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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听证会相互呼应的，是预算展览。1908年10月5日，纽约市举办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预算展览，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展览描绘了纽约市新的政治蓝图，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到城市预算的方方面面，有7万人参观了展览，超过100万人从报纸了解到情况，激发了更多的人反对政府中的浪费和腐败。此后几年的展览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不断刷新纪录，1910年的展览吸引了80多万人参观，并吸引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力。(73)此后，各个城市都纷纷以纽约为榜样，举办各自的预算展览，预算公开也逐渐在全美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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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展览不仅达到了控制政府浪费的目的，也促使市民对政府工作形成了普遍认同。此前有很多人担心预算展览及预算公开会影响市政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市民对市政发展前景及细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预算宣传促进了市政扩张，同时也减少了诸多实施过程中的阻碍。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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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这种以预算公开为代表的财务公开，催生了新型城市领导人的出现。与以往习惯于暗箱操作的领导者不同，阳光施政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并且要善于说服民众和各界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不仅有利于施政的科学性，而且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市长由热心公益事业和具有管理经验的精英出任，美国的城市面貌由此得以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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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开特别是预算公开，还激活了两个重要领域：智库和游说业。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预算改革政治奠定了现代智库的基础：某些政策虽然看似客观，实际上却是由企业资助的专家在信息垄断的基础上起草的。(74)为了更好地影响民意、专家和政府，游说业也在美国兴起，本已初见雏形的各种利益集团开始更加活跃地介入各项政策的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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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稀释审批权，防止“一支笔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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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情况下，腐败都与自由裁量权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一是工程预算和招投标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二是用人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将政府资产转移给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权，或多或少体现在地方及内阁部委领导人的“一支笔”上，权力高度集中，很难不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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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腐败曾经将很多地方领导拉下水，事实证明，市政建设审批权划归议会所有是遏制工程腐败的好办法。尽管承包商在贿赂政府主管领导后也可能贿赂议员，但这不仅会导致“成本”倍增，而且还有被举报和“泄密”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收买一个人时，他可能守口如瓶，但要收买几十、上百人时，就不能排除有人因为不满行贿金额、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自身正直的品格而“泄密”，以致东窗事发。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开国者在设计权力构架时，才会将预算审批权留给众议院而不是任由总统及白宫“一支笔”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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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圣贤，难保“一支笔”下没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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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美国的教训表明，一旦地方政治家获得了单方面规制公用事业费率的权力，他们就会滥用这种权力来赢取选举或向私人公用事业公司榨取贿赂。这就提高了私人公用事业的经营成本，从而抑制其未来的发展。(75)其实，对于公用事业的规制，私人公司也是非常忧虑的，芝加哥市人民煤气照明焦化公司的一位高管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做证时，曾呼吁道：“实施城市规制，实际上是把规制托付给了一群热衷于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裁决之人。纵使他们自命公正，但却不能约束自己从中渔利……任命一个委员会吧，一个由州长任命的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账簿和调查账目，让它来制定费率。”(76)这一呼声既反映了私人公司的不满和担忧，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即由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州政府来监督和制约市政当局。一般说来，独立于市政当局的委员会对它的监督可以更超脱和有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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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件常常改变历史。就在各地争议市政委员会做法的利弊时，1900年9月的一场毁灭性的飓风席卷了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无意中促成了市政委员会制的出台。这是美国遭遇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超过6000人遇难，得克萨斯州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州立法机构任命了五位委员在紧急状态期间对城市进行管理。这种新的理念迅速扩展到休斯敦、达拉斯、奥克兰、丹佛、布法罗等城市，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四百多个城市接受了市政委员会作为市政组织形式。(77)尽管很多大城市并没有实行这种市政委员会制度，但这一市政改革已然表现出它的进步性，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城市腐败，而且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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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的1872年特威德集团的曝光，也给美国城市反腐以巨大的推动。人们开始尝试着限制和削弱市长的权力，将决策权分配给三个相互交叉的局际委员会和审计部门，从而使受少数人操控的政府难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一个抵制腐败的现代政府雏形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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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中，芝加哥走得更远一些，“芝加哥道路”也为进步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当一些地方政府继续将权力集中在市长手中时，芝加哥的改革派却考虑要不断地削减市长的权力，直到他成为一个无法一手遮天的首脑，还要不断地将他的权力分散给直接代表民众的市政委员，而那些市政委员年年都在变动。(78)这一制度创新的关键词是“分权”和“年年变动”。前者尽可能地将市长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后者则最大限度地保证市政委员的“流水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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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一些事务的垂直管理，也有助于防范城市腐败，这一点在市政所有权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耐人寻味。由于公用事业的资产寿命都比较长，在完全折旧之前，往往能存续长达50～100年，而地方政治家则有任期限制和选举考虑，居民也很有可能在此期间迁移，因而，当面临公共服务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与短期的直接利益之间的选择时，政治家无不选择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公用事业的投融资决策交给联邦政府控制，或者设立不受选举周期影响的监督机构，就可以将靠牺牲资本存量的长期可靠性来换取短期利益的激励降至最低程度。”(79)这意味着，对于各地方的重要的公用事业安排，联邦政府具有决定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地方利益而导致的政治腐败，也有效遏制了企业收买地方政府的经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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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官制度改革与新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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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腐败的经验表明，政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腐败的存废。如何构建一个好政府，是现代决策者面临的挑战。美国从1870年后开始实施制度反腐，到1910年左右取得较大成果，用了40年的时间。这也说明了反腐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不能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经验表明：（1）地方政治家和精英与民众利益的结合非常重要。（2）健全且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抑制腐败和提高政府绩效。（3）建立一套防治腐败的机制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80)而在所有机制中，文官制度改革及其所倡导的新政治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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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官所指的对象是：除选举产生的官员，需经议院同意而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一般工人及军官以外的所有政府文职人员。从安德鲁·杰克逊(81)时期开始，美国文官的任命逐步坠入“政党分肥制”的套子中，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员往往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官员素质普遍低下，施政能力也为精英人物所不屑，这一点在镀金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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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这些弊端，美国于1883年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82)，对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对文官的录用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取；考试项目有笔试、口试、经历评定、实地操作等。（2）定期考核，按能力和政绩大小予以升降奖惩。（3）文官常任，不与执政党共进退。文官终身任职，非犯大错不能解雇。对文官惩处必须有充足理由。（4）文官在政治上中立，可以是某党党员，但不能参加党派性的政治活动。（5）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6）设立总统直辖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官考试以保证其正确、统一和公正，防止出现舞弊现象。尽管法案仅覆盖了11％的联邦雇员，但它却为美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开了好头，尤其是超党派的三人委员会的设立，为后几十年的文官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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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颇为令人意外，因为阿瑟(84)总统此前被视为“政党分肥制”的受益者，但他却在任内十分坚决地推进了文官制度改革，对此前格兰特时期甚嚣尘上的腐败进行了规制。这也给他带来了积极的社会评价。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芝加哥每日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可以称之为“民意测验”的调查，调查结果占去了整整15栏，让阿瑟感到欣慰和有些惊奇的是，美国社会对他的执政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其中文官制度改革是关键所在。(85)而文官制度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得到了最有力的执行，不称职的人过得战战兢兢，罗斯福总统的一大政绩便是“在他任期结束之时，功绩制开始取代政党分肥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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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官制度的必要补充，美国政府还敢于大胆使用人才，从社会各领域精英中选拔干才出任政府高官。其中有律师、教授、记者，也有企业高管。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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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彼得原理”，即如果让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一级级地爬上来，可能没过多久就会深陷在不胜任的层级中不能自拔，或者在长年的打磨和等待中失去政治家所必需的霸气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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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阅历和人脉，他们既容易适应政治角色，也容易打开局面，并且，他们与部门内的人没有太多个人恩怨和利益纠结，所以更能放开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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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有了相当的物质积累和成功经验，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抵御外来的诱惑，也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享受这段实现自我价值的政治生涯。这一点对反腐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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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人的物质需求，是反腐成败的关键。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等国的反腐经验都表明，让公务员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在退休后享有稳定的生活保障非常必要。在政府工作期间，公务员往往享有高出社会平均标准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退休后则拥有相应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而且还能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退休年金，足够退休后安居和旅游之用。但与此同时，公务员必须遵纪守法、安守本分，一旦徇私枉法，则不仅可能身陷牢狱之灾，而且有失去退休后的全部年金的危险，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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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他们在各自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都是成功人士，收入高，积累多，无须过多考虑收入问题，因而会一心将工作做好，并且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家底殷实，一般的贿赂很难打动他们。比如，对于一个身家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人，行贿者拿出几十、上百万，就算是上千万，在他看来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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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政治精英可以洒脱地看待在政坛的进退。由于他们有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仍能体面而富有活力地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从政过程中所积累的人脉以及不俗的政绩，也将为其离开政府后的生活赢得更多资本。而社会对这些人的回馈，无论是舆论肯定，还是给予更多的机会，都在事实上激励着大多数政治家在从政的日子里克己奉公，从而为自己从容和更具成就感地进行“下一次漂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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