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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予社会大众正向激励。从社会心理学中的“替代强化”理论来讲，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奖惩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一般说来，看到他人获得成功，那么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动的倾向就会提高，而看到他人受到惩罚时，那一倾向就会降低。”(87)这恰恰说出了激励的秘诀：决定你希望的结果，只奖励那些会导致预期结果的事情。一个社会鼓励和注目的事情，往往能够良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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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手都要硬，法律惩罚与精神折磨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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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贿者重罚和重判，也是美国的一项历史经验。1898年，在圣路易斯市，一家地方铁路公司为获得在该市经营的特许权，向当地政客每人支付了3000～17500美元不等的贿赂，总共支付了约25万美元的贿赂款。案发后，该公司的发起人被判有罪，处5年监禁，该市的几位知名政客也落得同样下场。(88)这类处罚起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慑作用，也使得行贿者意识到，如果要收买很多个人，就有很大可能被“泄密”，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重罚贿赂行为，反映出美国人对公共事务行贿和受贿者的极大厌恶和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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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很微妙的心理关系。对受贿对象而言，几千美元很可能满足不了他，或者他根本看不上这点钱，如果再有些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在里面，他完全可能有意无意地曝光此事，并且在事发之前将钱退回或上缴有关部门以洗白自己。这么一来，行贿者的风险就太大了，知道内情的人越多，就越可能暴露，而且其行贿金额肯定大于单个受贿者，罪责也自然是最大的。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就不会铤而走险，这等于是在事实上强化了分权的反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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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重拳打击行贿者的做法非常有效，由于行贿的风险倍增，企图行贿的人必然慎重考虑法律后果，这样，行贿者少了，受贿的毒瘤自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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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提出过制约腐败的三大因素：法律惩罚、职业或社会成本、精神折磨。而腐败的总成本取决于各种惩罚的力度及其可能性。(89)这也说明了惩罚在反腐中的重要性，并且应该多种形式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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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律惩罚是达摩克利斯之剑(90)的话，那么职业或社会成本就是让企图行贿受贿的人感到得不偿失的根本。对于公务员来说，由于自身有较好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往往没必要“涉险”贪腐，因为一旦暴露，不仅会面临法律惩罚，而且很可能会失去公职、身败名裂，高额的退休年金也将化为乌有。久而久之，公务员队伍就会形成“爱惜羽毛”的风气，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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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折磨也值得一提。由于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些面临贪腐诱惑或者刚刚坠入其间的人，会承受比较大的精神折磨——对于牢狱之灾的恐惧，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忧虑，以及可能会给家庭尤其是子女带来的打击，等等。这些都让人倍感煎熬，很多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就选择了“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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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大因素之外，竞争也是制约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坛充满了竞争：总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争暗斗、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政治角逐，都使得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避免因贪腐问题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党派利益。这种竞争在格兰特时期的腐败问题曝光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此之后，政治家们都在尽力避免被政敌和其他党派揪住腐败的嫌疑，防止公信力受到损害。在这个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媒体经常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被某一方巧妙利用，2013年流行的美剧《纸牌屋》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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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的信用竞争，也可收到很好的反腐效果。在美国城市腐败高发的后期，城市之间的竞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一方面，政府或高官的腐败作为会严重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导致城市招商引资等出现大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腐败和低效，在影响其城市信用的同时，事实上反衬出其他城市的廉洁和高效，那么这些相对廉洁的城市的信用就会上升，自然就会引来更多的投资，其中很多都是从腐败城市迁移出去或原本考虑在那里落脚的投资者。这反过来会对腐败、信用低下的城市产生极大的冲击，压缩其腐败空间，也会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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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城镇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反腐的作用。在1930年以前，美国人如果想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就要留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城市。但在此后，随着郊区和小城镇公共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那里的交通越发便利、水电设施越发齐全，中心城市的优越性便日渐降低，其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流向乡镇和小城市，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心城市的腐败水平得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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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进步时代的制度反腐效果明显。从镀金时代的贿赂横行，到此后腐败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非主流问题，都可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反腐需要领导者的魄力，需要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和支持，更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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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制度腐败的概念》，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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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美国经济学家，对公共建设工程的腐败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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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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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79、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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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1869—1877年任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位从美国军事院校（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人总统、第一位两度易名的总统、第一位远涉重洋访问非洲和亚洲的卸任总统，曾到过中国。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试图三次连任的总统，但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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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丽贝卡·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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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3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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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保罗·F·博勒：《四十任美国总统轶事趣闻》，24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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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美］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第2卷，584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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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曾成功实行苏伊士运河计划的法国人费迪南·雷赛布，为实现其巴拿马运河计划，向美国海军部部长理查德·汤普森提供了2.5万美元的“薪水”，希望他能主持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旨在打消美国人的担心的游说机构，而此前海斯总统明令禁止政府中人参与此事。这件事情在纸上谈兵阶段暴露了，结果巴拿马运河计划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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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迈克尔·克里根：《白宫是黑的》，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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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兰特的政敌发明了“格兰特主义”（Grantism）这个词，用以形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横行，最早出现在1872年5月31日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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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金融家和铁路大王，被称作“华尔街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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