能自拔，或者在长年的打磨和等待中失去政治家所必需的霸气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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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阅历和人脉，他们既容易适应政治角色，也容易打开局面，并且，他们与部门内的人没有太多个人恩怨和利益纠结，所以更能放开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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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有了相当的物质积累和成功经验，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抵御外来的诱惑，也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享受这段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生涯。这一点对反腐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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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人的物质需求，是反腐成败的关键。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等国的反腐经验都表明，让公务员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在退休后享有稳定的生活保障非常必要。在政府工作期间，公务员往往享有高出社会平均标准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退休后则拥有相应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而且还能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退休年金，足够退休后安居和旅游之用。但与此同时，公务员必须遵纪守法、安守本分，一旦徇私枉法，则不仅可能身陷牢狱之灾，而且有失去退休后的全部年金的危险，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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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他们在各自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都是成功人士，收入高，积累多，无须过多考虑收入问题，因而会一心将工作做好，并且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家底殷实，一般的贿赂很难打动他们。比如，对于一个身家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人，行贿者拿出几十、上百万，就算是上千万，在他看来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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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政治精英可以洒脱地看待在政坛的进退。由于他们有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仍能体面而富有活力地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从政过程中所积累的人脉以及不俗的政绩，也将为其离开政府后的生活赢得更多资本。而社会对这些人的回馈，无论是舆论肯定，还是给予更多的机会，都在事实上激励着大多数政治家在从政的日子里克己奉公，从而为自己从容和更具成就感地进行“下一次漂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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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予社会大众正向激励。从社会心理学中的“替代强化”理论来讲，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奖惩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一般说来，看到他人获得成功，那么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动的倾向就会提高，而看到他人受到惩罚时，那一倾向就会降低。”(87)这恰恰说出了激励的秘诀：决定你希望的结果，只奖励那些会导致预期结果的事情。一个社会鼓励和注目的事情，往往能够良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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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手都要硬，法律惩罚与精神折磨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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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贿者重罚和重判，也是美国的一项历史经验。1898年，在圣路易斯市，一家地方铁路公司为获得在该市经营的特许权，向当地政客每人支付了3000～17500美元不等的贿赂，总共支付了约25万美元的贿赂款。案发后，该公司的发起人被判有罪，处5年监禁，该市的几位知名政客也落得同样下场。(88)这类处罚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慑作用，也使得行贿者意识到，如果要收买很多个人，就有很大可能被“泄密”，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重罚贿赂行为，反映出美国人对公共事务行贿和受贿者的极大厌恶和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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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很微妙的心理关系。对受贿对象而言，几千美元很可能满足不了他，或者他根本看不上这点钱，如果再有些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在里面，他完全可能有意无意地曝光此事，并且在事发之前将钱退回或上缴有关部门以洗白自己。这么一来，行贿者的风险就太大了，知道内情的人越多，就越可能暴露，而且其行贿金额肯定大于单个受贿者，罪责也自然是最大的。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就不会铤而走险，这等于是在事实上强化了分权的反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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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重拳打击行贿者的做法非常有效，由于行贿的风险倍增，企图行贿的人必然慎重考虑法律后果，这样，行贿者少了，受贿的毒瘤自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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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提出过制约腐败的三大因素：法律惩罚、职业或社会成本、精神折磨。而腐败的总成本取决于各种惩罚的力度及其可能性。(89)这也说明了惩罚在反腐中的重要性，并且应该多种形式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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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律惩罚是达摩克利斯之剑(90)的话，那么职业或社会成本就是让企图行贿受贿的人感到得不偿失的根本。对于公务员来说，由于自身有较好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往往没必要“涉险”贪腐，因为一旦暴露，不仅会面临法律惩罚，而且很可能会失去公职、身败名裂，高额的退休年金也将化为乌有。久而久之，公务员队伍就会形成“爱惜羽毛”的风气，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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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折磨也值得一提。由于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些面临贪腐诱惑或者刚刚坠入其间的人，会承受比较大的精神折磨——对于牢狱之灾的恐惧，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忧虑，以及可能会给家庭尤其是子女带来的打击，等等。这些都让人倍感煎熬，很多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就选择了“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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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大因素之外，竞争也是制约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坛充满了竞争：总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争暗斗、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政治角逐，都使得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避免因贪腐问题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这种竞争在格兰特时期的腐败问题曝光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此之后，政治家们都在尽力避免被政敌和其他党派揪住腐败的嫌疑，防止公信力受到损害。在这个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媒体经常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被某一方巧妙利用，2013年流行的美剧《纸牌屋》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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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的信用竞争，也可收到很好的反腐效果。在美国城市腐败高发的后期，城市之间的竞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一方面，政府或高官的腐败作为会严重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导致城市招商引资等出现大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腐败和低效，在影响其城市信用的同时，事实上反衬出其他城市的廉洁和高效，那么这些相对廉洁的城市的信用就会上升，自然就会引来更多的投资，其中很多都是从腐败城市迁移出去或原本考虑在那里落脚的投资者。这反过来会对腐败、信用低下的城市产生极大的冲击，压缩其腐败空间，也会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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