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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榜样也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在镀金时代，崛起的工业家往往是这种形象：为巨大成功而大肆浪费，诱惑很多而约束很少，行为粗俗却也精明强干，富有进取心但也贪得无厌，善于抓住机会，不惜打破一切底线，对行贿收买轻车熟路。(27)不择手段是这些人的标识。他们坦言：“如果破费才能促成正当之事，则破费就是唯一的正当手段。”(28)而为了争取时间，直接贿赂法官和公务人员则成为习惯性做法。他们不仅将很多公务人员拉下了水，也成了青年人的“榜样”，在获取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污染着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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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后，美国的商界开始热衷于探讨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问题，这也使得做事不择手段、剥削工人毫不留情的做法有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论依据”。老洛克菲勒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企业的壮大仅仅是适者生存的功绩……这是自然的律法和上帝的旨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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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老罗斯福之前，几位美国总统都没有为改变这种风气在政策层面上做太多努力，但他们所共同支持的一件事情却间接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化，那就是重视教育。由于公共教育广泛开展，科学、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一切大门都向几乎所有人打开了，这为那些有理想、有干劲的青年铺垫出一条改变命运之路。与此前的那些依靠原始积累和借助行贿、钻法律空子致富的暴发户们不同，他们走的是依靠聪明才智和勤奋致富的路子。随着这样一代人的崛起，美国政坛、思想界及媒体涌现出一批改革者，而且，他们的成功及较高的个人素质和修养也将此前的暴发户比了下去，暴发户渐渐成了社会的笑料，新财富英雄则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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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的群体也在分化。与其他一些国家和时代的暴富者不同的是，从镀金时代迈向进步时代的相当一部分美国新富，有着更积极的追求，而不是仅限于炫耀财富。“在电话和快车发明前的闲暇日子里，即使缺乏古典文化训练的商人，也往往以知道书本中和精神上的某些事物为荣。”(30)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眼睛盯向了能够获得更多财富的领域，比如通过并购和垄断更有力地“钱生钱”，而另一部分人则加速了“进化”，将目光投向了慈善和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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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百万富翁们还没有大办慈善事业的意识，尽管后来的许多大慈善基金的财源都是1865—1900年间聚敛的，但这些基金会几乎都是1910年以后才成立的，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们那时不是老态龙钟就是早已过世，基金会事务多由其子女着手操办。促成这种财富观念改变的，正是时代风尚之变和联邦政府政策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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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的领导人，尤其是老罗斯福，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事实上，大规模企业时常让罗斯福有一种不祥之感，担心美国有一天会被他一直鄙视的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所奴役，出现一种“庸俗的财富所有者专制”(31)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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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 罗斯福“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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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在世纪之交遇到了一位真正能够把改革引上正轨的改革者。与以往的改革者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坚守的是国家主义的信念，他处理所有公共问题都是站在一个强劲的甚至有些极端的国家立场上的。并且，与克利夫兰等人不同的是，罗斯福很清楚，自己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改革者，就根本无法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他既不会做地方利益的代表，也不屑于成为特殊利益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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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意识到，要从联邦政府层面加强对大企业的控制，帮助州和地方政府摆脱大企业对它们的负面影响。而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州政府与私人企业的联系越少，它洁身自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履行合法有效的管理职能就更加“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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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罗斯福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表述：大公司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创造和保护了它们，因此，让它们与这些制度和谐共处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应该有权力检查大公司的运作。在不干涉各州权力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也应该获得监管经营跨州业务的公司的权力。令罗斯福痛心疾首的是，“政府控制的完全缺位导致了金融界和工业界中自然人和法人力量——或曰公司力量的惊人增长。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如此多的财富，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让取得这些财富的人掌控这么大的权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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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罗斯福欣慰的是，反垄断在美国具有文化基础。美国的反垄断热情可以追溯到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甚至更早，而这与农场主和小城镇企业主的文化有关——“有雄心，流动性大，有投机倾向，反对权威，崇尚平等主义，并且有竞争性”(33)。并且，在罗斯福上台之前，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已经在反托拉斯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法案的发起者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及其同僚认为，禁止并购和限制商业的法律，可以保障自由免遭腐蚀并维护独立思考政治生活的自由，这是民主政府的宝贵基石。(34)谢尔曼攻击垄断公司人为操纵价格欺骗消费者，进而威胁民主政府，这种认识与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反托拉斯理念颇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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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氛围也有助于罗斯福的反垄断努力。进入20世纪，托拉斯问题堪称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话题，不仅中低收入阶层反对垄断公司，中小型企业也大多不满市场垄断、自身生存空间狭窄的现状，一些思想家更是著书立说谈论垄断、市场、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并将政府责任提到了一定高度。在罗斯福之前，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许多州都成立了公用事业委员会，对本地的煤气、电力、交通公司进行管控和规制，这也为后来的全国性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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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合同”丑闻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反垄断意识。镀金时代，美国的船用装甲业务基本被伯利恒钢厂垄断。后来，能够确保提前得到机密招标文件的卡内基公司在1890年挤进这个领域。1893年，伯利恒钢厂和卡内基公司达成了一个船用装甲业务的市场份额协议，1895年，两个公司以每吨600美元的价格向政府出售产品，但伯利恒钢厂却同时以250美元的价格向俄国出售同样的产品。结果，1900年，它被另一个想进入这个行业的米德维勒钢铁公司举报了。讽刺的是，垄断没有因举报而消除，而是使三个公司开始联手做起了坑骗政府和海军的生意。(35)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看客，这些丑陋之举激起了社会的反感，也为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反垄断打下了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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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西奥多·罗斯福适时地举起了大棒，而北方证券公司成了罗斯福“第一把火”的燃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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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众多的托拉斯，罗斯福为什么要先打北方证券公司这只“老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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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罗斯福一早就注意到，人们对铁路垄断最为不满。在镀金时代，铁路大亨操纵市场价格，控制着木材、肉类、蔬菜、水果、羊毛、棉花的运输，还拥有巨大的货仓用以囤积谷物。面对居高不下的铁路运费，可怜的农户只能眼看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成为铁路大亨的囊中物。铁路垄断还为官商互利、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成为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格兰特时期最大的丑闻——动产信贷公司事件就是因铁路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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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一场围绕铁路收购的证券风暴为罗斯福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场证券风暴的主角是两位铁路大王：希尔和哈里曼。希尔拥有将近1/3的美国西北铁路网后，仍不满足，为吞并美国西北的全部铁路网，他开始在股票市场上收购相关铁路的股票，并把购得的大部分股票转售给华尔街最大的金融财团——摩根财团控制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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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引起了哈里曼的不满。哈里曼控制着西北部一半以上的铁路网，跟希尔是死对头。在摩根财团的对手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下，哈里曼大肆收购“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这引起了股价的剧烈波动，股价的急剧上涨助长了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人们纷纷抛售其他股票转买北太平洋的股票。转瞬之间，几乎所有其他证券价格都急速下跌，大量财富在这场铁路巨头之间的激战中灰飞烟灭，中小散户股民叫苦不迭，大骂“铁路强盗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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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两败俱伤，摩根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垄断计划——组建一个超级托拉斯“北方证券公司”，这样，铁路巨头们共同掌握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联合体，由垄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也将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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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证券公司的股票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投机家们纷纷出手，就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克·汉纳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抢购。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结束休假的参议院领导人回程搭乘的，就是经希尔和哈里曼签字的免费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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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超级垄断公司的计划显得赤裸裸而嚣张。这主要是因为有着此前数十年“成功经验”的寡头们，似乎认为没有谁真的能够奈何得了他们。他们已经呼风唤雨惯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政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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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更大的垄断设想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它恰恰遇到了一个对托拉斯充满警惕、对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十分不满的总统——年仅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司法部部长诺克斯的支持下，罗斯福决定把这一铁路托拉斯推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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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毕竟是有眼界的大政治家，他将这一垄断计划视为对国家经济秩序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这一观点早在他做纽约州州长时就已经形成。(36)在他看来，北方证券公司的出现只是一个先兆，它不仅能够垄断美国西北部所有的铁路，而且还可能完全控制全美的铁路，成为全国贸易和经济的桎梏。如果这一切成为现实，社会财富将加速集中到像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哈里曼这样的“强盗大王”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垄断最终将摧毁美国人最珍视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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